在这里它找不到包含于战争概念中的一切必然的东西，因而它就会失去它所以能够成立的一切根据。 虽然如此，不久就有了一条自然的出路。 军事行动中的缓和因素越多，或更确切地说，行动的动机越弱，行动就越消极被动，行动就越少，就越不需指导原则。 这样，整个军事艺术就只不过是小心谨慎，它的主要任务就在于使摇摆不定的均势不致突然发生对自己不利的变化，使得半真半假的战争不至于变成真正的战争。
二 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是在战争的性质与个人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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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的利益相对立的情况下进行探讨的，有时我们从这一方面，有时从另一方面进行探讨，以免会忽视这两个对立着的因素的任何一个，这种对立的根源还存在于人的本身，因此，通过哲学的思考是不能解决的。 我们现在，想寻找这些矛盾着的因素在实际生活中由于部分地相互抵消而结成的统一体。 假如不是有必要明确地指出这些矛盾和分别考察各个不同的因素，我们本来在一开始就能谈这种统一体。 这种统一体是这样一个概念：战争假如不过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而。。 。 。 。 。 。 。 。 。 。 。 。 。 。 。 。 。决不是什么可以独立的东西。。。 。 。 。 。 。 。 。 。 。 。人们当然都知道，战争仅仅是由政府与政府、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政治交往引起的。可是，人们通常作这样的想象：似乎战争一爆发，政治交往即告中断，就出现一种只会受本身规律支配的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反，我们却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外一种手段来继续。我们所以说用另外一种手段，就是为了要同时指出，这种政治交往并不因战争而中断，也不因为战争而变成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无论使用怎么样的手段，政治交往实质上仍是继续存在的；而且，战争事件所遵循并受其约束的主要路线，只会是贯穿整个战争直到媾和为止的政治交往的轮廓。难道还可作其他的设想吗？难道随着外交文书的中断，人民之间和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就中断了吗？难道战争不正好是表达它们的思想的另一种文字和语言吗？战争当然有它自己的语法，可是它并没有自己的逻辑。因此，决不能使战争离开政治交往。 假如离开政治交往来考察战争，那么，它就会割断构成关系的一切线索，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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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一种毫无意义和毫无目的的东西。当战争甚至是彻底的战争，完全是敌对感情这个要素的不受限制的发泄时，也必须这样看问题，因为所有那些作为战争的基础的和决定战争的主要方向的因素，像我在第一篇第一章中所列举的：自己的力量、敌人的力量、双方的同盟者、双方的人民和政府的特点等，不是也都带有政治的性质吗？它们不是都同整个政治交往紧密结合而不可分的吗？现实战争同时并不像战争的概念所规定的那样，是一种趋向于极端的努力，而是一种本身有矛盾的不彻底的东西；这样的战争是不太可能服从其本身的规律的，必须把它看作是另外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这个整体就是政治；假如我们再考虑到这些，那么就更必须像上面那样看问题了。政治在使用战争时，总是不管那些产生于战争性质的严密的结论的，它极少考虑最终的可能性，而只以最直接的概然性作为依据。倘若整个行动因而出现了大量的不确实性，以致变成一种赌博，那么，每个政府的政治就都想在这场赌博中，用机智和锐敏的眼力超胜过敌人。这样一来，政治就把战争这个摧毁一切的要素变成了一种单纯的工具，把要用双手和全身气力才能举起作致命一击的可怕的战刀，变成一把轻便的剑，有时甚至于变成比赛用的剑，政治可以用这把剑交替地进行冲刺、虚刺与防刺。这样一来，战争就使秉性胆怯的人所陷入的矛盾自行解决了，倘若这可以算作是一种解决的话。既然战争从属于政治，那么，战争就会带有政治所具有的特性。 政治越是宏伟而有力，战争也就越宏伟而有力，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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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可能会达到其绝对形态的高度。所以，当我们这样看待战争时，不但没有必要去忽视这种具有绝对形态的战争，而且相反地还应该经常不断地考虑到它。只有依据这样的看法，战争才又成为一个统一体，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所有的战争看作是同一类的事物，而且。。 。 。只有这样，在判断时才会有一个正确而恰当的立足点及观点，而这种立足点和观点是我们制订和评价大的计划时所应当依据的。当然，政治因素并不能深入地渗透到战争的每个细节部分，配置骑哨和派遣巡逻哨，是不需要以政治上的考虑作依据的。 可是，政治因素对制订整个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甚至往往对制订会战计划，却有决定性影响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在一开始就急于提出这个观点。 在研究着个别问题时，这个观点不但对我们用处不大，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可是在制订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时，它却是不可缺少的。一般地说来，在生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准确地找出理解和判断事物所必须依据的观点并坚持这一观点，因为只有从一个观点出发，我们才会对大量的现象有统一的理解，而且也只有观点的统一，我们才不致陷入矛盾。所以，既然制订战争计划时不能有两个或更多的观察事物的观点，譬如忽而根据军人的观点，忽而根据行政长官的观点，忽而根据政治家的观点等，那么，我们就要问：其他一切都必须服从的是否必然就是政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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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探讨问题的前提是：政治在它本身中集中与协调内政的一切利益，也集中和协调个人的一切利益和哲学思考所能提出的一切其他利益；因为政治本身不是别的，它无非是这一切利益的代表。 至于政治有时也会具有错误的方向，会主要地为统治者的野心、私利和虚荣服务，这不是这里想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军事艺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作为政治的导师。 我们在这里只能够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因此，现在的问题仅是：在制订战争计划时，是政治观点应让位于纯粹的军事观点（假设这种观点可以想象的话）
，即政治观点完全地消失或从属于纯粹的军事观点，还是政治观点仍是主导的，而军事观点应从属于它。只有在战争是单纯由敌对感情引起的殊死斗争的情况下，才能设想政治观点会随着战争的爆发而消失。 这样，正像我们上面说过的那样，现实战争无非是政治本身的表现。使政治观点从属于军事观点，那是荒谬的，因为战争正是由政治产生的。政治是头脑，战争只是工具，不可能是相反的。因此，也只能是军事观点从属于政治观点。我们想一想现实战争的性质，回忆一下在本篇第三章中已讲过的，我们首先应该根据由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 。 。 。 。 。 。 。 。 。 。 。 。 。 。 。 。 。 。 。战争的特点与主要轮廓的概然性来认识每次战争，而且时常。。 。 。 。 。 。 。 。 。 。 。 。 。 。 。 。 。 。 。 。——在今天，甚至我们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必须把。。 。 。 。 。 。战争看成是一个各个部分不能分离的有机的整体，也就是说，各个部分的活动都必须汇集到整体中去，并从整体这个观念出发。 这样我们，就会完全确信和明白，借以来确定战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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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路线和指导战争的最高观点不能是别的，只会是政治观点。制订的战争计划从这一观点出发，就会像一个铸件那样完整，对它的理解与评价就比较容易与合乎情理，它的说服力就比较强，它所依据的理由就比较充分，历史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从这一观点出发，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之间的冲突就至少不会再是由事物的性质决定的，所以，如果出现了这种冲突，也只能认为正是由于人的认识能力不完善的缘故。 如果政治向战争提出战争所不能实现的要求，那么它就违背了政治应该了解它想使用的工具这一前提，也就是违背了一个应有而不可缺少的前提。 倘若政治能正确地判断战争事件的进程，那么，确定什么样的战争事件和战争事件的什么样的方向是与战争目标相适应的，就全是而且只能是政治的事情。简而言之，军事艺术在它最高的领域内就变成了政治，当然不是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依据这一观点，对一个大规模的战争事件或者它的计划进行纯军事的评价是不能容许的，甚至是有害的。 在制订战。。 。 。 。 。争计划时向军人咨询，如有些政府常做的那样，让他们从纯。
军事观点来判断，那确实是荒谬的。 而有些理论家要求把现。。在有的战争手段交给统帅，要统帅根据手段制订一个纯军事的战争计划或战局计划，那就更加荒谬了。 一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今天的军事尽管非常复杂，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战争的最主要轮廓仍始终是由政府决定的，用专门的术语来说，只不过是由政治当局，而不是由军事当局决定的。这全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倘若对政治关系没有透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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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是不可能制订出战争所需要的主要计划来的。 当人们说政治对作战的有害影响时（人们是常常这样说的）
，实际上他们所说的完全不是他们想要说的意思，他们指责的其实并不是政治于作战的影响，而是政治本身。如果政治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政治同它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政治就其本身的意图来说就只会对战争发生有利的影响。 当这种影响同目标不一致时，其原因只能到政治的错误中去寻找了。只有当政治期望从某些战争手段和措施中得到同它们的性质不相符合因而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时，政治才会通过它的决定对战争发生有害的影响。 正如一个人用不十分熟练的语言有时不能正确地表达思想一样，政治也常会作出不符合自己本来意图的决定。这种情况经常地发生，于是人们就感觉到了进行政治交往时必须对军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我们在继续论述以前，必须防止一种十分容易产生的错误的理解。我们决不认为，当君主本人不亲自掌握内阁时，一个埋头于公文的国防大臣，或一个学识渊博的军事工程师，或甚至一个能征善战的军人就因此能成为杰出的首相。 换句话说，我们决不认为，熟悉军事是首相的主要素质。 伟大而出众的头脑、坚强的性格，这些才是他的主要的素质。 至于军事知识，是可以用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很好地予以弥补的。法国的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再没有比贝利耳兄弟与舒瓦瑟耳公爵当权时更糟的了，这三个人尽管都是优秀的军人。要使一次战争完全同政治意图相符合，而政治又完全同战争手段相适应，倘若没有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的统帅，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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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就只有一个好办法，只好使最高统帅成为内阁的成员，以便内阁能参与统帅的主要活动。 可是，只有当内阁即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