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道会、祭礼仪式与伦理教育。这些民间流派的影响通过帝后妃嫔等出身平民的人物直达汉朝宫廷。黄巾起义开始前几年已引进了黄老的祭礼，而道教则以政治学说的面貌出现。其目标是要达到社会的完全和谐，“太平”一词指的就是这种和谐状况。
因此不能认为汉代儒家已占有崇高地位，也不能不指出当时思想文化生活的折中性。
第三部分 22。谶纬大兴
最值得注意之点是：这个时代的全部思想都渗透着五行繁琐哲学。据此，秦代与其续后朝代之间并无断裂现象而是一脉相承。如果可以说经典研究及儒学的更新，则这种更新是在阴阳学说影响下进行的，因而情况非常独特。
事实上，五行繁琐哲学曾作为重新解释经典的基础。这类古籍由口头传说保留下来，自公元前2世纪起再度面世。这个新的注释学派的奠基人为董仲舒（约于公元前175—前105年），其主要著作是《春秋繁露》，该书包含《鲁史》（《春秋》）解说、公羊注疏以及作者本人的学说，但董仲舒主要借鉴的是阴阳五行繁琐哲学；阴阳五行为宇宙之基点，是道德、社会、政治秩序的本源。
汉代人认为，远古经典是卓越智者的高超之作，内中该包含玄秘的学问，其解诂只能全靠专门家的学派，他们将其暗含意义辗转世代相传。自邹衍以来，天命论大行其道，本是一种神秘之学，倒适应了概括与作总体解释（似乎是该时代的特征）的需要，也符合解诂经典的迫切要求。这些因其过简而往往十分晦涩的文献何以最早作为预言集编成，又何以西汉时代谶纬之书大量涌现就不难理解。谶纬书载有大量关于数目、吉凶预测、天地关系（“分野”）、历史事件、朝代更替等问题的思辨。谶纬书十分重视天地象征图，其中最著名的有《洛书》，传说由神龟献给禹帝；还有《河图》，由黄河之龙马带给神话君主伏羲。据此两图，曾写成两本重要的谶纬书（《河图纬》与《洛书纬》）。
盛行谶纬、预言，运用预兆为政治目的服务，这些现象至西汉末年（即约于公元初年）似乎达到最高峰。上述倾向对科学知识不无影响。当然，观察自然现象由来已久，但自公元前28年起，才系统记录太阳黑斑。这种记录对于当代天文学家而言亦不无意义。张衡创制的世界史上第一部地动仪也在汉代，即在公元132年。张衡设计的器械从理论上而言可以确定地震位置。地震被视为自然紊乱的征兆。据说，曾经测出过甘肃发生的地震。此外，汉代天文器械的发展亦甚为迅速：耿寿昌（约于公元前75—前49年）创制月行图并于公元前52年献与皇帝，公元124年张衡制造出浑天仪。浑天仪有赤道环、黄道环，带中央平面、水平面，132年还配上由漏壶控制的日转装置。
第三部分 23。繁琐哲学与当时现实的关系（1）
五行繁琐哲学真正控制一切思想，因而此哲学（起码其范畴及其基本对立）见于预言解释者、经典诠解者、道教传统思想家的著作中（公元前2世纪撰写的《淮南子》就是带有道教与神秘倾向的集子，内中充满五行繁琐哲学，一如董仲舒的著作），甚而也见于谴责神秘学说泛滥、指斥迷信盛行的人士的著述中。
有人或许提出疑问，这种哲学何以如此成功。这有可能是五行哲学自认为可以对宇宙作全面解释，而政治环境则促进其发展。随着皇朝建立，郡县代替了旧封邑，城邦主的祖传祭礼消亡，政权看来已无任何宗教基础，于是似乎感到需要借助于其要素取自于古老思想的神秘的天命论。这些要素则纳入可变的系统之中。例如有一学说阐述五德相继，新克旧者；另一学说则认为，每一“德”出自前一“德”。君主行为被视作天道之行，虽然这种看法符合远古传统，但在帝国时代却有着新的背景：法家立下的法律与规例已取得古代典礼的神奇的宗教效能。秦始皇本人自视为造物主，他强行以自己的准则统一度量衡，推行新文字，通过定立官爵等级与奖惩尺度去改变社会，从而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世界。
法家构想的体制曾作为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卓越工具。在占统治地位的阴阳学说影响下，此体制又加上了一层具有宗教色彩的神奇含义：刑罚为“凶”，恩赦为“吉”。君皇的责任在于将严与宽适度配合，使吉与凶不致因其过度而损害宇宙的和谐。作为天下之主的国君以及各县郡的官吏都是全面秩序的推动者与负责人。而秩序则表现在丰收、人和、无灾害、战祸、盗匪等方面。
学派之争与思潮对立
西汉时代经典传统与诠解学派繁多，可简单归结为两个主要对立流派。当时大部分注疏者以口头传下并用当代文字记载的文献为基础（“今文”），而汉朝之前用古文写成的复本亦已发掘出来。这种考古发现激发起一场争论，其意义远远超乎鉴别文献真假的问题。争论的影响至19世纪仍然有所反映。据某些人说，第一次大发现追溯到景帝（公元前156—前140年）时期，另一些人则认为，仅仅始于公元前93年。《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新文本在孔子旧居墙内被发现。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时期，孔圣人的后人孔安国第一个对新文本产生兴趣。据说，解读这类文献并非易事。但古文经学家似乎很快就会聚了举凡反对神秘解释、拒绝将古籍视为预言集的人士。看来今文学者在追随齐国的天命说与卜筮传统（邹衍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之一），而其对手则坚持先师故国鲁国的教化与典礼传统——而通常亦是唯理主义的传统。不过，新的流派很迟才形成。公元前51年两对立派代表在朝中进行辩论。这次辩论，董仲舒的学说取胜。西汉末年，古文经学家仍然显得异常孤立。刘歆（公元前32年？至公元23年）即如此。他是皇家书库总管，曾将皇朝统一前的古籍大量整理出来。当时，不仅同一文献有异文而产生歧见，而且论辩已触及学理内容不同的著述。因董仲舒重视公羊注鲁史①，而且此书有其神秘背景，《春秋公羊传》便成为今文的代表，而被认为是阐释鲁史的《左传》乃至《周礼》则是“古文”经学富有特色的著作。由于篡位的王莽曾厚待古文经学家，因此汉朝复辟时就对古文学者极为不利。但古文经学的规模不久即扩大起来，东汉著名注疏家即以古文文献为其研究基础。下面几人便是此种情况，如：贾逵（30—101年），他是《左传》、《周礼》、《国语》的注释家；马融（79—166年），他特别写下了关于三种注释的比较研究（《春秋三传异同说》）；著名的郑玄（127—200年），他曾注《毛诗》（《诗经》）、《仪礼》、《周礼》、《礼记》、《论语》、《尚书》。东汉时期今文传统唯一的重要代表是何休（129—182年），其著作乃《春秋公羊解诂》。但何休的学说受到郑玄驳斥。原先用古文编撰的文献到汉代以后尤其在南朝刘宋时期（420—479年）、梁代（502—557年，位于长江流域）以及隋朝时期（589—618年）高踞主流地位。“古文经学”的胜利导致汉代大量谶纬著述几乎完全消亡。到18—19世纪某些学者才想到要恢复被遗忘的传统，这一传统以董仲舒《春秋繁露》等著述以及何休的著作为代表。
第三部分 24。繁琐哲学与当时现实的关系（2）
可能因辨读古文经典而引起对碑铭文的新兴趣。中国第一部词典——许慎的《说文解字》，约于公元100年问世。因为《尔雅》不可能被视为名副其实的词典，它以百科辞书形式出现，含一系列注释，先于汉代成书，但日期未确。《说文解字》中分析相当古老的独体及合体文字，这种文字由李斯在汉皇朝统一之前订定，书中收9353字，分为540部。
西汉末年开始出现唯理主义倾向，大概与古文经学家表达的潮流密切相关。有如下的代表人物：扬雄，赋作者与《易经》专家；桓谭（公元初年），音乐家与博物学家；尤其是王充（27—97年），《论衡》的作者，《论衡》是批评当时迷信的巨著。这类作者大体未能摆脱当时的思维方式（感应体系、阴阳对应、天地对应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具备敏锐的逻辑推理意识，对理性解释有着强烈兴趣。王充异常热衷物理、生物、遗传等问题。虽然他有时借助古人权威，但他更乐意运用出自经验的根据。他竭力单靠自然的起因去解释各种现象。他也和桓谭一样，是个唯物主义者，否认人死后尚有何物：犹如火需要燃料，思想、意识、感觉离开肉体便无法存在。他批判当时十分崇仰的个人命运（“命”）的概念。他认为人的命运差异归因于三个独立因素：先天的身体与智力状况、环境与事变的偶然性、星宿对个人诞生的影响——后一点表明王充依然未摆脱其时代局限性。
经典研究鼎盛时期与汉末思想文化更新
东汉时代经典研究取得光辉成绩，出现杰出注释家，如曾著《三传异同说》（《公羊传》、《榖梁传》、《左氏传》）的马融（79—166年），以及经学大家郑玄（127—200年）。蔡邕（133—192年）订定的六经（“易”、“诗”、“书”、“春秋”、“礼”、“乐”）经文于175年刻于京城的石碑上。不久之后情况则不如先前顺利。经典研究与儒学很快进入漫长的衰退停滞时期，这个时期实际上持续到11世纪新道德哲学与玄学兴起为止。
汉末时政治社会危机已经促进新趋势出现，其标志是回复到战国时代的传统：庄老道家哲学、唯名论、墨家辩证法、法家学说。与公元前4—前3世纪一样，当时思想家似乎也分为两派，一派态度是独善其身，另一派则渴望强制秩序：一种选择的是无政府状态，另一种选择的是独裁专政。如王符（约于85—162年）的《潜夫论》就指斥当时政治风尚，批评商业、手工业占据了过分重要的位置。此书书题（“潜夫论”——隐士之说）正表明作者拒绝厕身于腐败社会。法家学说的新兴影响在书中有鲜明的反映。而崔寔（约于135—170年）的《政论》则坚决主张强化国家机器，其手段是通过运用严厉的法律，而不问理应的或事实上的特权。
汉末出现的新趋势到3—4世纪已获得充分发展，当时，行将支配中世纪中国整个思想的宗教大运动正开始形成。4—8世纪的中国是佛教文化的中国。
第三部分 25。作为政治探索与道德反省的历史学…
自各诸侯国开始编史以及出现第一批青铜铭文（公元前9—前8世纪）以来，修史传统慢慢发展，至公元前100年左右进行综合，出了司马迁（公元前135？—前93年？）的《史记》。司马迁是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继承其父司马谈的事业；利用前人已取得的成果，同时提供出第一个纪传体的长篇系列模式。此传统为后世继续发扬，一直传至满清帝国。司马迁承继各国编史精确的纪年构架（记朝代、年、月、日），从而使中国史学家的著作中自公元前841年首批记有日期的事件起一直至当代的情况都极其准确，令人赞叹。司马迁还承袭这一旧例，即对王朝的正式文件严格照录，一字不易。最后，他还充分运用纪事、逸闻、议论等艺术手段，这些技巧在战国时代的外交会晤与学派争论中已发展了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