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7年浙江，898年越，902年吴越，907年（此表显示，自9世纪末起，后来五代各国的实际独立已经取得。）开始时，节度使本人指定继任者——朝廷只是批准其选择，起码是力求运用权力去认可自己无法制止的事情——不久节度使的权力变成世袭。900年前后为第二阶段，独立的藩镇均取国名。再过几年，其首领竟径直僭取帝号建立皇朝。依次建都于开封的“五代”与瓜分旧唐帝国其余领土的“十国”，二者的唯一区别在于：开封政权在华北统辖领土较广，而且被认为是唐朝的承继者。
第五部分 16。10世纪的地区自治与经济发展
唐末中央政权的衰弱促进了地方主义倾向兴起，从藩镇演化出来的诸国往往相当于自然大区，四川的蜀国、广东的南汉、福建的闽国、湖南的楚国、浙江的吴越等等便都是这样。各藩镇的独立性使其有可能确定自己的自然方向，独立发展自己的经济，进行对外交往。993—995年王小波与李顺发动四川织锦工匠起义。若干历史学家认为，这一事件是自治主义运动，目的是在各州郡归附宋皇朝的时候延长四川的经济与政治独立。当时反叛的工匠受到开封地区织锦工场生产的威胁。自8世纪起，长江流域与沿海各州口岸都出现经济飞跃，看来此时并没有缓慢下来。福建的闽国，陆路与内地各省交通困难，通过发展海上联系，出口福建、浙江、安徽制造的丝织品与陶瓷产品而致富。广州的真正发展出现于10世纪初。长沙的楚国，丝绸布料生产大为增长，并向北方出口茶叶大获其利。四川、长江流域、南方沿海各省，看来10世纪都曾经历一个繁荣时代，延续到11—13世纪，直至被蒙古人征服为止（1273—1279年）；而北方则饱受战祸之苦，890—923年间不断受战争蹂躏。长安变成废墟，洛阳成了空城。自907年起取代唐皇朝的政权之所以将京城东移，甚至建于大运河出口处，也就不难理解。北方军队乏人，有时竟至全体男子都要入伍，不论年龄如何。当逃兵的人为数众多（为避免这点竟给士兵刻上烙印），开小差一直是个严重问题，至10世纪末依然一样。为了要淹没敌占土地，曾经人为决堤，河堤已失去牢靠性。931年，堤围崩溃，引起一场巨大灾难。此外，契丹的攻击也造成普遍不安，致使建都于开封的政权岌岌可危。契丹是突厥蒙古人，其地区位于北京的北面。
第五部分 17。结束语：新世界的曙光
若干出现于唐代期间乃至唐代末期的新现象，行将深刻改变华夏世界的面貌。7世纪时，中国接受了中世纪北方的社会传统与政治传统，承袭六朝时代的文学遗产与艺术遗产。而宋代中国却与7世纪迥然不同，从未来变化的端倪便可以将其面貌勾勒出来。
主要变化之点有：
1。西北旧贵族衰落以至后来消失，广而言之，7—8世纪旧领导阶层被淘汰：宋代社会是由新人组成的社会，与唐代前期的贵族或学士大家庭毫无血缘关系。
2。9—10世纪成立的以雇佣兵组成的职业军队，后来完全代替秦汉以来传统的征募队伍。由此而带来政权的新基础：国君不靠将其拥上帝位的豪强家族支持，而是以忠实于其本人的精锐部队为核心。
3。税制改变，表面上无甚影响，但效果极为重要。自古代末期以来，国家主要税收以人及其劳力为对象，于是不得不分配土地与限制地产，而780年杨炎的改革（因人口流动与监督困难而非改革不可）终于导致将税收转向耕地面积，由此而强化财产概念，与传统大相径庭。任用雇佣军，虽然可从某些政治局势加以解释，但也与国家放松对个人的控制密切相关。
4。无法取道中亚——尤因佛教衰落之故——自10世纪初起，游牧部族势力复兴，终于形成诸汉化大国，此类事例前所未有。北方边境的关闭导致政治与经济重心往东及东南方向转移。这种现象因长江下游地区发展愈发加速而更为鲜明突出。7世纪时，中国面向亚洲内陆，与之相反，自唐代中叶起，中国已经转向海洋。
5。长江下游地区农业、商业、城市大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水稻种植进步；紧密联系长江流域、四川地区、中国北方的商业新渠道发展起来（有茶、盐以及向北方军队供应粮草等）；商业新技术出现（可流通的存款证据成为钞票的前身）。在此背景下，国家专营机构助长了大商人新阶层的兴起，不过这个阶层不可能脱离政府的控制。
6。出现一种新技术——文图兼备的木版印刷。它导致知识的急遽广泛传播，从而扩大了执政阶层的社会基础，此外还带来一种用文字而非用口头传播的大众文学。第三章从对世界开放到回溯经典传统之源7—10世纪的思想史与同时期的政治演变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中国7—8世纪沿袭中世纪时代传统，将佛学研究与格律诗歌推到最高峰。当时遵奉3—6世纪的“美学”，革新不多，除了在史学领域出现早熟的研究活动。中国欢迎来自异国的事物，对亚洲大部分地区产生深刻影响。中国的威望无疑从来没有如此显赫。但自8世纪中叶起中国对外扩张收缩，从而引起如下反应：龟缩退却，对外来文化采取敌视态度，并回溯至中世纪之前华夏传统的源头。当时还是倾向问题，但在11世纪中国大“复兴”时期，这种趋向便占了主导地位。
第五部分 18。中世纪文化的顶峰：史学与诗歌
南北朝时期（4—6世纪）的传统一直延续到隋、唐时代，直至8世纪中叶仍然居于支配地位。
文笔雕琢的四六文体与典雅诗体6世纪时盛行于长江流域地区，至唐初仍然有人从事于此；文学批评依旧基于对作品的纯美鉴赏。《文选》这部优秀诗文总集的一直引起重视足资证明这点。658年李善发表了自己著名的《文选注》，这些注释于719年收进《五臣注文选》中。与此同时，张彦远编集自晋至841年有关对371位画家与书法家的评述，名《历代名画记》，这部著作承继了南朝画评著作的传统。
唐代是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格律诗遵循严格规则，讲究声调与韵脚交替。这时期的诗歌吸收了悠长传统所形成的丰富遗产：从汉代朴素动人的抒情诗直至南朝末年绮靡颓废的诗作。但新鲜空气也吹进中国，使灵感之源获得更新。当时中国向草原地区与中亚绿洲开放，向遥远的文明开放，就社会角度而言，与外界隔绝状况愈来愈减少。诗歌已不再是孤高贵族的独占物，南朝时期的情况却一直这样。科举制度获得效果：自7世纪末起，促进社会新阶层的兴起。当时的观念是，只有掌握诗歌文化，才能成为完人。这种观念，我们虽觉离奇，但却与唐代华夏世界的道德与实际情况相符。据此便在最高级的取仕试中设立诗歌科目。7—10世纪，诗歌文学形式有惊人发展，大概与这种措施不无关系。同时，君主的资助以及歌伎阶层所起的重要作用，亦不可忽视不提——唐玄宗（712—756年）既是诗人、音乐家，又是演员。而长安的纨绔少年以及应官试的书生都经常出入于歌伎院。
第三章从对世界开放到回溯经典传统之源中国社会史18世纪初唐代部分优秀诗作汇集成《全唐诗》（1705年）问世，书中共收2300位诗人的48900篇诗作。这里且提一下其中若干伟大名字：唐初的陈子昂（661—702年）、宋之问（大约终于713年）、沈佺期（大约终于713年）；玄宗光辉时代以及肃宗时期的孟浩然（689—740年）、王昌龄（？—756年）、王维（701？—761年）、李白（701—762年）、高适（约于702—765年）、杜甫（712—770年）；9世纪上半叶的白居易（772—846年）及其友人元稹（779—831年），那时已显示出改革的新趋向；最后是杜牧（803—853年），人称“小杜”，以区别于其著名的前驱——伟大的杜甫，李商隐（约813—约858年）、温庭筠（812—870年？）。以上全是具有独创力与个性的诗人，他们同样反映自己所处的不同时代。
隋唐时代经典研究的局面，不如汉朝终结的混乱时代那么引人注目。孔颖达（574—648年）、颜师古（581—645年）所撰并于653年问世的《五经正义》实际上不过是前人注释的辑录，即取自孔安国（公元前2世纪末）、郑玄（127—200年）、杜预（222—284年）对《左传》的诠解，以及王弼（226—249年）对《易经》的解释。另一位古籍注家是陆元朗（陆德明，约于581—630年），其兴趣一直放在3—4世纪玄学派所推崇的著作上，他诠释了《老子》与《易经》。
反之，七、八世纪的史学却呈现新方向。唐初的编史工作获得大规模发展并且走上一条不久便受到揭露的危险道路：除了李延寿（生卒年不详）编撰的《北史》（645年）与《南史》（659年）之外，还有由修史官班子撰写的五部皇朝史，如：622—656年间完成《隋书》各卷；629年左右写就《梁书》与《陈书》；636年撰毕《周书》；645年《齐书》问世。这类汇编之作的机械性，编纂工作中受当局的监督，高层人士强加于作者的删略与歪曲，以及推敲与协调上的缺陷，凡此种种均招致8世纪初具有独立思想的评论家的批判。710年，刘知幾（661—721年）的《史通》问世，这是世界史学上第一部评史著作，标志着对史学与编史问题进行探讨的开端。11世纪这类研究大为发展，后来通向历史哲学之路，章学诚（1738—1801年）则是其代表人物，这令人联想起维科①与黑格尔。事实上刘知幾已预示着宋代历史学家与十七、十八世纪哲学家的诞生。这可从几方面来看：刘氏拒绝一切非理性解释（如将朝代更迭与五行交替联系），坚执在史著中只记述人文因素，认为必须要有关于城市、氏族、地区动植物等的专述。他关心准确记录言语乃至其表达方式（言语即人，保留人之个性特点），对经典著作持批评态度，首先关注的是客观性并且寻求历史真理的标准。
批评思想觉醒出现之时，新型历史著作亦问世，这与前者无疑是有关联的。新著顺应时代需要，符合对制度史的新关注，同时也显露对官方编史墨守成规的反感。这类著作是政治与历史的百科全书，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朝代范围，它包含的时期更为长远，从而可以指出各个阶段制度方面的变化。刘知幾之子刘秩的《政典》（740年）、杜佑（732—812年）的《通典》便是这样。后者是自古代至800年的政治制度史，内有关于美索不达米亚伊斯兰苦法大中心的记载。十一、十二世纪宋代的伟大史作便属于早期百科全书之列。
第五部分 19。中国佛教的顶峰（1）
6世纪末至9世纪中叶隋唐时代的中国，对于亚洲大部分居民来说，是佛教最光辉的中心，而佛教是世界性的宗教。中国的影响与其说归因于从朝鲜至伊朗的远征节节胜利，毋宁说归功于佛教。就日本与朝鲜而言，唐代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中国比印度近，而威望不亚于印度，因其有遗迹、传说、宝殿、著名朝圣地、杰出大师等等之故。文殊师利菩萨出现于五台山（山西东北部），普贤跨象出没于四川峨眉山的云雾处……隋唐时代，佛教已成为华夏世界文明、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可分割部分。寺院是俗文化与教会文化、汉文化与佛教文化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