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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部门提出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时，把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统统称为私方人员，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这个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当前应明确他们本来的劳动者成分。
文件下达后，温州市委、市革委会决定撤销〃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文件，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肃清流毒，为所有受迫害被牵连的干部、群众平反，恢复名誉。入狱四年多之后，叶笃木被〃无罪〃释放。他当场热泪盈眶，厄运之后真的等到了春天。历史的细账早已无法清算和补偿，可毕竟人生重新开始。
叶笃木的早年经历，带有明显的温商特色，极具中国第一代个体户的典型性：12岁痛丧双亲，15岁投奔表舅颇有名气的美康服装行老板。寄人篱下且早熟的叶笃木深知自己处境尴尬，学徒期间格外努力。当别的师兄弟每月仅拿十几元工钱时，他已能挣到百元，甚至更多。这份认真与勤奋不仅赢得了表舅的器重，也为他带来了一段佳缘表舅的堂侄女，即叶的表妹嫁给了他。
〃文革〃初期之前，叶笃木请来两位师兄弟晚上加班赶制服装。第一个星期三人挣了90多元，每人分得30元。这30元成为他〃办地下工厂〃的如山铁证。公判大会接连而至，最终叶笃木被判劳教五年。其妻怀有身孕，因而暂时得以〃宽大〃处理，但产后不久仍被下放农村大队，罚插秧三个月。
很多时候，小人物们的心理脆弱超出了人们对草根一族所期望的承受力。他们可以承受一切苦难，却无法对一次历史〃错判〃释怀，同时又缺乏对宏观局势准确的判断力，以至于成了惊弓之鸟。所以，即使前方是一马平川，有无数人热情鼓励他们，他们再不敢放开大步向前。
出狱后，叶笃木重操旧业。年过半百的他承包了一乡镇厂的裁板车间，一直做到1999年。因为有过这么一段不寻常的人生磨难，叶笃木的内心深处曾充满着恐惧和不安。怕政策有变，谨慎的他在日后不惜重金将子女悉数送往国外。
政府管制在一步步中有了松动的迹象。9月15日，浙江省批准开放温州农副产品市场，允许三类农副产品上市交易。
这一政策决定看似宏观，却又具体。宏观上，市场这样的字眼，在改革开放第二年，还没有很清晰地被鉴定。自下而上的中国人都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前途未知。具体而言，开放的只有农副产品类，其他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依然处于计划之内，边缘于市场的外围。
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不说，市场的全面解禁在很大程度上从这里开始，农副产品市场的开放不仅开了先河，也定下了调子。几年之后，三大贸易市场、十大商品产销基地和专业市场争先恐后地登台亮相，市场成了温州民营经济的标签之一。
温州成为全国第一个开放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并非历史的机缘巧合，它源于一次次面对风险而勇于尝试的市场探索。
确切地说，温州开放农副产品市场的时间是在1978年。那时还没有官方的正式文件认可，只是一种试点。那一年对于当时的市工商局副局长陈寿铸来说，紧张却满怀期待。因此，直到今天，天命之年的他对于那段记忆，仍旧激情满怀。
1978年，中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运转之下，副食品供给由国家统一调配，供需只能在经济总量上达到平衡，商品大多需要凭票购买。小卖部的横幅永远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许多60年代生人的童年回忆里，过年时花生瓜子是要按人头凭票购买的。这在商品琳琅满目、物质丰裕的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农业底子薄弱的温州经历了十年浩劫，雪上加霜，副食品供应极度匮乏。据说最困难时，温州城市居民的饭桌上只有青菜和萝卜干，每月凭票供应的半斤猪肉，对于当时的人们是极为奢侈的享受。和城市相比，渔民的饭桌稍显丰厚，他们不仅有自留田，也有自留水产品，甚至还有些富余，比如蛏子、牡蛎之类。一方面有需求，一方面有供给，却因为政策的限制，两边无法完成对接。
实际上，民间的对接早在那个时候已经悄然进行。30岁出头的陈寿铸正在工商局市场科工作，每天清晨，他和同事出发取缔无证商贩。他的想法单纯，〃每天想的都是如何保护社会主义〃。
在工作中，陈寿铸发现，不仅小商贩们的民间智慧令他头疼，就连市民也帮助他们打游击。他们不仅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还招来了他们的对立情绪。这使得此时的陈寿铸心生疑惑，开始怀疑自己的初衷。
小商贩们手拎两三条鱼，在鱼鳃里藏着一张注明斤两和价钱的小纸条，碰到买主，就掀开鱼鳃，讨价成交；遇上工商，谎称是自己买来吃的，按规定买主不必接受惩罚。遇的多了，陈寿铸和他的同事们也都开始将内心的天平偏向小商贩，远远见着小商贩就用吹哨的方式善意提醒他们避开检查。
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如火如荼。顺着这个背景，市工商局向革委会提出开放城市农副产品市场的申请。市里统一在市区东门涨桥头、瓦市巷、朔门三处试点，开放农副产品市场，老百姓反应热烈。1978年10月，温州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全面开放。1979年1月8日，清明桥、上陡门、永中、瞿溪等11个粮油市场也相继开放。
社会〃左〃的思潮不可避免地无孔不入。不久以后，浙江、江苏、福建、上海三省一市工商行政系统协作会在温州召开。会上，针对温州开放农副食品市场的问题，争论尤为激烈，有人大声鼓劲，也有人给它扣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帽子。不过对温州下的任何结论都已经不再重要，温州已经果敢地迈出了第一步，而断了回头路。它只能继续朝前走，只能走得更快、更远。政策已经开了口子，商业大潮喷薄而出，那些会议桌上的争论怎么会挡得住温州压抑已久的滚滚商潮？
先知先觉的人抑或能想见到这样的情景：温州广大的农村地区，一些专业市场将跟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脚步如约而至。但没有人会意料到，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平地而起的市场桥头钮扣市场、萧江塑料编织市场、乐清柳市电器市场……来势如此汹汹，似乎在领跑着改革开放的第一个节拍。更令人吃惊的是，呼朋唤友撑起神州第一个农村专业市场的，竟是一位灶间大婶。她的名字叫王碎奶。
王碎奶回忆，1979年镇上一对叶姓兄弟从江西购入一批处理钮扣，在桥头镇人气最旺的桥上摆起了小摊。她刚巧路过，发现他们的生意〃蛮红火的〃。
于是，王碎奶试着跟亲戚一起到江苏进钮扣。第一次出远门的她将好不容易凑来的货款扎在腰间，心情十分紧张。回到桥头，王碎奶有板有眼地摆起了钮扣摊，一下子赚了一百多元钱。尝到甜头的她有了新想法在她的带领下，桥头镇众多的姐妹走出桥头镇，北上江苏、上海等地批发钮扣，然后摆起了小摊子最初桥上的48户个体户，半年后猛增到连桥下、桥边共247户。采购的客户从温州延伸扩展到金华、义乌、嘉兴、江苏、上海……
生意火爆，自然带来闲言碎语，〃会被当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的〃，〃这是资本主义的复辟〃。十年〃文革〃，让人谈个体经济而色变。有人心生退意。王碎奶，这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妇女则努力捕捉各种政策信息，判断政策的阴晴。
村里的一场电影《月亮湾的笑声》让王碎奶心潮澎湃。第二天，她跑去工商局，询问政策情况。得到的反馈异常积极。王碎奶终于可以光明正大、毫无顾忌地和桥头几百户的钮扣经营户们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了。
有了政府部门的支持和王碎奶以及几个领头人的上下衔接，散落在桥上、桥下、桥边的数百户经营户全部搬进了由桥头镇小学改建而来的钮扣市场。这一天，292户小商贩们第一次有了正规的专业经营场所。中国第一个农村专业市场破土而出。
翌年，初春的温州街道旁的树梢上长出了绿色的新芽。这股象征了朝气和活力的绿色暗涌不仅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内，也映在王碎奶心中。这个春天，永嘉县政府正式给桥头钮扣市场挂牌。
得知消息的王碎奶，将钮扣摊交给老公孩子，一个人钻研起〃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之后，市场个体协会、市场妇女联合会、市场团支部、市场民兵连在钮扣市场相继成立。至1987年5月，钮扣市场成立了在全国极为罕见的由个体户组成的市场党支部，王碎奶当之无愧被选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一直任职至今。
许多事情看似矛盾，实则情理一致。
1979年，以温州为典型的中国式崛起才初露端倪，能否坚持并稳固地屹立在世界经济舞台还需打上问号。毕竟，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是如此遥远。
一位出国访问归来的政府官员掩饰不住惊讶地对媒体感慨：〃西德1977年的褐煤产量为1？23亿吨，职工2万人。西德莱因威斯特伐利亚电力公司所属的一个露天矿，年产褐煤5000万吨，职工只有2000人，其中矿山生产工人只有900人，40％是维修人员。他们最大的一台轮斗式挖掘机只要5个人操纵，一天产煤量就达40万吨。按我国当时露天煤矿的生产水平，产5000万吨煤大约要16万工人。在我参观的另一家电厂，装机270万千瓦，烧褐煤，用人比较多，职工也只有2000人，平均每万千瓦7个人。对比我们北京的石景山发电厂，总装机93？5万千瓦，职工3300人，平均每万千瓦35人，高出人家4倍！〃
中国人纷纷出国访问，国外则不断有人进入中国考察。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在春季来到中国。这位犹太人说来和中国颇有点渊源。作为二战犹太难民，他13岁从柏林逃到上海，在上海一个小弄堂里生活了整整八年。然而，布卢门撒尔对他第二故乡可不怎么看好。他在访华后得出结论：〃中国将不会成为美国商品的一个大市场。〃
国际上，有人忽略了中国微妙且关键的变化，更多的远见卓识之士则开始思索未来中国的走向可能对世界形成的冲击。
本年，香港经济学教授张五常应伦敦经济事务研究院之邀撰写〃中国可能的变化〃。到内地考察一圈后，张五常惊喜地发现民间的力量正在井喷。由此，他在书中放言预测：〃中国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会有类似于产权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出现。〃
张的想法在当时是很生猛的。当他把书稿寄给美国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时，得到的反馈几乎全是质疑。很多人〃善意〃地建议他不要出版此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用近乎质问的语调问张教授：〃你竟认为经济学理论有办法来预测中国吗？〃
中国的现状在外国评论家看来，实在差强人意。不管是否带有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这些论调都是西方对张五常，也是对中国改革模式的一次〃致命的反问〃。当然，我们的张五常教授决定我行我素。书在重重压力下终于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