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也就随之提高。 不管是已经预见到的必要性引起的并按照必要性进行的行动，还是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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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心引起的、并为满足荣誉心而进行的行动，不管是腓特列的行动，还是亚历山大的行动，对于批判的考察来说几乎都是一样的。 假如说亚历山大的行动因为更大胆而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那么，腓特烈的行动就因内在的必要性更多而更能满足人们的理智。目前我们还必须再考虑另一个重要的情况。一支军队之所以能够具有大胆精神，也许是因为这个民族本来就有这种精神，也可能是因为在有胆量的指挥官指挥下，通过胜利的战争培养了这种精神。但在后一种情况下，这支军队最开始是不具备大胆精神的。在我们的时代里，除了通过战争，并且是依靠胆量进行的战争以外，几乎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培养一个民族的大胆精神了。 只有靠胆量进行的战争才能抵制住懦弱和贫图安逸的倾向，这种倾向会让一个日益繁荣和交往频繁的民族堕落下去。一个民族，只有它的战争锻炼和民族性格在不停地相互促进，才能有指望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占有巩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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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坚 忍
读者或许希望能够听到一些关于角和线的问题，但在这里看到的不是这些科学世界的公民们，而是每天在大街上都能遇到的日常生活中的人们。 但是作者还是不打算在所探讨的论题范围以外多加丝毫的数学成分。在世界上的任何场合都没有象在战争中那样，事情从远处看和从近处看差别很大。 建筑师可以多么平静地看着建筑物如何按照他的设计图逐步建造起来！医生虽然比建筑师要遇到多得多的偶然现象和意外结果，但他对自己所用的手段的用法和作用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 而在战争中，一个统帅却常常受到种种情况的冲击，诸如真的和假的情报，由恐惧、疏忽和急躁所引起的错误，由正确的或错误的见解、真的或假的责任感和怠惰或者疲劳所引起的违抗行为，和一些谁也想象不到的偶然事件等等。 总而言之，他处在成千上万的感受之中，这些感受绝大多数是让人担忧的，只有极少数是令人欢欣鼓舞的。 长期的战争经验能使他具有对具体现象迅速作出估价的能力，而且高度的勇敢和内心的坚强能使他如岩石抗拒波涛的冲击一样抵御住这些感受。 谁在这些感受面前让步，谁就会一事无成。 因此，在实现自己的企图时，只要还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否定这个企图，就非常需要有坚忍精。。神来同这些感受对抗。 更何况在战争中，任何丰功伟绩，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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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没一件不是经过无限的劳累、艰辛和困苦才获得的。 如果说在这里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弱点常常容易使人屈服，那么只有那种表现为世代受赞赏的坚忍精神的伟大的意志力，才能。。引导他达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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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数量上的优势
数量上的优势不管在战术上或是在战略上都是最普遍的致胜因素，所以首先应该就其普遍性进行考察，因此我们作以下的论述。战略规定进行战斗的时间、地点和兵力。 它通过这些规。。 。 。 。 。定对战斗的开始产生很重大的影响。只要战术进行了战斗，并得到了结果，战略就可根据战争的目的来运用这种结果，不论是胜利还是失败。 自然，战斗结果同战争目的之间的关系很少是直接的，而是很间接的。 它们之间还有一系列其他目的作为手段而从属于战争目的。 这些目的（它们对较高的目的来说又是手段）事实上是多样的，甚至最终目的，即整个战争的目标，也几乎在每次战争中都是不同的。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随着对有关问题的研究而逐步进行了解，在这儿我们不打算逐个地讨论这一切问题（即使这是可能的）。
所以，我们暂且不谈运用战斗的问题。在战略规定（也可以说是决定）战斗时，甚至于那些对战斗的开始一发生影响的事物，也不是那样简单的，不是稍加考察就可以掌握的。 战略在规定时间、地点和兵力时，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而多种不同的方法对战斗的开始和战斗的结果都会产生很不同的影响。 所以我们只能逐步地，即通过进一步的具体研究再来熟悉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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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撇开战斗的意义和产生战斗的条件所引起的一切变化，最后再撇开军队的质量（因为这是既定的）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战斗这个赤裸裸的概念，即抽象的斗争。 在这个抽象的斗争中，除了作战双方的数量以外，就没有其他东西能区别了。这样，作战双方的数量就决定着胜负。 为了得出这一结论，我们只得撇开一系列问题不谈，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在一次战斗中数量上的优势只是致胜因素之一，有了数量上的优势还远远算不上赢得了一切，也远远算不上获得了主要的东西，并且由于其他同时起作用的条件的变化，获得的东西还可能是特别少的。但是，优势有程度上的不同，它可以是一倍，也可以是两倍、三倍等等。 大家都懂得，如果照这样增加上去，数量上的优势必然会压倒其余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承认，数量上的优势是决定一次战斗结果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只这种优势必须足以抵销其他同时起作用的条件。 从这儿得出一个直接的结论：必须把尽可能多的在决定性的地点军队投入战斗。不管投入战斗的军队是否够用，我们在此要作到现有手段所许可作的一切。 这是战略上的首要的原则。 正象前面说的那样，这个原则具有普遍的意义，它既适用于法国人和德国人，也适用于希腊人和波斯人。英国人和马拉地人。但，为了让这个问题能够更加明确些，我们可以考察一下欧洲的军事情况。欧洲各国军队在武器装备、组织编制和各种技能方面，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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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是很相似的，只是在军队的武德和统帅的才能方面有时还有一些差别。 翻遍现代的欧洲战史，已经找不出马拉松那样的战例了。腓特烈大帝在勒登以大概三万人击败了八万奥军，在罗斯巴赫用两万五千人打败了五万多联军，但这是同拥有一倍或一倍以上兵力优势的敌人作战而获得胜利的绝无仅有的战例。 因为当时俄国人差不多还不能被看作是欧洲人，而且这次会战的主要情况很少有人晓得。 我们不能引用查理十二在纳尔瓦会战的战例。 拿破仑曾经在德累斯顿以十二万人对抗二十二万人，对方的兵力优势还不到一倍。 在科林，腓特烈大帝以三万人对抗五万奥地利人，可是没有成功。 拿破仑在殊死的来比锡会战中，以十六万人对抗过二十八万多人，一样也没有成功，对方的优势还远不到一倍。可见，在目前的欧洲，即使最有才能的统帅，也很难战胜拥有一倍优势兵力的敌军。 假如我们看到，一倍优势的兵力在天平上竟有比最伟大的统帅还大的重量，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怀疑，在一般条件下进行的大小战斗中，不论其他方面的条件怎样不利，一旦有显著的数量上的优势，而且无需超过一倍，就足以取得胜利了。 自然，人们也许想到有些隘口即使用十倍的兵力也难以攻陷，但在这种情况下，就压根谈不上是战斗了。所以我们认为，决定性地点上的兵力优势在我们欧洲的这种情况下及一切相似的情况下，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在一般情况下，无疑也是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在决定性地点上能够集中多大的兵力，决定于军队的绝对数量和使用军队的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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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所以，首要的规则应当是把尽量多的军队投入战场。 这听起来象是老生常谈，其实不是如此。长久以来，人们从没有把军队的数量看作是重要条件，如果要证明，只要指出下列事实就够了：在大多数战史中，甚至于在比较详尽的十八世纪的战史中，军队的数量不是根本没有提到，就是只顺便谈到，从来没有被人重视过。 滕佩霍夫是最早谈到这个问题的著作家，他在七年战争史中曾一再谈到这个问题，可是谈得也很肤浅。甚至马森巴赫，在他评论１７９３年和１７９４年普鲁士军队在孚日进行的战局的很多文章中，对山脉、谷地、道路和小径谈了许多，对双方的兵力却没说什么。能证明这一点的另一个事实是某些评论家的头脑中有一种奇异的想法，他们认为军队应该有一个最理想的固定的标准数量，超过这个数量的多余的兵力不但不能带来益处，相反是累赘。最后，还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人们之所以没有把一切可以利用的兵力都投入会战或战争，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数量上的优势的确是重要的。假如人们确信集中显著优势的兵力可以夺取一切可能夺取的东西，那么，这条明确的信念就必然会反映在战争的准备上，会把尽量多的兵力投入战争以使自己在兵力上占优势，至少不让敌人在兵力上占据优势。 关于进行战争的绝对兵力的问题就谈这些。政府规定了绝对兵力的数量。 尽管这种规定已经是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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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事活动的开始，并且在军事活动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问题，但在大多情况下，将在战争中指挥这支军队的统帅，却必须把绝对兵力的数量看作是既定数，这是由于他或是没有参加决定这个数量，或是条件不容许他把兵力增大到足够的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能获得绝对优势，也要巧妙地使用军队，以便在关键的地点上造成相对的优势。这样，空间和时间的计算就好象是最重要的，于是人们认为战略上的这种计算似乎包括使用军队的全部问题。 有些人甚而认为，杰出的统帅天生有一种能在战略上和战术上进行这种计算的器官。空间和时间的计算，即使在任何场合也都是最基本的，是战略上日常需要的，却不是最困难的和有决定性意义的。假使我们不抱偏见地阅读战史，就会发现，这种计算上的错误真正导致重大损失的情况，起码在战略上是极为少见的。 如果一个果断而又灵活的统帅（如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
，用一支军队以急速的行军击败几个敌人的这一切情况，都要以时间和空间的巧妙结合这个概念来表明，那么我们就会白费力气地在用词上纠缠不清。 必须用确切的名称来称呼各类事物，使概念明确和有用。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对敌方（道恩和施瓦尔岑堡）的情况的正确判断，敢于在一段时间内只以少量兵力同敌人对峙的冒险精神，迅速进行袭击的胆量，进行强行军的毅力，及伟大人物在面临危险时所表现出来的异乎寻常的作为，这全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原因，——这一切同正确计算空间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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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简单事物的能力又有何关系呢？
但，甚而象在罗斯巴赫和蒙米赖胜利后乘势取得勒登和蒙特罗胜利那样的反跳式用兵，这种在防御战中经常为伟大统帅所信赖的方法，准确地说来，也只是历史上罕见的现象。要取得相对的优势，即在决定性地点上巧妙地集中优势兵力，就常常必须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