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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万三 第37节：6。财神兴衰，可叹可鉴
6。财神兴衰，可叹可鉴
沈万三家族的崛起和衰落确实令人嘘唏。我国台湾的一位经济学家曾这样评价他：“沈万三凭借经营上的杰出才华，运用诚信的操守、敏锐的洞察力、机智过人的胆略和变化多端的经营策略，白手起家，打造出了一个超一流的‘企业帝国’。”但是，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最终财富给沈氏家族带来了灾难。沈万三一生用钱开路，一掷千金，奢侈无度。从他自己的立场来讲，也许是为了讨好皇帝，好让自己平安地掘取更大的财富。这在张士诚时代他是成功的，的确敛聚了更多的钱财，而在朱元璋时代却失败了，败得家破人亡。究其原因，还是由于沈万三有了钱财就自认为可以藐视一切，错误地认为钱是万能的。在历史记载中，这种事件还有很多，只是朱元璋与沈万三的较劲是唯一的一次大政治家与大商人的角斗。从这点来说，沈万三的遭遇确实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在当代中国官场和经济生活中，在中国走向市场化进程中，这样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的。看看曾被列入财富榜的那些落马富商，他们的叱咤风云哪一个不是与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锒铛入狱又何尝不带出一大批腐败的官员？权力与经济的结合，商人与官员的勾结，一个电话就可以换几百万、几千万，这样收财敛财确实很爽很惬意。可是，作为沈万三后人，他们的结果又是如何呢？一个“富”字虽然人见人爱，可这其中又包含了多少教训啊！沈万三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靠权钱交易，固然可以从中牟利，但是发腐败财也是很危险的，往往得手之时便是倾覆之始，古今概莫能外。
伍秉鉴的经营理念要有超前意识，尝试投资新领域。多方投资，做大蛋糕。恩威并用，驾驭身边的人。诚信，信誉是最大的财富。以质取胜，才是经商的高手。
伍秉鉴 第38节：1。世界首富伍秉鉴
伍秉鉴天下第一大富翁：
1。世界首富伍秉鉴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刊登了一个《纵横一千年》的专辑，统计出了上几个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有六位中国人入选，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坤、刘瑾、宋子文和伍秉鉴。这六个人中，又唯独伍秉鉴是以纯粹的商人身份出现，所以伍秉鉴也是人们最关注的焦点。伍秉鉴（1769～1843年），字成之，号平湖，别名敦元、忠诚、庆昌，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也开始快速崛起，伍秉鉴成为了广州行商的领头人——总商。在经营方面，伍秉鉴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崛起。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他还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同时他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正因为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成了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曾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天下第一大富翁”。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这丝毫不能拯救他的事业，他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1843年，伍秉鉴在中国的动乱中病逝于广州，享年74岁。伍家所积累的财富是惊人的。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按照国际银价换算，这个数目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而且，伍家在珠江岸边的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
伍秉鉴 第39节：2。跨国财团，出自广州
2。跨国财团，出自广州
提起伍秉鉴，不得不提起广州十三行。当你翻开任何一幅清末以前绘制的广州城坊图，虽然能见到城里头的街名、建筑物名称密密麻麻，好似蚂蚁横道，但你广州十三行会发现西关却几乎是干干净净白茫茫的一片大地。但如果翻开任何一幅近代绘制的广州街道详图，你就会发现——荔湾区的内街比哪个行政区都要密集，而且迂回曲折有若迷宫，一不小心陷进去，就很难走出来！这里面就是世界首富伍秉鉴所在的街区——广州十三行。在17世纪后期，康熙皇帝暂时放宽了海禁政策，来华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也日益增多。于是，广东地方政府于1686年春，由广东巡抚李士祯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的白银，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并且可以代表政府征缴海关关税。公告宣布后，广州的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进行了捐银授批。于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便诞生了。到了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鸦片战争前期，清政府再次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对外贸易上只开放广州一个口岸，史称“一口通商”。而且开始实行洋行制度，又称公行制度，也就是外国商人到中国来进行贸易或外事交涉一概都由广州的十三行行商进行经管，即由行商充当中介人来沟通中外政府的关系，以限制地方政府和海关官员与外国人直接接触。这一制度的执行，使行商具有对外交往的重大权力和方便，他们凭借这种特殊地位，垄断对外贸易，使广州十三行成为当康熙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给十三行的行商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据清宫档案记载，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鸦片战争前，洋船每年到港多达200艘，税银也突破180万两，单单一个广州十三行就向清朝政府缴纳了全国40％的关税。因此，当时的十三行也被世人称作清政府财源滚滚的“天子南库”。在以后的发展中，这些行商们更是因为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和诚实守信而深受外商的欢迎。随着财富的积累，广州十三行中不仅涌现出了一批以怡和行、同文行、广利行、义成行为首的著名商行，而且还涌现出一大批豪商巨富，如伍秉鉴、潘振承、潘有度、卢文锦、叶上林等，以至于当时就流传出了“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说法。据历史记载，当年瑞典的商船“哥德堡”号就与广州十三行有着密切的商业来往。如今，在瑞典哥德堡图书馆仍保存着一张1742年1月17日“哥德堡”号第二次离开广州时广东海关发放的船牌。在这张船牌上，详细地记载了“哥德堡”号离开广州时的装备情况，上面记录着：“番梢”即船员120人，剑刀30口，大炮30门，“鸟枪”30支，火药10担，以及弹子300颗。同时，在这张船牌上还写明了“哥德堡”号应该缴纳的一切税款，并且注明这些税款已经缴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