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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联想是香港上市公司，按规定，不能接受内地调查，每次查到香港联想，香港联想港籍财务总监总会气冲冲地问柳传志：“这个调查你清楚吗？你要对这个调查负责任。”柳传志每次都有气无力地对财务总监说：“我清楚，我同意调查，希望你们好好支持。”［2］
1997年8月22日，中国科学院做出了呈报“###同志并呈基同志”的《关于香港联想有关问题调查结果的报告》。在这份“秘密”文件中，科学院结论是：
调查报告中所提之问题，均系工作中的不足和问题，并未发现个人（包括港方人员）违法违纪问题；对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管理中的问题提出的意见是中肯的，确实有必要进一步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和改进企业的管理。
###9月10日在呈报的报告上批示：“拟同意中科院党组的调查报告中对联想集团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加以改进的意见。对联想集团要继续给予支持，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强管理和监督，使联想集团更加健康地发展，为我国计算机工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请基同志阅示。”第二天，朱基批示：“同意###同志批示。”
而在此前的8月31日，联想董事会出具了一个“机密件”《对倪光南同志反复举报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同志一事的说明意见》，说：“倪光南同志的做法，出于个人目的，已超出正当行使公民权利的范围。在倪光南同志离开北京联想领导班子以后，公司的营业额和利润连续3年均超过100％地增长，也进一步说明了联想的领导班子以及柳传志同志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对国家对公司的突出贡献。”
这份文件就几方面进行了逐一说明：关于倪光南同志与柳传志同志的工作分歧；倪光南同志告状的真实动机；倪光南同志在成绩和荣誉面前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倪光南同志的做法给公司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近3年来北京联想获得了快速发展；企业在探索发展过程中需要理解和支持。
早在1995年，柳传志曾获得一个自辩机会，他宣称其所做事情，无论动机与效果都经得起检查。“如果有了不同意见以后，他就用这种‘文化革命’的方式处理问题，我除了辞职以外，不可能再有其他道路。用这样的方法折腾联想集团，用不到两年就会彻底垮台。因此请倪光南同志离开联想是唯一的办法。”
倪光南最终离开了联想，但他持续的上告不仅让柳传志委屈、羞辱、痛苦和愤怒，也打乱了整个联想的布局。1994年倪光南的爆发使柳传志匆忙离开香港，直接引发了香港联想的大亏损，1997年的上告则使联想南北整合因“老问题没有查清”而遭到证监会的抵制。最终北京联想向香港联想注资整合推迟半年多，整合之后股市狂跌，损失惨重。
凡事有其弊必有其利。正是因为细致调查，中国科学院对“倪光南事件”有了清晰认识和判断，曾经对联想颇为反感的一位副院长也因调查柳传志，逐步了解联想和柳传志，从一个怀疑者转而成为其坚定的支持者。
倪光南1997年的告状先遵守组织原则，他先向曾茂朝递了状子，说柳传志在上市时逃走了亿资金。曾茂朝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曾与倪光南对话。
“这条你不是要让他掉脑袋？”
“我就是要将他送进监狱去。”
“联想发展到今天不容易，罪与非罪的界限国家是清楚的，他够不上犯罪。你将柳传志搞下来，联想怎么办？”
“联想好办，找个年轻人。”
倪柳或者逆流（2）
“你来搞也不成，你没有柳传志那几下子，仅向银行借钱，你就借不来。”
曾茂朝说他曾试图通过倪夫人劝倪光南收手，但没有成功。
倪光南后来并不承认曾有这场令闻者胆战心惊的对话，他“不会这样说”。
传说中，倪光南告状期间，柳传志曾约他在钓鱼台公园谈过一次。倪光南后来暗示柳传志要与他进行一笔交易。他说他后悔那次谈话没带录音机：“如果我录了音，柳传志就麻烦了。没录音，我就不说当时的内容了。”［3］
倪光南近乎偏执的告状牵连了太多人。1997年9月22日，他给朱基写信说：“据我了解，周光召同志本人亦卷入了柳传志给港商负债持股的行为”，“就拿港商负债持股这一个问题来说，这里就包含着周光召等同志私设小金库、柳传志挪用巨款等违法行为，对这样明显的问题都不触及，很难说没有包庇之嫌”。
他后来又给多位院士写信，有一次还获得了8位两院院士给中科院党组的联名信支持，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希望“使倪光南同志获得比较公正的对待”。
似乎永远胶结不清的“倪柳之争”最终演变为一场逆流，在这场逆流中，谁都未尝获益，他们两败俱伤。倪光南显然不是一个洞晓中国智慧的人，他使用了一种“零和博弈”的减法战略，使彼此双方都留下了心中永远的痛。
他们的“零和博弈”在1999年出现了最终的结局，并且在那结局之后诞生了一段小小的插曲。在那段插曲中，倪光南似乎愿意以加法谋略来获得柳传志的谅解，但他并不明白，他已经永远地失去了他的那位朋友。
1999年9月2日上午9时30分，在中国科学院7楼会议室里，联想集团公司董事长曾茂朝宣布：联想解聘倪光南，赠予倪光南新单位500万元人民币。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68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68节
作者： 迟宇宙
当事双方，柳传志和倪光南都没参加解聘会。倪光南说他没料到9月2日会对他公开解聘。他对记者说：“联想无权解聘我”，“联想想搞臭我”。
4天后，倪光南通过互联网向外界发了一封题为“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的致“联想董事会”的公开信，要求给他申诉机会并请不要“解聘”其工作成果。
倪光南后来对媒体历数了他的历史功绩，暗示他在联想不可或缺。被激怒多年的柳传志则说：“如果早知道倪光南会如此地告状，我后悔请他进公司。”
第二天，插曲突然发生了。倪光南又通过互联网向联想董事会发布了《我的自我批评》，说解聘事件促使他深刻反思，觉得自己负有重大责任。50大庆已近，不能对节日气氛造成不良影响，所以他决心作自我批评，尽快结束这一事件。
他宣称接受中科院调查报告的主要结论，他将遵循这个报告不再上告。为自己的行动辩解了一番后，他表示愿意向柳传志公开道歉，从此停止上告并承担赔偿。他建议科学院领导对其结论稍作调整，还表示出与柳传志继续合作的意愿。
柳传志躺在北京301医院中，秘书把《我的自我批评》打印出来送到他手上。他在灯光下看了良久，往事一一浮现。他提笔写了一封信，四易其稿，最终作罢。公关部随后送来一份“官方文件”作为柳传志回复倪光南的参考。其欢迎倪光南的积极态度，以冠冕之语调鼓励倪光南积极向前看。柳传志看完后愣了半晌，最终点头同意：“就它吧……”于是它便成为最后对倪光南的回复。
一段插曲就此宣告终结。一段往事画了一个句号。它成为他们心中最疼痛的一角，却不时地被时间翻开。他们曾经亲如手足，最终却形同路人。他们曾经志同道合，最终却分道扬镳。他们留下了太多故事，太多辛酸的记忆。没有人知道多年后他们偶然相逢于街头，很不幸地面对面站立，会是怎样一种景象。
倪光南一直纠缠不清的“负债持股”，当事人之一吕谭平后来作出解释：“1994年香港联想上市，港方我们几个人要增资，我们个人没钱，柳总说，好吧，先给你们垫着，但你们要付利息。柳总要我们签好所有的文件，到时候还钱。”
其时若非柳传志的借债，吕谭平等人则不可能增资，规模既不够则不可能有香港联想的上市，联想日后的发展则只能是一种空想与空谈。倪光南是科学家，科学家思维缜密，是一条直线，其数据、理论均不可妥协，所以他不大可能领会柳传志思维的曲线及其为联想必须做出的妥协与退让。
吕谭平说：“1997年，我离开联想，当时联想股价一块三，我按一块三，将股票兑换成现金，还清了欠柳总的钱，我不是等到今天股价20元才还的。借钱持股的时候，联想股价也是一块三，我付了好几年利息啊。”
“我和柳总没有什么。我和柳总合作之初，在香港，我执意要送他女儿一件礼物，柳总推辞不过，对我说，吕总，你送我可以，但你个人付钱，我当场将发票撕了。从此，我再没送柳总礼物，太麻烦。”［4］
吕谭平在其离开联想以后、“倪柳之争”宣告终结对他已毫无意义。对于一个历史的当事者来说，历史只存在于当下的瞬间。联想史有如大块文章，以长远的距离观测，它属于内心的神学。宽大的美德于历史并不相符，历史自有它的逻辑，它承受相当的压力，最终可贯彻出彻底的结局。
倪柳或者逆流（3）
作为联想局的过客，倪光南曾经扮演的角色和如今表演的舞台都不是一个基点，他只在联想史上留下匆匆的、惊鸿一瞥的身影，令我们作稍微的逗留，感情化地追怀一下过去。仅此而已。
【注释】
［1］《路院长在赴港调查组预备会上的讲话》，路甬祥，联想档案，A01…1997…10…23。
［2］、［3］、［4］《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合并（1）
1997年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的整合是一种创造，海外媒体形容为“联想真是个奇迹”（Legend is Legend）。奇迹般的整合为一个“大联想”提供了统一的意识形态。此后联想获得了黄金一般的三年，确立了自己无可动摇的地位，像一根标杆，牢牢矗立于中关村。它和后来的联想分拆都应验了《三国演义》开篇的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第一个建议柳传志整合香港联想与北京联想的人是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1994年3月，柳传志为倪光南问题在海军医院住院的时候，周其仁去医院看柳传志，对柳传志说：“老柳，两下分开，你怎么做都不是。”柳传志一皱眉头：“合不起来，太困难了。怎么合啊，两边互不服气。”
1996年初，香港联想大亏损事实暴露，柳传志一面要向银行借款救火，一面谋划趁机进行南北整合。有一次他在北京联想的职能部门半年总结会上谈公司的大好形势时分析：1。香港失利坏事变好事，回升稳定；2。获得境外融资权；3。北京和香港整合。
整合南北联想，已经不容任何人更改了。
研究形势
1996年11月，联想最高层在美国开会商讨整合，柳传志宣布他将请吕谭平出局。马雪征则介绍了整合的各种技术操作。“大家还是比较倾向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