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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前期，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是程朱理学。明中叶后，由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封建危机加深，地主阶级思想家感到有必要在哲学思想上变换新的形式，用以维护明王朝的反动统治。这是王守仁心学产生的背景。
王守仁提出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心外无物。他认为：人心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没有人的意念活动，就没有客观事物。他说：“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王守仁还提出“心外无理”的命题。在王守仁看来，事物的“理”，不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而是存在于人们的心中，所以说“心即理”。比如，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而王守仁却认为是人们心中所固有的，这就是他所谓的“良知”。王守仁主张，要认识“理”，即所谓“知良知”，其途径不是通过实践，而是到心中去体会先验的伦理道德观念。他要求人们主动自觉地为善去恶，用封建伦理道德去规范自己的行动。
王守仁也和朱熹一样，把“人欲”看作“天理”的对立物，认为由于先天的“良知”受到了外来物欲的“昏蔽”，人们才会有不善的思想和行动，因此，他竭力宣扬“去人欲，存天理”，只要人们体会到心中固有的“良知”，扫灭私欲，哪怕“愚夫愚妇”也可以成为“圣人”。王守仁的心学，归结起来，就是要求人们自觉地消除一切反抗的念头，从心底深处服从封建统治。
王守仁的学说是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形成了阳明学派，与程朱学派对抗，影响很大。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传习录》和《大学问》，在当时都很受欢迎。他广收门徒，遍及各地。死后，“王学”虽分成几个流派，但同出一宗，各见其长。后来他的学说还远播海外，特别对日本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守仁一生中另外一件很重要的是，就是平定了“宸濠之乱”。刘瑾被打倒后，王守仁作为忠臣重被重用。正在这时，南京的宁王却起兵造反了。也是天意要王守仁成为一代名将，宁王造反给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建功机会。宁王家乃是明朝有势力的皇族，拥有以南昌为中心的长江中游的广大领地，亦自夸有七万军队的富强。第五代宁王时，正值武宗正德皇帝沉溺于淫乐、荒废国政之际，因而起了篡位的野心，与官邸的奸臣们互通，立下种种阴谋，最后终于举兵冲向南京，准备以实力夺取天下。
时任佥都御吏的王守仁，正在从福建回南京的路上。他刚镇压了福建的民众反叛。他察知到了宁王的叛乱计划，于是召集了附近的官军，直指南昌城。得知此事的宁王为了不让根据地被夺，慌忙率军返回，王守仁一开始就等这么一着。就这样，敌我合计共十四万的大军在鄱阳湖畔展开了冲杀。官军的将军伍文定本想对敌使用火攻，然而却因风向急变，火焰竟然烧着了自己的胡须。不过，在这样的环境中，王守仁指挥若定，在战斗的第三日将宁王完全逼至绝境，其所乘的军船亦为火焰和烟雾所包围。平叛前后总共不过花了三十五天。
这个时候明朝的正德皇帝却自封为“威武大将军”，要领军南下。他走到半路，得报叛乱已经被王守仁平了，觉得很扫兴。于是在一帮小人的策划下，宁王被放了，上演了一出天子重捉叛贼的游戏。
王阳明的思想和行为，为维护明王朝的统治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他的功绩却没得到嘉奖，便是跟随他立功的战友们也都明升暗降。王守仁并非贪图功利之人，但受到朝廷这样的对待，也渐渐寒了心。后来贼兵又起，明朝将官无可奈何，王守仁再次出马，尽数平定，却再也没受到提拔。
礼教叛逆李贽
“七十老翁何所求？”是李贽离开这个人世的最后一句话。他是晚明的一个特殊人物。作为狂禅教主，他的理论非圣非法，喝佛骂祖，按传统道学观念，他是彻头彻尾的异端。在中国历史上，不乏才高气傲之士屈死在统治阶级的樊笼中的，李贽就是这样的一位。
李贽，本姓林，字卓吾，是我国明代具有“反叛”意识的思想家。他是福建泉州晋江县人，生长在一个笃信伊斯兰教的商人家庭。泉州当时是我国著名的对外贸易的港口，有海上“丝绸之路”源头的美称。这种商品经济的贸易关系和社会家庭氛围对李贽的思想形成有重要影响。
李贽幼年丧母，随父林白斋读书学习，12岁时作《老农老圃论》，而为人所称道。他26岁时，乡试中举。嘉靖三十五年，被授河南共城（今辉县）教渝职务。嘉靖三十九年升迁南京国子监博士。此后又多年为官，万历八年（1580）辞官，专心著述。晚年的李贽漂泊不定，到处参禅讲学，并出家当了和尚。后北上通州，被加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李贽在狱中说：“衰病老朽，死得甚奇，真得死所矣。如何不死？”万历二十年（1602年）三月十五日，还没被最后定罪的李贽用剃刀在狱中自杀。他在咽气之前，用手指写字，与狱卒有如下的对话：“和尚痛吗？”“不痛。”“为什么要自杀？”“七十老翁何所求？”
用现在的话来说，李贽所犯的是思想罪。在他的思想中，充满了一种追求个人自由与解放的反叛意识。他最主要的著作《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等，里面反映的也大多是这种思想。他曾自言“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他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封建理学进行批判。
在李贽看来，历来儒家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这是不妥的。他认为，天生一人，自有一人的作用，孔子的作用很大，但不能夸大孔子的作用。他讽刺道学家“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崇拜，挖苦说：怪不得孔子以前的人整天点着蜡烛走路！
李贽进而认为，道学家崇尚的所谓“经典”，是用来骗人的，正所谓“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藐”。他讽刺道学家“依仿陈言，规迹往事”，“瞻前虑后，左顾右盼”，这些人平日只会“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一旦社会有变，“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他批判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虚假说教，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伦理表现在日常生活之中，而不在日常生活之外。他斥责道学家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衣冠禽兽，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两面派、伪君子。他表示与假道学誓不两立，说：“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可以知我之不良死矣，可以知我不怕人矣，可以知我不靠势矣，盖人生总只有一个死，无两个死也。”
李贽的思想涉及到许多方面。他早年的自然观有唯物主义倾向，认为天地万物皆阴阳二气所生。他虽表示不信仙佛，但自从接触王守仁心学后，思想有所转变，后来他还接受了禅宗的观点，相信“万法尽在自心”，山河大地同清静本原合而为一。因而李贽的学说服膺于“心学”，并把王守仁的“良知说”，发展为“童心说”。他分析由于人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了许多假事、假理、假言、假语，而逐渐失却童心；“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他力主批判假言假语、假人假理。李贽的“童心说”影响很大，它不仅成为其批判道学的理论依据，而且作为—种文学新见解，即为文要从真心中自然流出，这个观点对于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公安派散文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非礼勿视”、“男女授受不亲”是当时社会的准则，一个男子与已婚女性的交往是人伦大防。但李贽却视名教如无物。他在麻城削发为僧后，曾带领僧众到一个寡妇的卧室去化缘，他不仅仅以衲子身份与上层社会的女性来往，更收了其中一名孀妇为女弟子，来往通信，讨论佛法，甚至将这些讨论编辑成《观音问》，刊刻发行，竭力赞颂她们的才能。
他这种行径，自然遭到了传统士人的猛烈抨击，当时的礼部给事郎中张问达给万历帝的奏折中这样说道：“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日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院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迩来缙绅士大夫亦捧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最终，李贽的性命就断送在这道奏折上了。
造成李贽这种狂狷气质的原因有多种，但究其根本，应当是社会的变革、信仰的崩溃和陆王心学的内在要求。面对“大礼议”和“国本之争”的纷争，面对张居正的专权和专权后的党争，士人一向引以为自豪的操守在瞬间不知何去何从。陷于党争之中的人，要么放弃原则与操守，要么做一个毫无生气的人，此时，儒家的经世济国思想不敌仕途的风险，或作名士，或作隐士，也就成了文人放浪形骸的选择。这种选择，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在乱世之中，当不能“兼济天下”时，“独善其身”就是全身之法，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与自我气节的持守是正直之士对朝局的不满的表达。李贽在这种境遇下由儒入禅，正是随缘任运，但遁迹入山后的徘徊入世，则是士行操守对他的内在要求。这种心理矛盾，也就造就了他的超越放达。
李贽愤怒于理学的杀人本质，希望能为世人建立一个自由的精神世界，使天下人能够做回自我，体现本色，但生长在理学根深蒂固的晚明时期，已无法有任何作为。当他的愤怒不知如何表达时，他只能用佯装的声色，用狷介的行为偏激着。即使在他的后来，还有着公安三袁对性灵的追求，但只能称之为最后的绝唱了。李贽的理想，在愈演愈烈的狂放颓废的表演中，泯然无声。
千古一帝秦始皇
在中国历史上堪称一代雄主、威震四海的秦始皇，他在陵墓幽深的地穴里早已化成了寒灰；他用毕生精力一手建立起来的秦王朝大厦，在他死后不到五年就灰飞烟灭，轰然崩溃了。秦王朝如此短命，像昙花一现，仅十五年；然而这十五年的短命王朝和秦始皇的大名，却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占据了显著而又醒目的一页，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秦始皇生于公元前259年，死于公元前210年，为了了解这位皇帝的重要作用，我们必须熟悉一下当时的历史状况。秦始皇出生于周朝末年，该朝建立于秦始皇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当时周朝已经开始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