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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端正进一步深化改革思维理念，五年来我的第一步做法就是透过案例分析让全国老百姓深刻的理解他们所熟悉的公司如何透过不法手段侵吞属于全国百姓的资产，以社会大众的反应来看，目的达到了。
第二步的做法就是透过案例分析寻找规律性…在其他改革问题上寻找相同的规律，例如教改和医改。我竟然发现惊人的类似性。例如教改图利大学，而改革成本由最贫穷的农村子弟负担，医改图利民营医院，而改革成本由全社会病人负担。其他的改革是不是也有少数人得益呢？例如股改，房改，金融改革。。。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大家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小康社会？那绝对不是人均GDP多少美元就能说明问题，而应该是老百姓能住房，能看病，能上学，以及能够退休养老。可是现时第二阶段的改革结果是什么呢？房改之后老百姓住不起房了，医改之后看不起病了，教改之后小孩上不起学了，国企改革之后竟然被迫下岗，不但吃不起饭，甚至无法退休了你叫老百姓怎么想得通，怎么能接受。但是我认为这个阶段最严重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和是非原则被完全破坏殆尽。举例而言，国企改革之中，总有人强调“东西是自己的才做得好”这类糊涂逻辑，这是不是表示民企的职业经理人就可以不做好呢？那我们的民营企业又要如何发展呢？推而广之，政府也不是政府官员个人的，那么是不是政府官员就可以做不好呢？此外，如果我们接受了荒谬的“冰棍理论”，那么做得好的国企老总什么都得不到，做的坏的国企老总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伦理判断和是非标准吗？道德伦理是非标准迅速沦丧的结果是我们的社会土壤变坏了，人性变质了，社会变贪婪了，这种荒谬的土壤能培养出好干部，好企业吗？
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整个社会竟然没有制衡措施，为什么任由错误思维主导经济发展呢？我的结论是由于政府垄断了公共决策，再加上少数专家学者垄断了舆论，在没有全社会的集体参与和集思广益之下，形成了少数人垄断改革路径的选择…而且是一个破坏社会环境的错误路径。
我想当下应该重新探讨如何定义改革路径，什么样的改革才能真正利国利民？那就是应该上下一心，同心协力改善这个我们所深爱的土壤。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在此我呼吁全社会包括行行业业的专家学者和社会精英放弃门户之见，以及个人的虚荣心，尽其所能的发挥自己擅长的技能，共同为营造谐和的社会这一伟大目标献计献策，共同解决社会问题，为民族，为国家创造一个公平，公正进而和谐的社会土壤。又因为解决社会问题是一个复杂而需长期努力的大任务，只有上下一心，群策群力，方可为之。而绝不能对于社会各种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假装视而不见，违背良知，徒增社会大众反感。
策略突围，赢在未来
2006…04…26 郎咸平
我认为一个民族成也文化，败也文化。我认为中华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投机取巧，崇尚小概率事件，崇拜机会主义造就的英雄。比如诸葛亮，你玩空城计，万一大军杀进来呢？诸葛亮你凭什么那么悠闲？赤壁之战，你把几百万人的生命寄托在借东风，万一东风没有来呢？那不是风险太大了吗？我们总是追求小概率事件，追求“四两拨千斤”，为什么我们不能让概率更大一些、更稳妥一些呢？
所谓的“失败乃成功之母”，就是我们的社会认定失败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多失败几次就成功了。没有铁的纪律和问责制怎么行？我支持改革，支持自主创新，但更重要的是必须认清事情的本质，选择正确的路径。而不是盲目追崇和陷于僵化的思维。中国的高科技思维是中餐馆似的思维，也就是不讲工序、不讲纪律的思维。
我每到一个地方作演讲，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现在哪个行业最有投资潜力？我个人的答案是，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思维。我们应该把所谓的夕阳产业整合起来，和高科技产业结合起来，不要片面追究高科技，不能为了高新技术产业而抛弃传统产业，抛弃传统产业是一种巨大浪费。中西部要崛起，就应该注意本土产业的整合，而不是淘汰与被淘汰的问题，这样做会更稳妥一点。三星在进入电视制造领域时面临SONY的挤压，迈入半导体行业时是和INTEL竞争，和NOKIA相比更是落后，按照一般观点，三星在这些领域是没有机会的。但三星的战略思维不一样，三星把大量的资金放在后期研发，而只花费一小部分资金购买前期技术，这样就节约了大量的资金成本。现在的三星，短短数年便超日赶美，他们的思维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
三星、LG、现代、H&&M和Inditex这些公司，之所以能在不具备任何优势的情况下，能够与垄断控制了这些领域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国际名企分庭抗衡，依靠的就是他们首先做到了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快速反应。
另外，还要运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成本控制，IT行业用垂直整合，传统家电业用“6标准差”来应对变化的市场，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的企业有人事部，有大量人员负责人力资源开发，但美国的人事部用不到那么多人。现代企业不是一定需要很高素质、有能力的人员才会成功，只要企业借鉴到一套完善的工序流程制度，任何人都能成为对公司有用的人。
说到人的能力，我打个比方，在中国一个餐厅生意很好，客人都只会夸是大厨师的手艺好，我们的企业就是这样，老总充当的都是大厨师的角色，这极不正常。万一老总生病了呢？万一大厨师吃里扒外呢？难道餐厅只有关门？我们应该建立工序流程制度，把大厨师的手艺分解成很多工序，切肉丝的人只能机械运动切肉丝，炒菜的炒三下就只炒三下，所有别的都不要去插手，把每一道工序细化量化。我们没必要把精力放在评选优秀企业家，先进个人，年度先进团体上。我们要做的是培养每个员工铁的纪律性上面，每个人都要做好一个螺丝钉，你们要问我未来的企业家是什么样子，我认为没有定势，但有一点，成功的企业家他会准时下班和关手机。
从战略上，我反对无限制引进外资，反对现在就进行市场自由竞争，因为我们没有完善的政策配套设施，法制建设跟不上，没有好的游戏规则。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采取“市场换技术”策略，很遗憾常常技术没换到，市场却丢了。我认为，必须使外企和其他企业一样在公平的基础上去竞争。
外资零售商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外资零售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并不比国内的企业高，但是他们还是一直在各地新建卖场，实际上采用的是“亏钱换市场”的策略，进行“零售倾销”，用发达国家的利润来补贴在发展中国家的亏损以换取市场。我本身是个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从小就在资本主义环境中长大，我太了解资本主义了。我认为，过度吸引外资并非是件好事，比如说在苏州，去年的人均产值达到5000美元，而根据调查，当地老百姓平均每年可供支配收入只有1万元人民币，不及人均产值的四分之一，其他的多数流向外资的母国。这些地方外资企业虽多，但这些企业给劳动者的工资并不见得高。
郎咸平接受《人物周刊》记者采访实录
2006。1。16
这场争论带给我们民族的，不是争论本身，而是如何正确构思一个真正的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治国理念。这是这次产权改革争论的根本。国有企业改革只是国家发展的小部分而已。以新自由主义学派为首的指导思想是危险的，我接受贵刊的采访，就是要站出来说，我从根本上反对目前有些地方的产权改革。不是反对改革，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学派提出来的、向西方靠拢的教条主义思想。我想借贵刊提出一个新思想——新法治主义来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思想的问题无对错。
我真正了解了中国，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更有信心了
人物周刊：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到现在，你认为公众对你有误会？
郎咸平：公众对我没有误会。这几个月我不接受记者采访的原因，是希望事情能淡一下，需要整个社会的反思。同时，讲句良心话，我也希望专家和学者，发表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自己批评这件事，也要容许别人来反向批评，这是件好事。我不成为媒体的焦点，总希望让别的人来多谈话，这个讨论才有意义嘛。为什么这么小的事能引起这么大的波动，这绝对不是我个人的魅力，不是我个人的观点有什么了不起的，而是整个社会不安的情绪，这是你们能看出来的。如果大家到现在为止，还把焦点放在郎咸平喜欢个人炒作，那我觉得真是太悲哀了。郎咸平只是一个棋子，只是一个社会大众发泄不满的出气口而已。
人物周刊：其实你谈到的问题，秦晖先生在10年前就提出来了，为什么这一次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郎咸平：其实不只秦晖，很多人也讲过。为什么到今日才引起重视？因为日积月累的结果，到了今天特别严重。我不否认我提出的方法是绝对引人入胜的方法，谈到一个最著名的企业，用案例的方式，说明他们如何转移国有资产。这个方法当然比较符合社会大众的口味。但是这算不算是我个人炒作呢？当我提出这个案例以前，我大概是惟一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人。当时我完全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利益团体、社会大众会有什么反应。我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写了这三篇文章。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类国资流失问题会在社会大众里产生如此激烈的情绪反应，这些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当时甚至认为，写完这三篇文章之后，很可能没有人关注，而且这是很强烈的感觉，因为这只是学术论著。
这次争论不断在无关紧要的地方纠缠来纠缠去，我都听烦了，我都不作回应，你说我回应什么呢？都是无关的事情，有什么好回应的？如果对于国资流失改造，如何增加效率，这是学术讨论，我会回应。结果都不是，你叫我怎么回应？任何一个专家学者发表评论，到最后都要经过社会的检验。那我现在认为是让社会来检验我每一个发言的时候。
人物周刊：这次大讨论，区别于大多经济学家，社会大众、特别是网民给予了你很大的支持，怎么理解这种支持？
郎咸平：这次风潮过了，我有很深的感触。当网友写评论的时候，我很仔细看，我想看这个社会到底是什么样水平，大众对这个事情到底认识清不清楚。专家学者的批评我是不太看的，让助理综合一下摘要。比如意识形态方面，郎咸平是不是在哗众取宠，反正都是对我个人动机的猜测，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