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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政府的介入，我们需要政府做一个主导。以什么为重心呢？以民为本，以老百姓的福利为前提。我们现在产权改革走错了，以效率为本了。我们对国有企业怎么批评的？没有效率。民营企业呢？有效率。我请问各位经济学家，怎么衡量效率？现在在科学界还没有一个定义。民营企业的效率对不起，是各派学说众说纷纭，没有一个定义，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参数指标，就判定了国营企业的死亡，是不是太草率了。我也看一下民营企业确实是有效率的，有指标吗？有研究吗？至少我没有看到。我做了一些研究，我在香港，把上市公司做了一个调研，能到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都是好国有企业，但总资产的回报率，国有企业是4。1％，民营企业是4。3％，所以民企好一点儿，但每单位资产创造的价值国企是1。13倍，民企是0。97倍，就创造价值而言，国企好一些。这是香港的数据。难道国企差吗？你知道我们现在最大的误区是什么？我个人对国企调研发现，国企这一两年学习速度是非常之快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我们甚至还没有给国企的学习机会，就宣判死刑。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这个死刑是将其所拥有的财产以法律权威下的合法性以及制定价格的不合理性，将它转到私人资本家手中，这是让我感到痛心疾首的事。
建立职业经理人信托责任制度是核心
第二个问题，我们常常强调国有企业的所有人缺位，这是非常荒谬的说法。我一生致力于公司治理的研究，我从来就没听到过这件事，但是所有人缺位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国企老总到最后做不好是应该的，做好就变成自己的了。我们社会公平性在哪里？我记得很多学者最近在骂我，说郎教授你不懂，这是改革必然出现的问题，为什么要出现问题，为什么把老百姓的财产拿来问题解决。我请问所有国企的老总，你们比通用的韦尔奇怎么样？谁能比得过他？我相信没有人敢举手。韦尔奇在任20年间，给通用创造多少的财富？最终通用是谁的？是中小股民的。但我们的国企改革却以错误的思维导向了国有资产，透过MBO方法大量留向国企老总手上。国企老总和郎咸平家的保姆有什么差别？我们都是职业经理人。我们家今天很脏，请一个保姆清理一下，结果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目前的国企改革。还有更荒谬的，你来清理，给你换成股权，最后全都是你的了。有这么回事吗？我们不存在国企所有人缺位，我们存在是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问题。
信托责任是维持美国和英国股市一个最重要的条款。信托责任怎么来的？英国从1533年就有信托责任，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们知道，向东马可波罗找到了中国，向西哥伦布找到了美国。没有人向北、向南？有。1533年，有250个伦敦的商人，每人出50英镑，买了三艘船，叫做莫斯科威号，委托般长和船员，把钱给他们，朝北方找中国。伦敦的商人对这个船长有一个信托责任，认为你会回来。实际上刚出海，有两艘船被飓风打沉了，有一艘船走到北极走不下去，转一弯下来了，冰天雪地，船员们走了2000公里，碰到一群人。船员们用这些人用弹珠、钢笔交换皮毛，然后赚很多钱，回馈给股东。这就是有信托责任。公司治理要以股东权利为前提，否则永远没有人给你钱，三艘船也下不了海。1533年这批人没有找到中国，而是俄罗斯。莫斯科的醒起，就代表欧洲信托的兴起，这就是为什么欧美的股市是好的。如果没有信托信任的经理人，我不不会把钱交给你的。
国企老总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该负责任，因为这个盘子不是你自己挣来的，是国家、民族、老百姓给你的。我看了很多的报道，对于红塔山，很多人给予表扬。但是，如果不是国家不让民企涉足烟草业，他会做这么好吗？我们甚至不知道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就是保姆。新自由主义学派希望国企退出舞台，政府退出可以，但国企不能退出。在国有股权之下，聘用职业经理人，法律保障他的信托责任，而他所作所为必须由董事会依照硬指标进行判断。你可以用自己赚来的钱，用市价买期权、股票，但你不能直接拥有股票。所以韦尔奇在通用20年，他是成功的打工仔，我们应该让职业经理人市场化。如何建立起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用法制来保障它的信托责任，是我们政府未来应该努力的目标。而不是所有人缺位。
我个人对新自由主义学派是表示尊敬，但最遗憾的是，这个学派提出是20年以前，那时候谈理念是没有问题的。当时中国缺乏自由经济的理念，但很不幸的是20年之后还在谈理念。甚至注意到没有，骂我的学者从来没有在数据上挑我的毛病，因为挑不出来，因为我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学者。我希望经济学界的争论回归到主流，希望用数据说服我，我不想再谈理念，理念没有任何的意义。如果你谈你的理念，我谈我的理念，最后结果就是四个字…清谈误国。
用“三个必须”规范产权改革
2004。9。17 郎咸平
首先我们看一下产权改革的现状。由1995年至2002年每年2万家中国大中型制造业汇报给统计局的资料显示，这些企业的产值约占中国GDP的10％和就业量的7％，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这些企业按照所有制性质划分为6类，即：国有企业、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外资企业、港台资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研究结果显示，国营企业比重连年降低，由1995年的70。6％的高比例逐年降低至2002年的31％，这说明了国营企业逐渐退出经济舞台的现实。私营企业由1995年的0％上升到2002年的5。6％。以比例而言这个增长是惊人的，但是以绝对数量而言，却仍远远的低于国营企业。
集体企业的数目也有逐年下降的趋势，由1995年的18。7％降到2002年的9。9％，和国营企业一样，下降至近一半。外资企业由1995年的2。6％上升到了2002年的13。4％，而港台资企业由1995年的2。3％上升到2002年的11。4％。最后谈到混合制企业，该性质企业的成长也是比较惊人的，由1995年的5。8％急升至2002年的28。6％。（国有企业、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外资企业
、港台资企业和混合所有制六个类型企业的划分和各自所占比例源自香港大学刘俏教授与肖耿教授的研究“Why do firms disguise their
profits？”）
综合而言，国内每年两万余家大中型企业之中，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包括港台企业和混合企业逐渐取代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这个转变也比较符合中国产权改革的现实情况。
郎氏产权改革新思维
但是根据我的研究和判断，当前国有企业的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发生了方向性错误，因此我提出我的主要改革如下。
观点一：必须暂停产权交易。
目前国有资产转成民营资产的做法存在两大误区：第一是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第二是买卖双方自定价格的交易。
“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是指内地可视为大陆法系国家，一切判案都应根据条文来判断。但是我们的相关监管法律是缺位的，只要法律没有规定不能做的都可以做，这就是我所谓法律缺位下的合法。因此在产权改革的过程中，一些人可以在法律缺位的情况下合法地堂而皇之地掠夺国有资产。“买卖双方自定价格交易”是指目前国有资产的转移是抛开了财产的主体（老百姓）而由买卖双方私下定价，因此是不公平的。国企或国资局把属于全体老百姓价值100元的资产以5元卖给了民营企业家。这是不公平的。因此我提出，不管是买卖双方如何制定价格，这个价格未来必定是要公开、透明、竞价、与严格审计，而不能由买卖双方做决定，因为财产不属于买卖双方，而是属于全国老百姓。如果目前无法保证这些原则，产权交易就必须暂停。
观点二：必须禁止MBO。
我国根本没有正确地认识MBO的本质。中国目前的MBO，并非实际意义上的MBO。所谓MBO应该是公司发行全流通股以后，再用溢价收回所有在外流通股，嘉惠股民。但是中国的MBO变成了国企经理人从国家银行借钱，自己定价，收购不能流通的国有股，这是MBI（management
buy in）而不是MBO。因此国企老总利用MBI大量掠夺国有资产，政府一定要严格禁止。
观点三：必须建立一套激励机制与信托责任并重的职业经理人制度。
首先我请问所有国企的经理人，你们比通用的韦尔奇怎么样？谁能比得过他？我相信没有人敢举手。韦尔奇在任20年间，给通用股民创造多少的财富？最终通用是谁的？还是属于中小股民的而不是他的。
但是很不幸的是我国这20年来的产权改革只重视透过激励机制提高效率，但完全忽略了信托责任。
我国国企经理人激励机制不足是个历史的现实，因此在改革过程中，“所有人缺位”的错误思维成为国企经理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最好借口，也就是说做不好反而是应该的，做得好的激励机制就是把国有财产变自己的。
我用一个很形象的例子来说明问题。我们家今天很脏，请一个保姆清理一下，结果我们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目前的国企改革的做法。我们应该确立一个正确的思维，中国根本就没有所谓“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中国国有企业当然有所有人，而这个所有人就是国家。这种国家持股的现象在欧洲和亚洲也非常普遍，并非中国特有。国企老总就是“保姆”，因此把企业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就该被炒鱿鱼，这就是国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