啻胃亩詈竽贸鲅贰！ �
这时，刘永好才算松了口气。可是，没等刘永好把气松完，便出现问题了。
原计划是兄弟们筹划着同生产队联办“奇异电子厂”。这一天，生产队长慌张地跑来说：
“永好，咱们的‘奇异电子厂’泡汤了。”
刘永好闻听，脑袋轰的一声。为此事他费了多少心血呀！跑了一春八夏，上下嘴唇一对就泡汤了，他怎能甘心呢？
他急忙跑到公社，找到公社干部打听此事，那干部头都没抬就说；
“枪毙了！”
刘永好不服气地问：
“为什么？”
干部不假思索地说：
“开什么黑店？有这种‘公私融合’的政策吗？”
刘永好不肯让步，说：
“三中全会已经给中国的大政方针调了弦定了音。公社为何不执行呢？”
干部说：
“你急什么呢？国家的政策只承认‘专业户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呀。”
一句话把刘永好说得闭口无言。他无言以对，只好认倒霉。一路上，他不知怎样走回来的。他不知该怨谁，该恨谁，该与谁理论。他想大声疾呼，引人来问自己，好乘机把那些冲击他心灵之门的苦恼和烦扰倾吐出来。
当他冷静下来时，反复思索着所发生的一切。从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来说，中国是刚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的国家。这样的“中国特色”，决定着他的总政策稳定的前提下，必然存在某些具体政策的不稳定性。处于调整过程中时，国家也在探索着进行。作为自己，要想符合共和国发展的逻辑，纵横捭阖于市场经济大海，就得下功夫研究政策，吃准“气候”。所谓抓住机遇，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善于抓住政策调整的契机。这是企业的致胜之道。一
吃一堑，长一智。“跌回跟头学了个乖”。“那好，我们就先当这样的‘代表’吧！”
“此路不通”的路标，就这样把刘氏兄弟引进了养殖场。
市场上叫卖“鸡娃”
难产的胎儿“育新良种场”终于诞生了。
乐至县一个专业户来场订了十万只“北京白”鸡苗。
这一天，刘永好准备好车辆，和众人一起把二万只鸡苗运走以后，刘永好走进办公室，拿出汇票，觉得不对，便马上查对。果不出所料，汇票是假的。
刘永好哪敢怠慢，马上寻找其人。当他找到那个人时，那个人二话没说，竟“扑通”一起跪在地上说：
“都怪我昧了良心，前天一场大火，把买来的两万只鸡连同我的房子一起烧掉了！这是我骗人遭的报应。”
说完，叩头如捣蒜。
面对身无分文的穷苦农民，有什么话可说呢，刘永好动了恻隐之心。最后只能把没运走的八万只鸡苗卖了弥补损失。
刘永好想起，成都市浆洗街有个鸡鸭集市。于是，刘永好兄弟每天四点钟起床装好鸡娃，蹬自行车三小时跑四十公里，赶到集市用土喇叭扯起嗓子叫卖。
每天4点钟，刘永好驮着鸡娃上路了。夜空开始发亮了。在东方，人们可以看见一道亮光，上边发绿色，下边是粉红色，最后成为一道金红色的光，越来越扩大。乡间的小道上是一片潮呼呼的露水气味；树影子渐渐淡了，星斗渐渐少了，天空渐渐高了；小山村上的喇叭花顶着露水珠儿开……
刘永好在小道上颠簸着，身后的鸡娃们，不知坐上了什么新式玩艺，叽叽地叫着。刘永好仔细想来又觉得好笑，自己扔了国家干部不干，来当了鸡司令。人呀！是最难琢磨的。想当年，当知青时只要吃饱饭，就天下太平了。那时能上趟成都高兴得不得了。哥哥常常给他讲成都：
“位于成都平原中心，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自古称为‘天府’，是我国历史名城之一。约在公元前400年左右，这里就建了城，定名成都。东汉时，成都织锦发达，设有锦官管理，因此又名‘锦官城’或‘锦城’。三国时，蜀国以此为都城。五代时，后蜀主孟昶在城上遍植芙蓉，故又有‘芙蓉城’或‘蓉城’之称。”
哥哥还常常考问道：
“成都都有什么名胜古迹？”
自己总是胸有成竹地回答：
“武侯祠！”
哥哥又追问：
“还有呢？”
自己开始胆怯了，小声地说：
“好像有杜甫堂、望江楼、青羊宫，还有，还有……”
哥哥见他答不上来，便耻笑说：
“又忘了！真是猪脑。你就知道一个武侯祠，你知道武侯是谁吗？”
自己立刻来了精神，说：
“诸葛亮呗，是蜀汉丞相。”
插队后，只要一有机会就去成都逛武侯祠，祠内古柏苍郁，殿宇高大华美。主体建筑均在一条中轴线上，有大门、二门、刘备殿、过厅、诸葛亮殿。
大门有“汉昭烈庙”四字横额，但千百年来人们一直称它“武侯祠”。那时不懂，常常问起此事。爸爸总是若有所思地说；
“那是因为人民敬慕孔明胜过昭烈的原故。人活着，就要为百姓多做好事。多做对百姓有益的事，死后能流芳千古。”
这句话一直铭刻在刘永好的心灵深处。他常常想，自己什么时候能做一个那样的人呢！
刘永好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每到清明节都要给烈士扫墓，那些烈士的事迹时时感动着他。那时他常常暗下决心，长大一定沿着先烈的足迹，把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进行到底！长大一定做一个有用的人才。
没有想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一个只上了初中二年的中学生送到这个偏僻小山村进行再教育。他无形中成了“文革”的牺牲品，荒废了学业。那时不知怎么过来的，自己还算幸运儿，有些更惨……
记得集体户有个女同学，刚插队不久，她父亲就自杀了。当时，她哭得死去活来。看到她那可怜的样子，刘永好便想办法安慰她。那时在刘永好的心目中，成都的望江楼是最美的地方了。于是，就约那位女同学去望江楼散心。望江楼具有我国江南园林特色，楼前有假山一座，可沿石级登临；朱栏临江，柳丝飘拂，富有诗情画意。七月里一个平静的月夜，刘永好站在石级上，一忽儿瞧着江水，一忽儿瞧着美丽的望江楼。那个女同学站在他身边，对刘永好说：
“水面上的黑影不是阴影，而是梦。”
她还说迷人的江水以及那离奇的光辉，深不可测的天空和忧郁而沉思的望江楼，都在述说我们生活的空虚，述说人世间一种高尚、永恒、幸福的东西。人要是忘掉自己，死掉，变成回忆，那多么好啊。过去的生活庸俗而乏味，将来呢，也无价值；而这个美丽的夜晚一辈子只有一回，不久也要过去，消融在永恒里。那么，为什么要活着呢？
刘永好对她所说的一切不太理解。他一忽儿听那女同学说话，一忽儿听着夜晚的宁静，暗自想着：他自己是不会死的，永远不会死。他以前从没见过江水会有这样的蓝宝石色。江水、天空、望江楼、黑影，他灵魂里洋溢着的控制不住的喜悦，都在告诉他，说他将来会成为大厂长，大老板，说在远方那一边，在广阔无垠的天地里，成功啦、荣耀啦、人们的爱戴啦，都在等他……他，眼也不眨地凝视着远方，瞧了很久，好像看见成群的人、亮光，好像听见音乐的胜利的节奏、痴迷的喊叫，自己便向他们讲驾御大自然的威力。那是多么摄人心魄。自己觉得自己很有独创能力；自己的生活毫无牵挂，自由自在，超然于一切烦恼以外，跟鸟儿的生活一样。
说也奇怪，当时的憧憬，和如今似乎有些相似。现在刘永好已具备独创能力，而且也自由自在了，跟鸟儿的生活一样。只是不能超然于一切世俗的烦恼。想起来，刘永好自己也无法解释这一切。
来到市场，刘永好拿起土喇叭喊着：
“鸡娃，谁买鸡娃，一元钱三个！”
一直叫卖到晚上，连忙收摊。
秋末的黄昏来得总是很快，还没等山野上被日光蒸发起的水气消散，太阳就落进西山。于是，山谷中的岚风带着浓重的凉意，驱赶着白色的雾气，向山下游荡；而山峰的阴影，更快地倒压在村庄上，阴影越来越浓。
刘永好这张被尘埃遮盖的脸，毫无反应。显然，他已经疲惫不堪，就是耳边响起九天惊雷，也不能赶走睡魔。这，只有经过漫漫风尘驿路的跋涉者，才能理解这片刻憩睡的宝贵。
这样，一二十天下来，几兄弟每人掉了十多斤肉。但值得庆幸的是，八万只鸡苗全销售出去了。年底算帐，竟有十万块盈利！
当干部穷是穷，但是“旱涝保收”，而且自命情高。一旦下了“海”，收鸡蛋、孵鸡子、卖鸡娃，样样活儿要做；工人、推销员、老板，什么角色都扮演。每天辛苦不说，还要厚着脸磨嘴皮，提着“猪头”求神进贡，心里真是酸甜苦辣一应俱全。十年后，已经成为希望集团总裁的刘永好反刍往事，总是语重心长地说：
“当时那滋味，我真是一辈子也忘不了。”
赚了个“鹌鹑大王”美名
80年代初期的中国，“穷社会主义”的理论刚刚受到挑战，但国营企业不敢理直气壮地赚钱，只要完成政治任务，做亏本生意也不怕，反正亏了工资照发。还说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可是，农村专业户就没有这种“优越性”，亏了本没“财政补贴”。他们命中注定要当经济核算大师，天生的“算帐派”！
陈育新就是这样的算盘精。他拨动算盘珠合计着：
“一个鸡蛋卖一角多钱，而只有它五分之一大的鹌鹑种蛋，一个就值二角。而小鹌鹑孵出蛋壳，四十天就能下蛋。一对鹌鹑一年可以抱五窝小仔，值一百多元。这真是‘短平快’的生财之道！”
于是，陈育新便马上组织了一个科研小组，培育出产蛋率高达百分之八十的良种，还配制出系列饲料。
一九八六年刘氏兄弟养鹌鹑十五万只，于是，这小小山村也家家养起了鹌鹑。其他村庄见古家村养鹌鹑合算，也养了起来。后来传染了整个公社养鹌鹑。一传十、十传百，养鹌鹑赚钱的信息不胫而走，蔓延到整个新津县将近三分之一的农民成了养殖专业户，全县高峰时期养了上千万只，饲养量比号称世界养鹌大国的德、法、日还要大！
那阵子，外地人一进入新津县城，就会听到“叽叽呱呱”的鹌鹑王国大合唱。
刘氏兄弟的算盘确实打精了，他们抓住公家企业对赚钱还“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时机，不肯放过。他们开足马力育种、孵雏、卖饲料，全力供应所有对鹌鹑感兴趣的地方。
自己的鹌鹑养多了，大量的鹌鹑产出，只是孵雏用蛋还是少量的。于是他们又动了脑筋，制造罐头，一瓶罐头三元多，可以运往全国各地，甚至国外。这个想法一旦形成，他们马上就办厂。
刘氏兄弟此时可以说是适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