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在前一种场合，有时出现在技术生产中，有时出现在市场或者信贷关系中；在后一种场合，有时体现需求方向的变化（例如时装的变化），有时体现消费者购买力的变化。对绝大部分的各种工业集团来说，所受的干扰不尽相同，但是第一个工业行业受到的干扰较多，然后是另一个行业。有时危机以对资本家产生特殊影响的信用制度的崩溃为特征，有时则是工人或者土地所有者受损失最多。企业家也会以极其不同的方式被卷入进来。
乍一看，在表现出来的形式上去寻求危机的共同要素，似乎更有希望。实际上，正是这种要素导向这样一种流行的和科学的信念：危机总是同一的并且是同样的现象。然而，我们容易看到，这些可以从表面上得到的外在特征，除了是干扰发展的一种要素外，对所有危机来说，就既不是共同的，也不是本质的。举例来说，恐慌（ Panic）的要素就是非常明显的。它是早期危机（crisis）的突出特征。但是也存在没有危机的恐慌。并且更进一步地说，也存在没有真正恐慌的危机。恐慌的强度，无论如何与危机的重要性，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最后，恐慌大多是危机爆发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这对诸如“投机狂热”、“生产过剩”等标语口号，也都是适用的。一旦危机爆发并且改变了整个经济形势，那么大量的投机就变得没有意义，并且几乎生产出来的商品的每一数量都显得过大，尽管在危机爆发之前这两者都完全适合于当时的情况。同样地，个别商行的倒闭，生产的各个部门之间缺乏适当的联系，生产与消费的不一致性，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要素，都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在此种意义上不可能有判定危机的满意标准，这可以由下述事实看出：尽管根据这一主题的描述文献，一定次数的危机必定复现，但是除此而外，危机的个别内容细节就不再是互相符合的了。
现在我们转入另一个问题：是否所有危机没有一点是纯粹的经济现象，也就是说，是否危机以及所有形成它们的原因和结果都能通过对经济体系的研究所得到的解释因素而弄明白。很清楚，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也不一定必然是如此。我们可以立即承认，例如战争爆发可以引起足够大的干扰以至形成我们所说的危机。当然，这绝不是规律。例如，十九世纪的大规模战争大都并未立即导至危机。但是那种情况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假定，一个积极与其它国家进行贸易，且其经济制度被设想为在我们的含义上达到充分发展的海岛国家，被一支敌国舰队割断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进口与出口同样受到阻碍，价格与价值体系被扰乱，债务不能保持，信用的锚链被拉断 ——所有这些都是可以设想的，都已经实际上出现，并且的确代表一种危机。这种危机不能单纯从经济上得到解释，因为原因、战争都是经济制度以外的要素。由于经济范畴内这种外在实体的作用，危机便产生出来并且同时得到解释。这些外部的因素屡次地解释危机。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坏收成，这样的收成明显地会引起危机，并且众所周知，甚至已成为危机通论的基础。
但是，即使不象战争或气象条件那样显著地从外部作用于经济体系的各种环境，也必须从纯理论的角度看作是外部干扰原因的结果，从而在原则上看作是偶然的。举例来说，保护关税的突然废除也可能引起一场危机。这样一种商业措施当然是一种经济事件。但是我们不能够精确地断定它的外貌，我们只可能考查它的结果。从经济生活的规律的观点出发，它基本上是来自外界的一种影响。这样，就存在并非我们所谓的纯粹经济现象的危机。正因为它们不是纯粹经济现象的危机，所以，我们从纯粹经济的观点不能一般地谈到关于它们的原因。对我们来说，它们必定会被当作不幸的偶然事件。
现在问题产生了：是否存在着任何我们所说的纯粹经济危机呢？是否存在着没有我们刚才举例所说的外界刺激而出现的危机呢？事实上，这种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实际上已被确认：危机总是外部环境的结果。但是，毫无疑问，它是非常似是而非的。如果它是正确的，那么就不存在关于真正的危机的经济理论，并且我们将无所作为而只能简单地证实这些事实，或者至多试图对危机的那些外在原因，加以分类。
在回答我们的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摆脱一种特殊的危机。如果一个国家的工业由另一个国家提供财政资助，如果繁荣的波浪冲击后者，而后者比前者对资本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用途，那么，就存在着一种从先前投资中收回资本的趋势。如果这种事件很快地并且轻率地发生，那么它就显然能够在先前的国家里造成危机。这一实例应该表明，一个经济地区的纯粹经济原因可以引起另一个地区的危机。这种现象是屡次和广泛地被认识到的。很明显，这不仅可以发生于两个不同国家之间，而且也可以发生于一个国家的不同部分之间，并且在一定情况之下，还可以发生于一个经济区域内不同工业部门之间。当危机一旦在一个地方爆发的时候，它通常要涉及其它地方。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现象是纯粹经济的，属于我们正在寻求的那一种吗？回答是否定的。其它地区的经济状况是任何给定经济体系的材料数据；并且在解释该体系内的现象时，只能够充当非经济要素的角色。对于正在考察中的经济体系，它们是偶然事件；并且，如果试图为这种危机找到一条普遍规律，那将是徒劳的。
最后，在抛弃了危机的所有外来原因之后，我们还找到了属于纯经济性质的其它原因，意思是说，这些原因产生于经济体系之内，但尽管如此，它们却未呈现出一个新的理论问题。每一种新的联合，用我们的老话说，都有招致失败的明显危险。尽管工业的所有部门铸成致命错误的情况极少，但是它们还是发生了，并且，如果存在问题的企业具有足够的重要性，那么危机的大多数症状便可由它们而产生。然而，话说回来，这类事件只不过是小小灾难，可以在每个场合作个别解释；但从作为经济过程本质要素或因素的结果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并不是经济过程所固有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种干扰的一系列可能的原因，那么当我们对所有项目进行抽象时，是否还剩下什么就很值得怀疑；并且，因此而除了说，如果由于外部或内部的偶然事件的结果，任何具有足够重要性的事情出了毛病，危机就这样发生了，那么关于危机的因果关系，我们也就不能多说什么。历史并不与这个理论相矛盾。因为几乎每一种历史场合都存在很多偶然事件，这些偶然事件可以认为对实际发生的危机负有责任，而没有任何明显的荒唐悖理之处，从而使得任何寻求更加普遍的和根本的原因的必要性，并没有象我们当中有些人所相信的那样明显。顺便要注意的是，尽管我们可以决定这个问题，但历史上大多数大规模危机的个别背景，对于解释每一种场合所观察到的实际发生的事情，较诸进入一般性理论的任何事情更为重要 ——假定这种理论是可能的——因而这种理论除了是作为对任何一种实际情况中的诊断或补救方针的一种贡献外，我们再也不能从它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如果工商业者几乎总是试图用手头掌握的特殊情况来解释危机，那他们也不都是错误的。经验主义者对于试图建立一种缺乏基础的一般性理论的对抗态度，也不都是错误的——尽管它不是这种场合所需要的对抗，而只是对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任务的一个明确的区别。
这个决定性的发现，这个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并同时将我们的讨论转移到略有不同的境地的发现，确立了如下事实：无论如何存在着一类危机，它们是繁荣与衰退交迭时期的波浪式运动的要素，或者无论如何也是有规律的，即使不一定是必要的事变，而这一类要素自从资本主义时代开始就渗入到经济生活之中。这个现象产生于一大批各种各样的和各不相同的事实，它们可以用来解释各种挫折和崩溃的情况。经济生活的巨大突变正是我们必须首先解释的。一旦我们抓住了这个问题，为了理论分析的目的，我们不仅有理由假定，而且被迫假定不存在所有其它由工业生活所招至的外部的与内部的干扰，以便于从理论的角度分离出唯一有意义的问题。虽然是这样做，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忘记，我们所抛弃的那些东西并不是由于它们不甚重要；同时我们的理论，如果限制在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狭窄范围内，那么必定与所有更广大范围的分析的努力不相称，而这种努力是旨在为完全理解事物的现实过程，提供一种工具。
现在这个问题可以概括如下：为什么我们意指的经济发展，不是象一棵树的生长那样均匀地向前发展，而是跳跃式地向前发展， 为什么它呈现出那种特有的上升与下降呢？
２．回答不可能简短，也不可能是足够精确的：这完全是因为新的组合，不是象人们依据一般的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样，从时间上均匀分布的 ——按照这样一种方式，让人们能够选择等距离的时间间隔，在每一个间隔里可以安置实现一个新的组合——而是，如果一旦出现，那就会成组或成群地不连续地出现。
现在，（ａ）将要解释这个答案，（ｂ）然后解释这种成组方式的出现，（ｃ）再据而分析这一事实的结果以及由它们引起的因果关系的过程（见本章 ⒊）。第三点包含一个新问题，不对此问题加以解决，这一理论就不是完全的。尽管我们接受尤格拉的论点，即衰退的唯一原因是繁荣——这意味着衰退只不过是经济体系对于繁荣的反响，或者是对于繁荣所带给这个体系的新情况的适应，这样，对衰退的解释也就根源于对繁荣的解释——然而，从繁荣走向衰退的方式本身却是一个单独的事物，正如读者所能立即看出的斯皮托夫与我之间在这一点上存在的差异一样。人们还可以立即看到，这个问题已由我们的论点——在不存在困难与不存在新的事实或理论工具的帮助之下——予以回答了。
（ａ）如果我们所谓的新企业真是彼此独立地出现，那么，就不会存在象特殊的、可区别的、显著的和有规律复发的现象那样的繁荣和衰退了。因此，它们的出现一般就会是连续的；它们将会在时间上均匀分布。并且在循环流转中受它们影响的各种变化都相对地小，因此，干扰仅仅具有局部重要性，且从整个经济体系来说是易于被克服的。于是将会不存在循环流转的重大干扰，从而就根本不存在增长的干扰。应该注意，这适用于有关把那种要素当作危机原因的任何危机理论，特别是一切 “比例失调”理论；这种现象是从来不会让人们弄明白的，如果不论原因如何，却没有解释为什么原因不能这样来发挥作用，从而让其结果得以被连续地和普遍地吸收。
即使这样，还是存在繁荣之时与不景气之时。黄金或其它通货膨胀将会仍然加速经济增长，通货紧缩将会阻碍它；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