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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政府向这个地区所征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不变。
陈布雷说：
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河南省政府主席）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地”，“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能缓免。
这实际等于政府又拿了一把刀子，与灾害为伍，在直接宰杀那些牲口一样的两眼灰蒙蒙、东倒西歪的灾民。于是，死的死了；没死的，发生大面积背井离乡的逃荒。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也会像蒋委员长那样说：情况不会那么严重吧？这是一种事物的惯性，事物后特别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再来想事物，我们总是宽宏大量地想：事情不会那么严重吧？但在当时，可知历史是一点不宽容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又得引用资料。我认为这种在历史中打捞事件的报告式的文字，引用资料比作者胡编乱造要更科学一些。后者虽然能使读者身临其境，但其境是虚假的；资料也可能虚假，但五十年前的资料，总比五十年后的想像更真实一些。一九四二年，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
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加重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由于在中条山失陷之前，该省还要向驻守山西南部的军队和驻守在比较穷困的陕西省的军队提供给养，因而，负担也就更加沉重了。在陕西省的四十万驻军的主要任务是“警戒”共产党。
我从很多人士那里得到的估计是：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中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通过省政府征收）以及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税率是按正常的年景定，而不是按当年的实际收成定。因此，收成越坏，从农民征收的比例就越大。征粮要缴纳小麦，因此，他们所收获的小麦更大一部分要用于纳粮。
有很可靠的证据表明，向农民征收的军粮是超过实际需要的。中国军官的一个由来已久的，仍然盛行不衰的惯例，就是向上级报告的部队人数超过实际所有的人数。这样他们就可以吃空额，谋私利。洛阳公开市场上的很大一批粮食，就是来自这个方面……
人们还普遍抱怨，征粮征税负担分配不公平。这些事是通过保甲长来办，他们自己就是乡绅、地主。他们通常都是要使自己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不要纳粮纳税太多。势力还是以财富和财产为基础：穷苦农民的粮食，往往被更多地征去了，这就正像是他们的儿子，而不是甲长和地主的儿子，被拉去当兵一样。
河南的情况是如此之糟，以致在好几年中都有人逃荒到陕西、甘肃和川北……结果是河南的人口相对减少，而留下来的，人和赋税负担相对加重了。在前线地区，农民的日子最苦，那里受灾也最重。因此，来自那里的人口流动也最多。来自郑州的一位传教士说，早在当年的饥荒袭来
之前，那个地区的许多田园就已荒无人烟了。
这种情况今年发展到了顶点。最盲目的政府官员也认识到，在小麦欠收后，早春将发生严重缺粮。早在七月间，每天就有约一千名难民逃离河南，但是，征粮计划不变。在很多地区，全部收成不够纳粮的需要。在农村发生了一些抗议，但都是无力的，分散的，没有效果的。在少数地方，显然使用了军队对付人民。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灾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这些饲料比起他塞进自己嘴里的东西，其营养价值要高得多。
以上是谢伟思的报告。为什么我引用谢的文字而不引证别的书籍呢？因为谢是外国人，不身在复杂的其中，也许能更客观一些。但谢伟思所说的，还不是最严重的，即：在灾难中的灾民，并不被免除赋税，而是严令其仍按正常年景税赋征收因而实际上税赋已超过正常年景还不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统治这些灾民的一些官员，还借灾民的灾难去投机发财。据美国记者白修德亲眼目睹，有些部队的司令把部队的余粮卖给灾民，发了大财。来自西安和郑州的商人，政府的小官吏、军官以及仍然储蓄着粮食在手的地主，拼命以罪恶的低价收买农民祖辈留下来的田地。土地的集中和丧失同时进行，其激烈程度与饥饿的程度成正比。
当我们被这么一些从委员长一直到小官吏、地主所统治的时候，我们的命运操纵在他们手里，我们对他们的操纵能十分放心吗？
后来，就必然出现了大批的脱离了土地的灾民，出现一个由东向西的大规模的流民图。这流民中，就包括河南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的俺二姥娘、俺三姥娘全家，包括村里其他许多父老乡亲。他们虽然一辈子没有见过委员长，许多青壮年一听委员长还自觉立正，但是，委员长在富丽堂皇的黄山别墅的态度，一颦一笑，都将直接决定他们的生死和命运。委员长思索：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他们思索：我们向哪里去逃荒？
温故一九四二（四）
刘震云
花爪舅舅直到现在还有些后悔。当初在洛阳被抓了壮丁，后来为什
么要逃跑，没有在部队坚持下来呢？我问：
“当时抓你的是哪个部队？”
花爪舅舅：
“国军。”
我：
“我知道是国军，国军的哪一部分？”
花爪舅舅：
“班长叫个李狗剩，排长叫个闫之栋。”
我：
“再往上呢？”
花爪舅舅：
“再往上就不知道了。”
我事后查了查资料，当时占据洛阳一带的国民党部队，隶属胡宗南。我问：
“被抓壮丁后干什么去了？”
花爪舅舅：
“当时就上了中条山，派到了前线。日本人的迫击炮，‘啾啾’地在头上飞。打仗头一天，班副和两个弟兄就被炸死了。我害怕了，当晚就开溜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
我：
“是呀，大敌当前，民族矛盾，别的弟兄牺牲了，你开溜了，是不大像话，该后悔。”花爪舅舅瞪我一眼：
“我不是后悔这个。”
我一愣：
“那你后悔什么？”
花爪舅舅：
“当初不开溜，后来跑到台湾，现在也成台胞了。像通村的王明芹，小名犟驴，抓壮丁比我还晚两年，后来到了台湾，现在成了台胞，去年回来了，带着小老婆，戴着金壳手表，镶着大金牙，县长都用小轿车接他，是玩的不是？这不能怪别的，只能怪你舅眼圈子太小，年轻不懂事。当时我才十五六岁，只知道活命了。”
我明白了花爪舅舅的意思。我安慰他：
“现在后悔是对的，当初逃跑也是对的。你想，一九四三年，离抗日战争结束还有两年，以后解放战争还有五年，谁也难保证你在诸多的战斗中不像你们班副一样被打死。当然，如果不打死，就像犟驴一样成了台胞；如果万一打死，不连现在也没有了。”
花爪舅舅想了想：
“那倒是，子弹没长眼睛；我就是这个命，咱没当台胞那个命。”
我说：
“你虽然没当台胞，但在咱们这边，你也当了支书，总起说混得还算不错。”
花爪舅舅立即来了精神：
“那倒是，支书我一口气当了二十四年！”
但马上又颓然叹口气：
“但是十个支书，加起来也不顶一个台胞呀。现在又下了台，县长认咱是谁呀。”
我安慰他：
“认识县长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个犟驴吗？舅舅，咱们不说犟驴了，咱们说说，俺二姥娘一家、三姥娘一家，当初是怎么逃荒的，你身在其中，肯定有许多亲身经历。”
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