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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左”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终于在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上结束了他们的统治，确立了以毛主席为领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从此，扭转了全国的革命形势。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党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并正确领导了抗日救亡运动和正确解决了西安事变，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左”倾机会主义者总是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往往从“冒险主义”走向“投降主义”。叛徒、汉奸王明自称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但历史却无情地宣判了他是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者和反革命。列宁指出，“左”倾机会主义者自称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其实他们特别缺乏无产阶级的气味，而特别富有小资产阶级的气味”。（《列宁选集》第三卷533页）
右倾机会主义 工人运动或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毛泽东选集》一卷本571页），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
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出卖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根本利益，向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列宁指出：“机会主义就是为了党的短暂的、一时的、次要的利益而牺牲党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列宁全集》第十一卷222页）右倾机会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或无产阶级政党中的代理人和走狗，他们挂着马克思主义照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用阶级合作来代替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伯恩施坦、考茨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等，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
右倾机会主义者总是过高估计阶级敌人的力量，低估人民群众的力量，看不到革命的光明前途，看不到革命高潮的必然到来。他们主张取消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力图倒转历史车轮，阻止革命前进。例如：一九二七年，正当我国北伐革命战争达到高潮时，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自动放弃对工农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放弃武装力量，背叛工农利益，去投降大资产阶级，从而断送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在抗日战争时期，叛徒王明荒谬地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投降蒋介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叛徒刘少奇抛出了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妄图取消新民主主义革命，全国解放后，他又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右倾机会主义黑纲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事实证明，右倾机会主义者就是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毛主席说：“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实践论》）
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掩盖背叛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当他们无力对抗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的时候，就“只好施诡计，搞阴谋，耍无赖”（《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249页），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反党反人民，以求一逞。叛徒、卖国贼林彪，一贯右倾，一贯耍两面派，欺骗党和人民。在党的九大期间和九大以后，他不顾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教育和挽救，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甚至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把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这是一条极右的机会主义路线。
国防哲学 是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于一九三六年炮制的反动哲学。它适应卖国贼蒋介石反共卖国政策的需要，是王明、刘少奇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在“九一八”事变后，人民公敌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和卖国政策。一九三六年，他策划组织所谓“国防会议”，以“国防”的口号掩盖其反共卖国的真面目，同时鼓吹“国家至上”，坚持法西斯的一党专政。叛徒王明迎合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主张成立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防政府”，要求“原来敌对的阶级相互礼让”、共同发展，抛出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叛徒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同样积极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就在这种情况下，陈伯达抛出《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启蒙运动》等反动文章，鼓吹“国防哲学”，为蒋介石的反共卖国政策效劳，为王明、刘少奇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
国防哲学 是“合二而一”哲学，是投降哲学。它打着“新哲学”、“新唯物论”的招牌，叫嚷要把“新唯物论”同蒋介石的“国防”这个“现实的政治结合起来”；主张“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叫嚷“一切文化人”，不分界别，不分阶级，“在‘国防’这个目标上联合起来”；鼓吹“牺牲阶级的成见”，“绝对无条件地”联合一切人，实行“全国大合作”’。它完全掩盖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不讲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这是地地道道的“合二而一”论、“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投降论”’。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无条件的合作，无条件的发展，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也要注意反对，否则也就会妨碍合作，妨碍发展，而变为投降主义的合作和无原则的发展了。”（《毛泽东选集》一卷本498页）
国防哲学大肆贩卖先验论和英雄史观的黑货。它胡说什么“理性主义”是“进行联合阵线的起点”，宣扬通过反省来达到理性，反对一切思想受“物质的镣铐”。它诬蔑人民群众“野蛮”、“落后”，“根深蒂固地和旧传统思想相固结着”，叫嚣要开展“新启蒙运动”，用“理性”去“开发民智”，“保卫祖国”，即保卫蒋介石的封建法西斯王朝。它无耻地吹捧独夫民贼蒋介石是“救国救世救民”的先知先觉，这充分暴露出国防哲学的反动本质。
总之，国防哲学是打着“国防”的旗号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哲学。它欺骗和麻痹人民群众，为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效劳。毛主席指出：“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毛泽东选集》一卷本366页）这是对国防哲学反动实质的深刻揭露和批判。
社会意识形态 社会意识有政治思想、法权思想、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道德和宗教等多种具体形式，统称社会意识形态。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意识，从各个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来反映社会存在和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例如政治思想和法权思想是经济基础最集中的反映，它们通过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政策法令，直接为经济基础服务。艺术是通过各种艺术形式来反映现实生活，并为一定阶级服务的。
在阶级社会里，任何社会意识形态都有阶级性。各个阶级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反映社会存在，形成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思想感情和风俗习惯等。因此，政治法权观点、道德观念和文学艺术等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超阶级的“全民的”意识形态，是根本不存在的。毛主席指出：“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毛泽东选集》一卷本648页）
社会意识形态虽为社会存在所决定，但它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并有相对的独立性。先进的、革命的社会意识能够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指导社会实践和社会革命，推动社会前进。我国先秦法家的思想理论（包括他们的哲学、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各种观点），就属于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先进的革命的意识形态。而旧的错误的社会思想和理论，违反社会发展的趋势，往往落后于社会存在。当社会制度根本变革之后，某些反动的意识形态还会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为反对新制度、复辟旧制度服务，阻碍历史的前进。我国二千多年来，社会制度几经变革，但代表反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孔孟之道至今还在毒害人们，阻碍社会前进，就说明了这一点。政治、法权思想、道德、哲学、艺术等各种意识形态，都有自身发展的历史。先进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在同反动阶级的日意识形态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还要进行长期的、曲折的斗争。但是，必须看到，“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介绍一个合作社》）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以便彻底扫除这些垃圾。
各种不同形态的社会意识，是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中发展的。任何哲学、道德观点，都反映一定阶级的政治观点，而这些观点又影响文艺、宗教和科学；宗教、科学和文艺对政治、哲学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所有这些意识形态中，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是核心，是灵魂，是决定一切的。哲学是人们的世界观，它贯串于各种意识形态之中，起着指导作用。
政治和经济 政治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反映阶级斗争的路线斗争是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和经济是对立的统一。毛主席说：“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
政治和经济这一对矛盾，主要矛盾方面是政治，政治总是第一，政治总是统率经济，总是决定经济的发展方向。毛主席说：“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把政治抽去了，经济就没有了灵魂，就要迷失方向。所以我们不能只谈经济，不谈政治，也不能把政治和经济并列，平起平坐，更不能把这种位置颠倒过来。列宁在批判托洛茨基主张“从经济上”看问题和布哈林把政治和经济等量齐观的折衷主义谬论时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