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泉水穿来穿去尽情浏览，即使一本书不买，溜达上一天，那也痛快、过瘾，也是一种享受，那是只有读书人才能感受到的一种情趣，一种特殊的氛围。
书市不同于书店，犹如现在的“超市”一般，进去一趟，什么日用百货、家用电器、衣服鞋袜，以至倭瓜茄子全可以买到，省却了东奔西跑。我由于所从事职业的特殊性，一年到头流窜于大江南北，偶尔在京赶上一次书市也不容易，但只要我赶上，我是必到书市走一遭的，过节嘛。
可近两年逛书市，却感到味儿有点儿变了。
那年的书市在地坛。吃完早点，我兴冲冲地奔向书市，还没走进书市便听到了里面的一片吆喝声：
“快来买！快来买！十块钱三本，便宜啦便宜啦！……”
“瞧一瞧！看一看！二十块钱买一套！……”
“贱卖了嘿！全部四折！……”
我以为走错了门儿，是不是到了农贸市场，进去一看，没错，书市。吆喝声此起彼伏完全像卖西红柿和烂菠菜的，这是怎么了？我的兴致立即化为乌有。无可否认，市场上流通的书是商品，书上有标价，你总要付人纸张、印刷、市场流通的钱嘛，可买回来的是知识。书是什么？是写书人情感的抒发，是一种人格的自我完成。他想向读书人说点什么，或者根本不想说点什么，只是抒发了，读书人却从中有了共同的感知，甚至理解了他的价值，于是有了沟通，它跨越时间、跨越国界，它是永恒的。于是买书，卖书，读书，藏书变得神圣起来，这和卖西红柿、烂菠菜完全是两回事。我惊讶地望着吆喝叫卖的摊主竟不敢靠前，我没有闻到书香只嗅到“铜臭”，太恐怖了！而且所有的书摊都大同小异毫无特色。
我深深地感到了出版业的萧条与艰难，摆出的书大多是沉积库底多年滞销的老古董。书价折得可怜，我怀疑是赔本儿赚吆喝，而且这些同样的古董几乎占据了一半书摊的显眼位置。摊主们卖力地吆喝着，擦着不住流下的汗水，我眼前立即幻化出国子监那四条大汉，按年龄推算，我又怀疑这些摊主是那四条大汉的后代。
话又说回来，和那四条大汉一样，这些吆喝者也是没错儿的，他只管将书抛出，将钱收回，或许卖多了有提成或奖金，这是他谋生的手段。至于书是否香，是否神圣，是否抒发了情感还是有无沟通，关他鸟事！我被摊主们认出来了，于是大声呼叫着我的名字，呐喊着“十块钱三本儿”，我若买的话还可以便宜些。又是一个哭笑不得，我说我并不在乎书价高低，我需要的书再贵我也买，我不需要的书你按烂纸价称给我，我也不要。摊主们立即向我推荐别的书，大部分是“厕上文学”和“垃圾文学”，假如也能叫文学的话。
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向我推荐“性”文学系列。这本也没什么，可那种诡秘，叫人浑身起鸡皮疙瘩。这又使我想起了老东安市场的书摊主李先生，真是一个时代过去了。一个书摊、一个书市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书市要这样延续下去，我想，我不会再光顾了。经历了那么多年的“书劫”以后，什么时候能再有真正的书的节日呢？我们的恋书情结是永远不会变的。
这次书市我只买了一套《太平广记》，只花了三十元，我怎么算也觉得这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嘛！
第三部分
相识“第五代”
我与“第五代”导演，一九八二年以前并不相识。一九八0年有过一次接触——假如那也叫接触的话。
那一年我拍出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部——也就是处女作——电影《神女峰的迷雾》，我决定审查通过以后先拿到学院去放映（所有的新片，电影学院的学生都是先看的）。两个目的：一是毕业后十六年了，我才“处女”了一下，回去向老师汇报；二是示威，被整多年，回
娘家扬眉吐气一下。但这一想法却遭到了在“神”剧中扮演吴新竹的演员侯克明（现任电影学院副院长）的坚决反对。他说现在电影学院里有一帮小子，专门以起哄为能事。
有一次，“八一”厂的一位老导演拿他的新作来放，这帮小子大呼小叫丑话迭出，鼓倒掌叫倒好，愣把这位老导演气跑了，说再也不进学院的门。还有一位“西安”厂的导演拿新片来放，愣叫他们给哄哭了，什么面子、礼貌，一概没有！现在一般的导演都不敢在学院放片子了。
学院领导严厉批评过几次均无效。我说我这片子还不至于吧！他说肯定哄，并仔细分析了一下说有三处可能挨哄，劝我罢手。我还就不信这个邪，我还没次到这种地步吧？我偏去！克明又说他拿片子去放，叫我别露面，放完了再告诉我现场情况。说得这么恐怖，反而惹起我的火性，一定要去，看看这帮混账小子怎么哄我，我也长长见识。
我有个习惯，看电影不愿旁边有人，总坐在右前方没人坐的地方。克明坐在我旁边，隔五六排的后面，坐着一帮学生，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人。
开演了，场子里很静。字幕过后，第一场山洞戏刚完，女主角出场有一个大近景，忽听背后有个人大喊：“好大的脸！”立即引起一小部分人的哄笑，克明悄声告诉我：“这就开始了。”等袁苑往下一跳，后面那人又大喊：“起音乐！”但此处无音乐，后面那人大声说：“我×，没起！”当女主角全景出现时，那人又大喊：“推！”但是这个镜头没有推，那人带有自嘲地喊道：“我×，丫挺的不推？”满嘴的脏话！三次没哄起来。您想想那镜头真要是起了音乐，真要是“推”了，下面会怎样地起哄！从此场内安静了，而且随着剧情，偶尔发出一些赞赏的笑声和轻轻地议论声。待演到“审瘦狗”一场，当瘦狗说“向毛主席保证，说瞎话我不是人”时，场内竟爆发热烈的掌声。直到换了本儿，下一场开始了，掌声依然不断。
片子放完了，场内掌声雷动。克明松了口气说郭导，您成功了！这他妈叫什么事！他们没哄起来我就成功啦？后来才知道，坐在我后面那帮小子，就是导演系七八班的学生，也就是后来威名赫赫、声震中外的“五代”精英：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何群之流，高声呐喊的正是何群。
样片一看完只见艺谋哭丧着脸对我说对不起郭爷，这批样片拍得不好，您那么支持我们，我们拍成这样太惭愧了。看得出他决非假谦虚，决不是假客气。他说“砖窑”一场本想把背景刷黑，这是错用了墨汁来刷，反映在胶片上变蓝了，墨汁有胶凝固以后有反光，整个儿砖窑的气氛全破坏了。我又震惊了，这么点儿小事至于这么哭丧着脸吗？我说千万别来什么对得起对不起什么的，这批样片很棒。他说不行，回去以后要补拍，我说现在绝对不行。
在去易县外景地的路上我向他陈说厉害。当年新手上片，只要第一批样片拍砸了，只要第一批样片补拍，只要这消息传到厂里，就立即有被停拍的危险，因为人事关系不是一般的复杂。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而且是握有实权极有影响力的人正摩拳擦掌拭目以待，小刀儿磨得贼快，随时准备捅你一下子。
艺谋满脑子艺术，对周边环境形势之险恶毫无戒备心理（这在后来《黄土地》中更凸现出来）。我说对于这批样片要大造舆论，要说“好得不得了”，更不能提补镜头的事。车到外景地已是夜里十一点多钟，摄制组全体人员几十口子全都站在村口迎接，急等着要看样片，实在令人感动。
全体驱车奔了县电影院，刚好影院散场，观众退尽全体看了样片。样片放完场内鸦雀无声，何群突然站起大叫：“我×的咧，这拍得叫什么这叫，这他妈能看吗？我×，怎么成了……”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怎么就把何群这混小子给忘了。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忙冲上去把何群拉到一边说：“你他妈活腻味啦？喊什么你？”我把对艺谋的话又对他说了一遍，何群恍然大悟、满脸尴尬。回到外景驻地开了一个会，统一了认识：一，这批样片好得不得了，立即送回厂里审查。二，用不着补镜头了。三，“砖窑”一场重拍，但要在这个外景点儿全部拍完以后，临撤退前补拍，而且不是“补”，是增加戏，增加几个镜头。可新鲜事物的起步绝非那么简单，传统观念的惯性束缚着几乎所有人的思维，看完样片后首先是演员不答应了。
他们对样片的风格极不理解。“八一”厂的一位老演员气呼呼地说：“拍的这叫什么？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我都没看见我那脸在哪儿，好容易看见一个，还在画面边儿上，还一半儿在外面，里边儿只剩半拉了！”这种情绪很普遍，我找这位老前辈谈了话。第二天又开了会，祝贺第一批样片的成功，并希望大家理解新的观念，支持年轻人的创新精神，中国电影需要突破。
下午我去了拍摄现场，再次使我震惊，这是“五代”给我上的第二课。现场围观的老乡甚多，我也帮着维持秩序，有一个人竟站到场子中央，我把他向外推说老乡往后往后，这人说郭导，我是演员，着实叫我一愣，我又推第二个，又是演员，过一会儿我又去推那第一个，还是当做了老乡。这人就是辛明。他说您怎么老推我呀！我还从来没这么眼拙过，任何戏我都可以从千百个老乡中，准确地抓出扮演老乡的演员，扒层皮都认得出是个“城市老乡”，可这个戏我居然一再上当。他们把演员剃光了头，淋上水，在太阳下曝晒，使头皮和脸色一致。他们不满足于服装做得旧，叫演员穿上衣服在土地上乱滚，在土墙上乱蹭，每个镜头前都往演员的头上身上撒极细的土沫，那真名符其实，一丝不苟。他们严谨的作风、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使我深受触动。
晚上回来又开了总结会，我表示了深深的敬佩之意。第二天我返回北京，要把样片发回厂，由厂里审查，我又担心了。其实那位老演员的看法，很具代表性，一旦这批样片不被审查人理解，再加上别有用心的人一起哄，整个摄制组就有夭折的危险，所以审查时我必须在场。往南宁发片的同时，我给生产办主任写了一封信：我没回去之前任何人不得看样片，片箱不得开封。我那时还有点儿“破”权力，领导也信任我。
十天后我才回南宁，片箱果然原封未动。当晚，厂里放两部片子，散场后将所有的人驱逐出场，只留下厂长和书记二人，我陪他们看样片，边看边解说；其实我说的都是我的学习心得。样片放完，二位领导称赞不已。
此后，我筹备自己的新片，再也顾不得《一个和八个》。待影片完成后立即轰动厂内，领导也喜不自禁，立即去京送审。我没挂名，那简直是骂人！
此片开拍前，电影局审过剧本，并特请陈荒煤同志把关，他认为本子很好，只是结尾太过悲惨，希望改得光明一些。这帮牛犊子们不改，争到最后决定拍两个方案，按原作方案拍一条，按荒煤同志意见也拍一条，两不耽误。
那时送审，由于多次发生审查现场局领导和创作人员发生冲突，后来规定凡审查现场，创作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只可“龟缩”在招待所，听候宣判；而且审查意见并不署名，只盖公章，整个感觉有点儿“虎”怕“牛犊子”了。思来想去不妥，我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