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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感受不再赘述，无数有关《黄土地》的评论都已说尽，任人皆知。说一点儿外人不知的。看完片子以后凯歌叫我稍候，他提来了一个大收录机。我不知他要干什么，他叫放映员把“安塞腰鼓”一场再重放一遍。画面刚一出现，他立即按动收录机的按键，传出了震耳欲聋的迪斯科音乐声。我惊呆了。
放完以后，凯歌问我的感受，我无言以对，却引起了我深深地思考：那强烈的反差，完全对立的，风马牛不相及的声画对位……我想，无论是土得掉渣儿的乡下腰鼓，还是洋得不行的城市迪斯科，他们在人性的勃发、个性的张扬、肉体的解放、心灵的碰撞上都是相通的。
影片渗透了凯歌超前的意识和对现实的关照，具有非同一般的美学内涵。《黄土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没有瞎吹牛。
《雾界》被封杀，我心灰意冷，决定离开电影厂。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要去深圳电视台了，电视比电影要宽松些吧！临行前艺谋、凯歌希望我把他们要拍的《大阅兵》定下来。由于有了《黄土地》的成功，《大阅兵》很快上马了。我则不辞而别，潜入了深圳，不管厂里怎样劝说，我誓死不回头了。一年以后，艺谋去了西安，凯歌回了北影，何群则流窜到广州，完成了一次胜利大逃亡。“广西”厂从此落寞。
到深圳以后才感到这里几乎是文化沙漠，过日子、做生意还行，搞艺术实在是难于施展，只能在夹缝中生存。我精心制作的电视剧《椭圆形轨迹》被封杀，而且说不但现在不能播，永远不能播！我感到势单力孤，没有一帮高水准的志同道合的伙伴成不了好作品。于是我千方百计地将摄影大师侯咏调来了深圳。第一部片，去山西合作拍摄电视剧《雪泥鸿爪》，并请了现在已是著名导演的霍建启任美工师，开始了我与“五代”真正意义上的合作。这个剧的拍摄是“五代”给我上的第五课。许多模糊的电影观念，或者是理论上弄明白了实践上依
然模糊的观念，通过这次合作清晰了。
八十年代中期影视界重点研究的是“空间”问题。周传基教授看过《雾界》后曾大为赞赏，我请教他还有什么问题，他沉吟一下说“空间、空间、还是空间。”通过这次与侯咏的合作我才真正明白了导演该怎样去组织自己的影视空间。此片拍得很艰苦，完成以后侯咏十分满意。又未获通过。
我与侯咏又合作了第二部电视剧《特区移民》，我多年追求的画面终于在侯老师手下出现了。当时深圳电影制片厂刚刚成立不久，需要积累资金，我只好又转回电影，与侯咏合作拍了《她选择谋杀》和《联手警探》两部娱乐片，着实赚了一笔钱，且给厂里拿了奖，总算对得起领导和深圳。我不想在深圳混下去了，一九九0年始周游四海，闯荡江湖，成了“独立大队”。
一九九二年侯咏与田壮壮合作拍影片《蓝风筝》，由于我与侯咏合作多部，他知道我会演戏，便突发奇想，约我去该片中演一个“文革”时期受迫害的老干部，女主角由吕丽萍扮演，我演她的第三任丈夫，前两任是濮存昕和李雪健。两个特大腕儿横在我的前面，这不要我的核儿钱吗！我问壮壮不担心吗 ？他十分坚定地说不担心。其实壮壮对我了解并不多，我们长期以来只是“搓麻”的交往，他与艺谋、何群等人还不一样。
艺谋、何群他们在广西经常到我家蹭饭，我做得一手好菜，因此才有后来艺谋说的：“一流厨师，二流导演”，这本是赞颂我的厨艺之话。壮壮来我家，因以“搓麻”为主，吃饭则以简单为好，每次都是炸酱面，不做菜。当然我的炸酱面堪称一绝，为影视同仁交口称赞。壮壮每吃必两大碗，他吃面必就大蒜。有一次大蒜没了，他不干，叫制片主任下去买。我说菜市场都关门了，大概买不到。他说制片主任没那么傻，连头蒜都弄不来还当什么主任！偏偏主任一脸无奈地空手而回，被壮壮臭挖苦了一顿，说你没那么傻吧，楼下那么多饭馆儿，你不会去要两头！主任只好又下楼去要了几头蒜上来，壮壮这顿炸酱面才算是吃舒坦了。
这次我以演员的身份与壮壮合作，自然受益的角度又有所不同，这是“五代”给我上的第六课。他的感觉，他准确的阐释，对表演的理解，细腻的处理，精准的判断，展现了他深厚的艺术功底。戏演完了，壮壮和侯咏满意之极，给了我不菲的酬金，吕丽萍也夸赞我说比专业演员还专业。此片未获公映，我的光辉形象终未能与观众见面，但同行中对我的表演颇多赞誉。
一天夜里快十二点了，张艺谋忽来电话说看了我的片子后非常激动。我很奇怪说我最近没拍什么片子，他说是《蓝风筝》，并要立即见我和我聊聊，我说太晚了，他说十二点还晚？二十分钟后他到了我家，对我的表演评价甚高，并说我是一流演员。这就有点儿乱，是一流厨师呢？还是一流演员？《大宅门》出笼以后，朱德承又说我其实真正的是一流编剧，这更乱了！于是有了“一流厨师，二流编剧，三流演员，四流导演”之传说，最终演变成了报纸上所说的：“张艺谋说郭宝昌不过是个四流导演，不知郭宝昌做何感想？”我没感想，倒不知这位记者是何居心！
一九九六年我第一次上马《大宅门》，再次请侯咏合作，侯咏欣然答应，拍了三集多，由于十分“肮脏”的原因（可惜这件事又是无可奉告），《大宅门》中途夭折。四年后再次上马，侯咏由于已重任在身，不能全程兼顾，出任了《大宅门》的摄影艺术指导。他兢兢业业 ，有时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和摄制组的人同甘共苦，冒着严寒吃着盒饭不曾有过一句怨言。
不管外界如何传闻，我与 “五代”精英交谊甚厚，是交情，是友谊。我们曾一起共事，一起患难，一起搏击，一起创作。谁对谁也没什么恩，谁对谁也无恩可报。有人说是我成就了“第五代”，这十分荒唐，君子之交淡如水，朋友之间帮点儿忙，也是做师兄的责任，“五代”也帮我不少的忙，难道我也要报什么恩吗？至于张艺谋、陈凯歌也说过一些话，不过是溢美之词，不能当真的，我知道我自己有多少料，我已是老牛，遇见虎知道躲着了。
“五代”的崛起自有其成因，我帮过很多人，大多业绩平平，为什么？“五代”有自身的优势：才华横溢，意志坚强，勤奋刻苦，敬业有加；他们有着顽强的创新意识和叛逆精神，具备精英的素质。不是什么人帮一下子就可以起来的，具备这样素质的人不多，帮与不帮金子总要闪光。我向他们学习的正多。
我倒是以为，从艺者，特别是年长几岁的从艺者，要经常注意知识的更新，注入新鲜的血液，吸取青年人的活力，才不至于落伍，才不至于过早地被淘汰。我是过来人，说的都是真心话。有一些话也并非表白之意，发一发十几年来心中的愤懑而已。
相识“第五代”，挺好的！
第四部分
戏迷传
说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戏迷，概念上来说就是现在的“追星族”。我们当年也不过是十四五岁，若说追星，现在的小青年比起我们当年来恐怕还差一大截子。当时还没有流行歌曲，偶有港片，也有年轻人学着唱“三棒鼓”、“三炷香”之类，但形不成气候，更多的是京剧迷。当年我们追星之痴迷、之疯狂、之惨烈，现在和年轻人说起来，都表示愕然，至于吗？京戏有什么好看的？你别踩乎我，你现在追歌星，我很理解，那些“哥呀妹呀”、“你情我爱”呀，很适合你们这种年龄人的心态，你们有了一个情感发泄的渠道，这太合理、太正
常了。而我们当年对戏的迷恋，那是因为京戏（实际上可说是戏曲）太有魅力、太有学问、太美了，你看不出来那是因为你不懂。
我一直纳闷儿，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为什么不增加戏曲常识课？有位首长说“京剧要从娃娃抓起”，那指的是对演员的培养。我想“戏迷”的培养也要从娃娃抓起，开戏曲课，叫孩子们看录相，告诉他们为什么《三岔口》两个人摸黑打架，却不把舞台灯光全关掉。告诉他们为什么《秋江》的老艄翁拿把船桨和陈妙常晃来晃去，就让你感到满台都是水，这都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孩子们求知欲强，有好奇心，你引导了，他就会去看、去学。要培养出一代代的戏迷，京剧才有观众——没有观众弘扬什么民族文化？
我从小最早接触的舞台艺术就是京剧。我家是大宅门，在北京重要的戏园子里都有我家的长年包厢，平时是空着的，只有重要演出，我们老爷子老太太才去看，那空着的时候，就成了我的世界。年龄小，看不懂戏只看个热闹，最不爱看的就是青衣咿咿呀呀没完没了，只喜欢武戏，特别是猴戏。高小以后喜欢花脸，继而老生，中学以后迷恋上花旦、青衣，不懂没关系，架不住长年熏陶、耳濡目染，不但入门儿，而且会唱了，《武家坡》、《坐宫》、《卖马》……一段儿一段儿经常被大人们点唱，后来就专门学花脸了。
我当年嗓子好唱到六半儿调，为一般戏迷既羡慕又嫉妒，于是组织业余京剧团、拜师。高中以后才品出京剧之博大精深，学问无穷，钻到里面出不来了，这是大海，一辈子也研究不透，至今也不过学点儿皮毛而已。大学以后我做了约十几万字的笔记，可惜“文革”中全遗失了。
我这个戏迷与别人还不一样，我什么都迷。除每星期至少看五场电影以外，还要看三至四场戏。
话剧，我几乎视做老本行，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最少看过三遍，多则五遍。我能把《茶馆》的整个剧本背下来，于是之、英若诚、方琯德、舒绣文、胡宗温等等都是我心目中高山仰止的形象。
芭蕾，除“芭校”、“芭团”的全部演出外，外国访问团体如“新西伯利亚”、“蓝伯特”、“松山树子”以及“乌兰诺娃”专场我无一漏过。
曲艺，我是“前门小剧场”的常客。那时还是计时收费。不但听相声，还多次上台说相声，特别是天津曲艺团，骆玉笙、花五宝，都是叫我魂牵梦绕的巨星。花五宝一曲梅花大鼓《探晴雯》叫我三日不知肉滋味。评剧，新凤霞的《无双传》，她在台上热泪盈眶，我在台
下掩泣呜咽。我从画报、报纸上剪下的新凤霞、李忆兰的照片、剧照赫然贴在我的床头。
歌剧，从初期的《刘胡兰》、《王贵与李香香》到后来的《茶花女》、《货郎与小姐》我一场没落过；李光羲、娄乾贵是我心中之偶像。当时每年都有很多外地剧团进京演出，没有两下子的敢进北京吗？
婺剧晋京，我连看了一个星期，学校的晚自习全去他妈的了。
川剧晋京，我追着一直看到他们离京，晓艇、晓舫、周企荷使我神魂颠倒。秦腔、汉剧、粤剧、越剧、高甲，真是看不过来的精彩纷呈。
扬剧晋京，使我看得目瞪口呆，回到学院向老师建议鼓动同学都去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