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诗笺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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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白诗笺证稿- 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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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乐天于贞元十五年由宣州解闼,十六年成进士。若贞元十三年京兆府试以涨昆明池为试题,唐世选人必深注意其近年考试之题目,以供揣摩练习,与明清时代无异,则修昆明池一事,自当为乐天所记忆。又乐天少时曾往来吴越间,其兄复在浮梁,是以追忆京都之往事,兼念水乡之旧游,遂以其亲所闻见榷茗税银之弊政,而痛陈之也。
城盐州
微之新乐府虽无此题,但乐天此篇诮边将之旨,必有取于其西凉伎缚戎人二篇之意,自不待言,惟此篇:
美圣谟而诮边将也。
之全部主旨,及诗中“盐州未城天子忧”“德宗按图自定计,非关将略与庙谋”“翻作歌词闻至尊”诸句,则不独造意悉承自杜工部诸将第二首“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之结论,则其遣词亦多用浣花原语。……夫乐天于贞元之时,既未尝历职清要,自不得预闻朝廷大计。其崇美君主之英明独炀,全远资少陵于代宗时所作之诗为模楷,此所以未见有当于当日之情事也。至于讥诮边将之养寇自重,则近和微之在凤翔时亲见亲闻之原意,故不为泛泛之词也。由是观之,读乐天此篇者,必应取少陵诸将第二首参互比较,始能得其真解,又可知矣。
道州民
元氏长庆集二有阳城驿诗,乃微之元和五年春贬江陵士曹参军途中所作,观白氏长庆集二和答诗十首第二首为和阳城驿,其序略云:
'元和'五年春,微之从东台(东都洛阳御史台)来。不数日,又左转为江陵士曹掾。及到江陵,寄在路所为诗十七章。
可知,颇疑乐天此作与其和微之阳城驿诗有关。盖受此暗示,因咏贞元时事,而并及之也。此可与海漫漫杏为梁两篇参证,以此两篇俱有作于元和五年或以后之可能,则道州民一篇,亦自有此种可能也。
驯犀
公垂此篇诗旨如何,不可考见。微之和其诗,则意主治民不扰,使之遂性,以臻无为之治。…微之是篇,议论稍繁,旨意亦略嫌平常,似不如乐天此篇末数语,俯仰今昔,而特以为善难终为感慨之深挚也。陆放翁剑南诗稿一新夏感事诗云:
圣主不忘初政美,小儒唯有泪纵横。
盖用乐天此篇有同感而深得其旨矣。
白诗措辞微婉,与史臣书事直质者殊异,此或亦昔人所谓诗与春秋经旨不同之所在欤?
复次,此篇诗句,如“(食末)以瑶刍鏁以金。故乡迢递君门深。海鸟不知钟鼓乐,池鱼空结江湖心。”亦乐天自比之词。又“一入上林三四年。”句,则驯犀于贞元九年十月入献,十二年十二月冻死,实在宛中四年有余,而乐天于元和二年十一月入翰林,至作此篇时在元和四年,亦与驯犀在苑中之岁月约略相近。故此句比拟尤切,词意相关,物我俱化。乐天之诗才,实出微之之上。李公垂之叹服其歌行,固非无因也。
五弦弹
此题公垂倡之,微之和之,乐天则秦中吟中有五弦一篇,新乐府有五弦弹一篇。其新乐府中一篇既以五弦弹为题,自是酬李元之作,但秦中吟中五弦一篇之辞旨与新乐府此篇颇有关连,因亦参合于此论之。
李公垂此题所咏今不可见,未知若何。元白二公则立意不同。微之此篇以求贤为说,乐天之作则以恶郑之夺雅为旨,此其大较也。微之拽义固正,但稍嫌迂远。乐天就音乐而论音乐,极为切题。鄙见以为白氏之作,较之元氏此篇,更为优胜也。
微之此篇及白氏之作,俱有赵璧技艺之摹写。盖赵璧之五弦在当时最负盛名。
又元白二公此题诸篇之词句,并可与其后来所作之琵琶歌琵琶引参证。
蛮子朝
此题李公垂原作,而元白二公和之。元白之诗俱于韦皋有微辞,李氏之作谅亦相同。其实韦南康之复通南诏,乃贞元初唐室君主及将相大臣围攻吐蕃秘策之一部。此秘策虽不幸以韩滉早死,刘玄佐中变,而未能全部施行。然韦南康在剑南,以南诏复通之故,得使吐蕃有所牵制,不敢全力以犯西北。且于贞元十七年大破其众于雅州,则为效已可睹矣。…据国史补中略云:
韦太尉在西川极其聚敛,坐有余力,以故军府寖盛,而黎甿重困。及晚年为月进,终致刘辟之乱,天下讥之。
知当时士论多以刘辟之乱归咎南康,是固然矣。
南康如附西南夷之勋业,亦为时议所推许也。而元白二公乃借蛮子朝事以诋之,自为未允。盖其时二公未登朝列,自无从预闻国家之大计,故不免言之有误耳。
骠国乐
旧唐书一三德宗纪下云:
'贞元十八年正月'乙丑,骠国王遣使悉利移来朝贺,并献其国乐十二曲与乐工三十五人。
而微之此篇题下李传云:
贞元辛巳岁始来献。(乐天此篇小序下之注作十七年。贞元辛巳岁,即贞元十七年也。)
盖实以贞元十七年来献,而十八年正月陈奏于阙庭也。
乐天此篇以“欲王化之先迩后远也”为旨,微之诗中有:
教化从来有源委,必将泳海先泳河。
之句,是二公此篇持旨相同之证。想李公垂原作,当亦类似。殆即乐天和答诗序所谓同者谓之和也。
骠国王所遣之使,诸书所记互相乖异。乐天之诗及其所草与骠国王雍羌(不是羌字,撇不相连)书俱以“骠国王雍羌之子舒难陀”为言。今传世之说郛本骠国乐颂,则唯言骠国王遣其子献乐而不着其名。通鉴以献乐者为骠国王之子悉利夷。旧传册府元龟并以悉利夷为雍羌之弟。新传则作“雍羌遣弟悉利移城王舒难陀。”又可注意者,唐会要于同条中述同一事,而前言“骠国王始遣其弟悉利移来朝。”后言“遣子入贡。”唐颂白书俱当时之文件,其他诸书亦皆可信之史籍,而抵牾若此,殊不可解。姑记之以俟更考。
德宗经朱泚之乱后,只求苟安,专以粉饰太平为务,藩镇大臣亦迎合意旨。故虽南康之勋业隆重,仍不能不随附时俗,宜乎致当时之讥刺也。特元白二公俱于此篇未明言之耳。
缚戎人
此篇题目元白集诸本均作缚戎人。独白氏新乐府嘉承本作传戎人。证以微之此篇题下注中“例皆传置南方”之语,知极可通,不必定为伪字。至乐天“将军遂缚作蕃生。”句中之缚字,虽断不可改易,然未必即是与题意相应者也。
微之幼居西北边镇之凤翔,对于当时边将之拥兵不战,虚奏邀功,必有所亲闻亲见,故此篇言之颇极愤慨。乐天于贞元时既未尝在西北边陲,自无亲所闻见,此所以不能超越微之之范围而别有增创也。至微之诗末“缘边饱(食委)十万众,何不齐驱一时发。年年但捉两三人,精卫衔芦塞溟渤。”诸句,白氏此篇不为置和者,盖以此旨抒写于西凉伎篇中,而有“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一节。斯又乐天新乐府不复不杂之一贯体例也。

? 骊宫高
此篇为微之新乐府中所无。李公垂原作虽不可见,疑亦无此题。盖“骊宫高”三字原出长恨歌“骊宫高处入青云。”之句,故此篇似为乐天所自创也。
乐天此篇意旨明白,自不待多所论证。惟尚有可言者,即唐代自安史乱后,天子之游幸离宫颇成一重公案是也。
当日骊宫之荒废一至于此(见白氏江南遇天宝乐叟诗),若非大事修葺,殊不足供天子之游幸,而此宫本为玄宗际唐室盛世,竭全国财力之所增营。断非安史乱后,帝国凋弊之余,所能重建。此天子游幸所以最是害民费财之举,而清流舆论所以一致深以为非者也。
元氏长庆集二四连昌宫词结语云:
    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
寅恪案:微之此诗当是元和十三年暮春在通州司马任内所作,其时连昌宫之荒废情状,据微之诗云:
去年敕使因斫竹。偶值门开暂相逐。
又云:
自从此后还闭门,夜夜狐狸上门屋。
是颇与骊宫相类似,而此诸语又足与白氏江南遇天宝乐叟诗“惟有中官作宫使,每年寒食一开门。”之句相证发也。夫微之不持讽谏之旨,以匡主救民。反以望幸为言,而希恩邀宠。诚可谓冒天下之不韪,宜当世之舆论共以谄佞小人目之矣。
微之此状(指元氏长庆集三四两省供奉官谏幸温汤状)以玄宗游幸温汤遂致“财力耗(卒页)”“天下萧然”为言,是与乐天此篇:
吾君爱人人不识。不伤财兮不伤力。
等句之旨适相符同也。至其所以赋望幸连昌之诗于宪宗御宇之时,而草谏幸华清之状于穆宗践阼之始者,殆即以由诗篇受中人之助,已为清议所不容,遂欲籍状词以掩饰其前非,而求谅于舆论欤?
微之与元和十五年十二月任祠曹时,曾草状谏穆宗驾幸温汤,而于长庆二年刺同州时又进马助翠华巡游昭应。其时间相距,不出二年,而一矛一盾,自翻自覆,尤为可笑也。然则其前状匡君进谏之词,本为救已盖愆之计,观此可知矣。
宪宗于永贞元年八月乙巳即位,至元和四年,已五载矣。观于后来穆宗于元和十五年闰正月即位,其年十二月即欲游幸温汤,则乐天此篇所见,殊为深远,似已预知后来之事者。颇疑乐天在翰林之日,亲幸小人已有以游幸骊山从臾元和天子者。故此篇之作,实寓有以期克终之意。是则乐天诚得诗人讽谏之旨,而与微之之进不以正者,其人格之高下,相去悬绝矣。
百炼镜
此篇疑亦是乐天翻检贞观政要及太宗实录以作七德舞时,采摭其余义而成者也。
青石
乐天秦中吟有立碑一首,可与此篇相参证。…盖皆讥刺时人之滥立石碣,与文士之虚为谀词者也。但立碑全以讥刺此种弊俗为言,而青石更取激发忠烈为主旨,则又是此二篇不同之点。立碑一篇以曲信陵为例者,曲信陵虽名位不显,而有美政,虽无人为之立碑,而遗爱在民,盖所以愈见立碑欺世之无益复可笑也。青石一篇以段颜为例者,唐世忠烈之臣无过二公,…真卿复与秀实齐名,此篇标举忠烈,以劝事君,舍此二公,自莫属也。又秀实死于朱泚之乱,真卿死于李希烈之叛,则此篇结语:
长使不忠不烈臣。观碑改节慕为人。慕为人。劝事君。
所谓不忠不烈之臣,乃指骄蹇之藩镇,当无可疑。而元和四年三月卢从史之父卢虔病殁,宪宗祭卢虔文即乐天在翰林所草。卢虔之碑文则归登奉敕所撰。从史为昭义节度使,于元和二年时已有不臣之迹,于元和四年五月衣发本军讨成德王承宗时,翰林学士又有奏疏论其奸谋,颇疑乐天此篇或即因卢虔立碑之事而作也。
碑志之文自古至今多是虚美之词,不独乐天当时为然。韩昌黎志在春秋,欲“作唐一经,诛奸佞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而其撰韩宏碑则殊非实录。此篇标举段颜之忠业,以劝人臣之事君。若昌黎之曲为养寇自重之藩镇讳者,视之宁无愧乎?前言昌黎欲作唐春秋,而不能就。乐天则作新乐府,以拟三百篇,有志竭成。于此虽不欲论二公之是非高下,然读此篇者,取刘义之言以相参证(指刘义持愈金数斤去,以谀墓中人所得也),亦足见当时社会风气之一斑。而知乐天志在移风匡俗,此诗自非偶然无的之作也。
两朱阁
乐天此篇所言德宗女两公主薨后,其第改为佛寺事。
德宗女义阳义章二公主之薨,恩礼独优,其后遂引以为例。此篇所言主第改佛寺事,固与旧唐书李吉甫传及新唐书公主传所纪于墓所起祠堂者不同。然揆以德宗诸女中,惟此二主齐名并称,则“贞元双帝子”殆即指此二主而言耶?未敢确言,姑记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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