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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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港版)- 第10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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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事,公、私两戒,道德(后面有整人政治撑腰)界线将大家拦在一边。集体就是公,单干就是私,很简单,许多人就这样简单地看待农村的事情。可我们眼见社员在田里干活,不是“三歇”,就是“四歇”,地头相当热闹,男女青年耍贫嘴,大开荤玩笑,还不时出现“劳动歌声”。其实农忙时,劳动歌声并不是好东西。反正“动弹”一天就挣10分(女的8分),老乡干活还没有知青卖力。我们也每日见到,为自家干活时,他们一个个生龙活虎,可以像蚂蚁一样背负如山的柴禾。张木生的文章,捅破窗户纸,把人们推到事实前面。但是脑子里捉人的观念不让我们马上承认眼前的事实。那时候的道理是:观念是主流、本质,事实是支流、表面现象。可以用观念否认事实,压倒事实,却不可以用事实否定观念。人们被观念压住、吓住,不敢承认事实。

知识青年中,像张木生这样独立思考农业发展“道路”的人很少,多以为问题已经解决,大寨道路就是模式,只要农民各个像愚公,七沟八梁就摆平了,农业就发展了。所谓农业发展的道路就是人人豁出去死干。这种事,在观念设计上好说,在事实中并不成立。当时的所谓“道路”,只是些不现实的空洞口号。

书生善于和观念打交道,不善于和事实打交道。农村的事实,和我们脑子里装来的观念,很不一样。我们初进村,看到四处张贴毛主席语录,有一家门口土墙上贴着一条语录:“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们看了很感动,以为这户农民很有自知之明。但后来知道,村里人没有谁在意这些语录的内容,上面要贴就贴,要多贴就多贴。一次在地里,一个小青年(幸亏成分是贫农)从兜里掏出语录,说:“光念这个,能种好地吗?”

我们最初确实做过“教育农民”的事情。晚上帮着办学习班,念忆苦思甜的稿子。这个稿子本来是给城里人念的(是忽悠城里人的),不知何人所编。主人公是个走背字的人,碰到地主倒霉,没碰到地主也倒霉,一个倒霉接着一个倒霉。后来把老乡念烦了,都说“灰说,灰说”(灰说,就是瞎说)。我们自己也顿时泄了劲,从此不再做此类从城里搬来的傻事。木生说的对,在农村,越想作为,可能越糟糕。在当时的“路线”下,许多事对农村的发展,并无意义。

农村里头,无人没有阶级标签,比城里人清楚得多。有些面上的事,是按照标签做的,比如一开大会,就叫四类份子在台下站成一排,村干部先对他们训上几句报纸话,然后开会。可是,一到节骨眼上,到了关键的活儿,就不按标签办了。村里有两个地主最有名,大地主、二地主。春天扶耧(用耧播种),种子入土深浅至关重要,二地主是好手,每年都让他干。盖房子,地基最重要,要坚固而均衡,大地主是好手,叫他干放心。

夏天一个夜里下暴雨,地里沟渠告急,大队书记在喇叭里嘶声大喊:“四类分子,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四类分子!赶快到大队部来!”出不出去,我们本来犹豫,他这样一喊,“竟然把我们和四类分子放一块,真不象话!”便接着睡觉。(改革初期,官方报纸发表消息,说一个地主奋不顾身抢救集体财产。)

许多老贫农的品质当然好,朴实憨厚,我们按照理论,将其视为典范。但他们的价值不在生产,而在革命、在道德。偶尔在一位老农家里看到“四旧”的东西。他家有个小木箱,里面装着简陋的线装书,是些蒙童教本,翻看了一下,有些格言很好玩,比如“来说是非事,便是是非人”,字的下面配有图画。这句话我一直记着。

插队的事情可聊的很多,知青们各有自己的感受,也已经聊了几十年。我的基本看法是:知青与老乡比较起来,老乡分量重,知青分量轻。知青其实是个肤浅的群体,在他们身上做不出什么大文章。许多知青只会为自己诉苦,却不知为农民诉苦,自己受苦是冤枉,农民受苦是该着。


当然,知青中也有对农村的事真有领悟的人(像张木生那样的)。这样的人或能将农村基层生活转化为一种思想资源,认识中国社会。1986年,在美国,与高王陵一起去New Paltz访黄仁宇,在一家小饭馆吃饭。黄仁宇说,他当过基层排长,所以懂得了中国人的事情。黄仁宇有底层意识,会从下往上看社会。现在的一些都市学者,一登场就是上层,总是从上往下看,或者只看上,不看下。我担心有观念与事实对不上号的问题。社会问题的确有些只是上层的事,但也有许多问题是上下相通的事,还有些只是下层的事。我们有二十四史,了解上层的事(或观念)不难,但要知道底层的详情就不容易了。李零比喻没有下层的学问是“无土栽培”。我有个体会,在农村看到百姓房子的椽檩结构,回过头再看北京故宫,才知道故宫建筑不得了,它与百姓房屋的结构本质一样,而尺度用料则高不可攀。

多年后我认识了张木生,问起当年的事,他说“那是李晓风(后改名李零)在后面鼓动的。”李零则说自己当时胆小,“只是和木生在底下聊,哪敢公开讲!”张木生后来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组”的重要骨干,李零去北大之前也在这个组。1984年,我们曾一起去过山西做过农村改革调研,因为拿着中央的介绍信,一路上到处受照顾,受招待。

文革前,我是个喜欢理科的学生,基本不懂社会人文的事情。从文革开始,不得不关注社会、政治、革命这一套。脑子里逐渐装进一批观念,而自从有了这些观念,糊涂、压力也就来了,少年时代无忧无虑的时光便一去不返。

不过,在我的身边,一直有些人,由于家世、经历、知识、智力、胆识不同,没有深受那些观念控制,人格坚强,很有独立认识。在整个七十年代,我从这些人身上受益颇多。

北京四中校园里,有几排平房,最北边的一排是教研室用房,称“教研组小院”。南边的两排是学生宿舍,供家远的同学住校。这些宿舍都称作“斋”,用数字编号。其中的六斋是个我常去的地方,由于机缘相凑,六斋里聚集了一帮“痞子”,聊天打牌洗照片,很热闹。除了我们高二年级的,还有几个高一的同学,如赵振开(后来成为诗人,笔名北岛)、曹一凡等。痞子,是那个时候大家故意要做的,特征是不要规矩。规矩,在那个时代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当时,做痞子并不容易,不够聪明,不够胆大,都做不成。六斋的痞子都是聪明人。许多人都有外号,多带一个“狗”字,表示是“坏家伙”。姓什么,就叫“狗什么”,姓曹,就叫 “狗曹”,姓徐就叫“狗徐”。赵振开本应叫“狗赵”,因他已先有“开牙”一号(借他名字最后的一个“开”字),意思已然有了,便不用新起了。当时,“好孩子”们都在被迫学习虚伪。

我自己班的一群“痞子”包括张育海、牟志京、李宝臣等,他们胆子大,才分高,说话一针见血,嘻笑怒骂,畅快得很。文革中,他们办过《中学文革报》、《只把春来报》等。《中学文革报》首发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名气很大。《只把春来报》由张育海、李宝臣、杨百朋等人创办,文章也相当大胆犀利。张育海为遇罗克助阵,写有《论出身》一文,登在《只把春来报》上,社会上索要的人很多。

这里,我要多说一点张育海。张育海的名字,知道的人不多,但在我们心目中,他是一代之英才。纯洁、热情、才气、英勇,这几个词儿可以一齐用在他身上。在班上,他学习好(常得99分,刨掉的1分多因卷面不整),激情活跃,会小提琴,博览群书。他不满足一般上课的内容,多次单独向张子锷老师(四中特级教师)请教大学物理。他课上发言,常令全班同学惊赞。张育海有正义感,待人真诚。文革中,张育海很活跃,或严肃著文,或嬉笑讽刺,大伙听他讲话每觉得十分痛快。一次开大会,为校长杨滨的问题辩护,他特地穿了一身“五四”式新装上台,如此戏剧性,令“对立面”怒不得,笑不得。育海善玩笑,长安街有一幅巨型绘画,是重叠排列的马恩列斯毛头像,育海选好位置,把自己脑袋摆在这一排头像的最后,照了一张相。照片洗出来,只见马恩列斯毛后多了一个“张”,这个“张” 的头虽然也是昂着,但面相颇顽皮。

张育海后来选择投身于“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争”,做“援缅革命的志愿者”,参加缅共东北军。他主动要求当机枪手,却不幸在一次大战中英勇牺牲。育海的牺牲是同学们无法接受的事情!他去缅甸,一半是整人政治的逼迫,一半是自己的选择。他的选择太理想、太奇勇,他太想做为、太渴望机会。1969年夏,育海自缅甸丛林中来过两封信(先后给刘捷、何大明),文辞激昂沉重,在同学中流传。当时我们正在村里,读了育海的信,大家心底为之震撼。下面所摘是三十九年前张育海信中的话:

(从云南出发)“精采离奇的遭遇如同沿途绚丽多彩的景色一样,纷至沓来,不及多写,就已辗转于缅甸的深山丛莽之中了。”

“想当初我们抚掌畅谈天下大事,读兵书,观形势,现在我回想起来,还是恍如昨日,记忆忧新!”“也许象千古以来无数英杰悲叹的那样,有心投笔,无路请缨,虽欲乘长风破万里浪而不得。关键在于‘机会’!”

“至于走我这条路,我是这样考虑的:的确,我这条路是迷人的。马克思说过:‘让死人去痛哭和埋葬自己的尸体吧!那些首先朝气蓬勃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

“尽管只经历了短短的一段战争生活,但我已深深体会到和平生活的宝贵,体会到你们的幸福。简单说吧,军人生活是和我们以前的学生时代极端相反的生活,这里没有‘不’字。∴你即使冒着极大危险,克服极大困难达到了目的,也只是赢来更大的危险和困难。”“战争一开始,就要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而个人的价值,个人的意志,除战争的指挥者外,是微不足道的。人只是在‘哲学范畴’或是在兵力计算上有意义。”“也许有人想,壮烈牺牲,流芳后世,死也值得。…… 实际上,大多数牺牲并不一定很壮烈,……死,也许不一定永远被人怀念,默默地躺在异国冰冷的泥土之中,而亲人还不知道。……古诗中,‘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啰,‘一将功成万骨枯’啰,凄惨悲戚处即在于此。”

在育海第二封信写后的第19天,即1969年6月21日,他于大战中牺牲。育海的牺牲是由于他冲锋时前进得太快、太远,脱离了战友的支援。育海总是这样,冲得太远!对于张育海的死,我们很不甘心,我们总在想,他若活到今日,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该有怎样的精彩!

在人不受尊重的岁月里,张育海的杰出性、激进性,更显衬了那段历史的沉闷。在那样的岁月里,我逐渐形成一种习惯,天下出了什么事,大报上出了什么社论,真真假假,我必要听听那些富有品格的同学朋友的看法,我信任他们的见解。这个习惯越来越深,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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