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费用吗？如果它削减对商用船队和航空业的补贴，在下一次战争中它还会有足够的船只和飞机吗？
总统们来来去去，但在华盛顿仍然保留着永久的官僚体制。它有自己的思想、力量、内部的资源、与国会关键人物的密切联系、以及生存下来的足智多谋的策略。没有什么能象总统试图削减自己的预算那样能唤起人们对官僚主义者花样百出的记忆。
如果要求美国铁路公司削减多余的运作开支，那么该公司就会提出一项冠冕堂皇的计划：终止穿过国会的大人物们居住区域的铁路运行路线，而这是那些官僚们决不会同意的。如果要求内政部节约开支，那么它就会下令让国家公园早点关门或关闭华盛顿纪念碑的电梯，而无论哪一种做法都是公众不能接受的。
将军们是精于此道的老手，尽管近来他们没有这样做。如果一名五角大楼的将军被要求削减费用，他会顺从地站在一个拨款委员会的前面，而他已经私下里向委员会主席透过风，然后他虔诚地说，是的，他会让总统满意。但继续问下去时，他的表情会变得非常痛苦，直到最后，在一片坦率的气氛中，他以平静的语气告诉大家，削减费用会使美国整个东海岸无人防卫。
像一个银行保险库的轮子和计时装置一样，深陷入这个永久性政府的内部事务中，权力和专长“铁三角”仍在平和有序地忙碌着，丝毫不在意转瞬即逝的选举之声。
在这三个角落里，有运作具体计划的官僚、支持该计划的国会大人物和从中牟利的特殊利益团体。他们为共同的利益和生存结合在一起。他们甚至可以公然对抗总统。
布赖斯·哈罗在华盛顿待的时间几乎同那座纪念碑一样长，他曾在国会山上工作，在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政府都担任过要职，他把这种三角关系比喻成蜜蜂的复合物。
“他们就象蜜蜂列队围绕着一朵花，他们抚摸它，榨取它，让它产出蜜来。他们来自政府的所有部门，他们并不关心谁是总统，谁是内阁成员。在很大程度上说，美国是被这些群体控制着的。
让我们从一名行政官的低等秘书开始来谈谈农业部吧。我们叫他杰克·布朗……
杰克认识每个人。他认识他部里那些依赖他的关键人物。他也认识管理和预算局的约翰·多伊和霍勒斯·史密斯。他们因为农业预算问题在一起工作了多年。他们互相合作得很好。
杰克·布朗也认识比尔·戈登，他是众议院有关农场拨款的小组委员会的一名经验丰富的专家。杰克、约翰、比尔以及他们的妻子一起参加同样的会议，参加棉花委员会的会议，大豆委员会会议，农民协进会以及农业局的会议。
“每个人都互相认识，而且他们相处非常融洽”。哈罗推断出结论，“他们都在榨取同样的花朵。”
越来越多的职业官员是那些受过科学和技术专业训练的人。他们也在寻找机会把自己的专长应用在政府里。在国会、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里都有这样的人。他们形成了一个总统、国会、州长和市长都得依赖的专家网络。他们说自己的语言。他们互相支待，任用有时候并不为他们工作的人。
肯尼迪的助理劳工部长、参议员丹尼尔·莫伊尼汉说，过去是“当劳工部需要一个政策的时候，它就出台一个，你可能会说，这是来自于劳联—产联”；现在它靠自己内部的专家来制订政策。
塞缪尔·比尔这名哈佛的政治学教授坚持说，大多数伟大社会计划都是来自于政府里的专业人员，而不是憧憬这些计划的社会大众。
“在卫生、住房、城市复兴、高速公路、社会福利、教育和贫困诸领域，有很多政府机构的人士根据专业和技术知识处理事情。他们设计新的纲领，开始让这些纲领引起总统和国会的注意，并且继续游说总统和国会通过这些议案。”
是这些政党的纲领产生了选民，还是选民引出了政党纲领。不论是谁在先，不管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反正我们现在在华盛顿已有一大群雏鸡了。并且他们都知道如何去游说以通过这些纲领，他们都知道如何就支持或反对施加压力。
有人说，政治学过去是研究一些事情的，而现在它关系到每一件事情。过去形成政府的主要权力集团是商业、劳工和农业。而现在权力被分散成一千个响亮的声音，每一个声音都必须倾听和调和。
他们被周密地组织起来，每年从联邦那里进行政治分肥，在受个人利益影响的官员帮助下经常去争夺自己的利益。他们已成为现实中实实在在的东西，这种情况使一些政治学者担心，国家权力已从人民和他们选出的代表手中转移到高度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和官僚手中。
E Plurbus Unum现在陷入了困境。如果我们曾是个体凌驾于整体之上的话，现在我们是一分为众。约翰·加德纳这个“共同事业”组织的创始人公共把特殊利益集团的这种离心力称作是一场“局部对抗整体的战争”。
这些“局部”象元旦前夜的养兔场一样大量成倍地增加。似乎每个人都需要或反对某种东西；于是，在这场混战中，官僚机构变得越来越庞大和杂乱无章，它自身有可能成为一个如此众多的人所有、如此众多的人治理和如此众多的人享受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