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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无论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还是旁观者，都把“文化大革命”视为一堆臭狗屎，尽量将自己从中摘取出来，以示一身干净。正是这样一种基本态度，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文革”叙事，我们的作家以及知识分子，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叙事时，往往扮演着受难者、殉道者的角色，其基调就是控诉、批判和悲愤，这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的一大文学风景。而受难者、殉道者的“文化大革命”叙事逐渐在人们眼里变成祥林嫂似的唠叨，不得不淡出。取而代之的是肇端于王朔的痞子似的、或顽童似的“文化大革命”叙事，这种“文化大革命”叙事在90年代的后现代热的不断加温下越来越强劲，它消解了政治意识形态化，将宏大叙事转化为日常生活的小叙事，其基调是戏谑、反讽和颠覆。年轻一代的作家特别乐于玩这样的历史游戏，像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作家，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刻印着那个年代荒诞色彩的童年记忆显然是他们重要的文学资源，在当下“文化大革命”叙事时尚的激发下，他们以完全戏谑的方式处理童年记忆，营造出一种在政治空地的欲望放纵的图景。
王刚在《英格力士》中所依重的同样也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童年记忆，同样也采取了一种戏谑的方式，这一点使他的作品具备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当然，我们也要充分肯定戏谑所蕴含的批判性，这也是一种开放式的批判性，它使得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从祥林嫂式的无限循环中逃逸出来。《英格力士》也是通过戏谑的方式来表达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的。如刘爱看到父亲在画毛主席画像时，问为什么少画一只耳朵，父亲告诉他这是透视规律。紧接着来了两个当权人物，训斥刘爱的父亲为什么少画一只耳朵，父亲无奈爬上脚手架去添加耳朵，越添加画像变得越滑稽，父亲然后得出结论说不能加。这时当权人物抬手给了父亲一巴掌，要他全部擦了重新画。这显然是一种戏谑。而且如果按照惯常的处理，或者说用后现代的方式进一步发展下去，情节将被引向荒诞、油滑甚至虚无，从而达到最后颠覆的效果。但王刚的戏谑在这里戛然而止，情节被引向另外的方向。接下来是父亲晚上在家里悄悄对母亲哭诉白天挨打的过程，父亲在母亲的抚慰下打开了留声机，他们在格拉祖诺夫的小提琴乐曲中开始做爱。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儿子刘爱眼中的情景。
通常的“文化大革命”叙事中，当长辈被当成戏谑的对象时，就给叙事者创造了一个“胜利大逃亡”的机会，他们可以在长辈顾暇不到的时空里放纵欲望性情。《英格力士》最初的叙事同样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机会，那个在懵懂成长着的刘爱仿佛找到了一块任自己野下去的小天地，然而，就在他可以继续放纵的时候，有一件东西阻止了他，这件东西就是紧紧夹在王亚军老师臂中的英文词典，“在我少年时代的乌鲁木齐，那是惟一的一本英语词典”。英语词典在这里显然成为一个载体，它负载着被社会遗弃的文明。对于刘爱来说，英语就像是阳光雨露，使他几乎贫瘠的精神世界得以复苏。小说最精彩之处在于，它很细腻地写出了文明的感召力量。刘爱这样一名蛮荒的少年，当他看到一片蓝天时，他就逐渐升起了对于庄严和神圣的敬仰之心。这个过程是通过像一个个单词似的细微元素达到的。就像刘爱说的他记住了love和hate，他要追究什么是爱，而英语老师告诉他，爱就是仁慈。于是他又去追究什么是仁慈。他就这样一步步地接近了精神的圣殿。当小说揭开戏谑的外衣，展现出内在的庄严时，我们的情感也会为此激动。比方说，刘爱与流浪汉老张蜷身于破败的地窝子里，借着烛光，刘爱为老张唱起了《月亮河》，“英语的韵味从地窝子里发出，就像是一串串珍珠洒落在灯光灿烂的酒店大堂里”，当我读到这一段时，我的心仿佛化作了一股温暖的泉水。在这样的描写中，我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感到心灵的纯净。
小说重点塑造了英语老师王亚军。在以往的“文化大革命”叙事作品中，还很少有这样一个令我们敬重也令我们感动的形象。作者发自内心地敬重他的英语老师，自然而然地赋予这个形象以英雄的色彩。王刚也许无意去挑战以往的英雄观，但他给我们塑造出活生生的王亚军，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新的英雄阐释，在王亚军身上，英雄的内涵不是用政治伦理而是用文明填充的，英雄的价值也不是靠社会的功利而是靠个人内心体验来衡量的。所以，在小说的结尾，尽管“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王亚军并不是功成名就，并不是踌躇满志，刘爱也没有考上大学。然而他们两人的相遇又是多么的富有诗意，小说至此圆满完成了新英雄观的阐释。于是我们会得出结论：王亚军永远是一位绅士。
（原载《文艺报》2004年10月22日）
第24节 评《狼祸——雪漠小说精选》
朱辉军
我国西部有一群十分活跃的作家，雪漠就是其中一位，而且是比较有特点和个性的一位。
雪漠是属于那种“深掘一口井”的人。他的小说几乎全都是以凉州某个偏僻的乡村为背景，连人物也主要是那几个，在不同的小说中反复出现。我不知道他是否受了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影响，但却与之相似，使不同的小说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而且互相呼应和映照。
在雪漠的笔下，不仅有对广袤荒蛮西部的真实描写，对人物精神状态更是刻画得极为真切。他的小说让我们透过那荒凉贫瘠的地域深入到在那块土地上生生息息的人们的灵魂中去，触摸那或活跃、或麻木、或平和的人们的脉搏。
雪漠小说的代表作《狼祸》，表面上写的是人与狼的争斗，而往深里追究，则是表现了人心之祸、人性之祸！人与狼之间的搏击，根子是人性之间的厮杀，是每个人内心的灵魂冲突。但是他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必定会走向现代文明，所以他的作品，是向一去不复返的昔日投去的深情一瞥，是粗犷质朴民风的最后挽歌。
粗犷质朴中的确蕴涵着许多美好的令人神往的东西，而且大部分在现代社会不可再生。在那片相对封闭静谧的荒漠中挣扎求生的人们，如雪漠写到的猛子、豁子、黑羔羊，甚至那作奸犯科的鹞子、张五，以及《新疆爷》中的新疆爷，《莹儿的轮回》中的莹儿等，都那么单纯，朴实，执著，那么讲义气，重感情，这使他们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仍然能够顽强地生存下去，保持着一份珍贵的感情，这着实不易，也确实令人敬重。然而，表面的平静下往往在其深处涌动着激流和狂涛，时常也会为了在我们看来不值一提或不屑一顾的事情上变得剑拔弩张。猛子他们不就是为了那口即将干枯的井大动干戈吗？莹儿不也为了她那出走的情人灵官而柔肠寸断吗？所以，雪漠也不是一味地赞赏粗犷质朴，他看到了粗犷质朴的背后隐藏着的落后和愚昧。特别是《丈夫》中的改改妈，执著变异为偏执，挚爱变异为怨愤，自尊变异为虚荣，一旦精神支柱倒塌，其存活的理由也不复存在。我们敬重莹儿的深情厚谊，但她若变异下去，也很可能蜕化成改改妈的，不知雪漠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智者有几人？孟八爷的脱胎换骨用了差不多整整一辈子！张五至死都没明白，虽然他智商相当高；灵官、双福们也都盼望着离开这土生土长的沙窝，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但这不仅没能改变本土的面貌，连自身的命运也不见丝毫改善，反而多了几个漂泊异乡的孤魂野鬼。“坚守”和“出走”一直是一对矛盾，也是不少文学作品反复演绎的主题，特别是那些以乡土为背景的作品。中国的沈从文，外国的福克纳，不约而同地用不同的音符奏响了同一曲调，令人深思。不过，雪漠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摇摆不定，他看来是主张出走的，但他笔下的人物，出走的却没有什么好结果，这客观上又否定了他的初衷。其实，“坚守”和“出走”各有各的道理，关键是心须正不能迷，心迷者安能不迷途？即便在故土，也一样会失去努力的方向。所谓心明眼自亮，惟有精神的烛光方能映亮平庸的人生和前行的路途。
“生活在别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两句话，一个出自外国经典作家，一个出自流行歌手，却异口同声地说出了同一个意思，这本身就很有意思。那么多人想“出走”，是以为走到外面就有希望，就有可能改变生活和境遇。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出走”无非是变换了环境。环境易变，外在世界易变，可人性难易啊！世界日新月异，可人心循环往复，古人的困惑，我们不仅存有，而且似乎还放大了许多倍；古人的欢欣，我们少了一些，也多了一些，但那感觉总不似古人自如；至于今日常见的那些恶行劣迹，在发黄的历史册页中也常常能找到遥远的回响。这是就时间维度而言，在空间的维度上不也一样吗？所以关键不是变换环境，而是变换心境，洗心革面，陶冶情操，让精神的光芒穿透俗世的迷雾，把恶劣的环境改变成宜人的天堂。当然，这不是单纯靠精神的力量就能实现的，但没有精神的力量则决不可能实现。孟八爷重要的不是返朴，而是归真，尽管他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然而，有了他的存在，荒漠就吹拂起了清风，生发出了绿意。而他那金子般的魂魄，经由雪漠的笔，穿越了大漠戈壁，为我们送来了久违的甘泉，滋润着我们在物欲横流中挣扎着的心田，让我们长久迷惘的头脑回复清醒和平和。雪漠的创作正是由此而具有了一种特别的意义和价值。
雪漠的语言极具地域特色，心理描写也十分细腻，人物刻画颇见功底，特别是对西部女性的描摹相当传神，这都是应当充分肯定的。然而，光有这些并不能成就雪漠，有些西部作家比他在这些方面可能做得还更好，但雪漠之所以让我们记住，就在于他的作品中，还具有上面所讲到的那种独特的精神力量和魅力。
（原载《文汇报》2005年1月4日）
第25节 读陈染新作《离异的人》
张颐武
陈染的写作生涯持续近二十年，她的写作一直是中国文学中最强烈地追寻个人世界的隐秘表达的一脉的代表。她总是活在一个高度个人化的世界之中，从不屈服于外界的冲击和压力，也并不向自我的孤独和寂寞低头。她始终在内心的禁中守望，不断试探内心与外部的边界所在。她的作品有一种强烈的从个人的内心出发的倾诉欲望，也有不断清理个人记忆的愿望。她一面向读者敞开自己的内心世界，向外部的他者发出询唤，期望得到他者的理解和认同，一面不断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