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阿多尔诺指出：“将否定之否定与肯定等同起来构成黑格尔同一性哲学的精
髓，它把形式原则提升到纯形式的高度……假如总体是不真实的，那么部分
①
的否定绝不能导致总体的肯定，而只能是总体的摧毁。”以他之见，辩证的
矛盾运动不可能上升为更高一级的综合和肯定的整体，不论这种整体是返回
自身的世界精神或所谓必然实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处于和谐状态的无产
阶级社会。总体总是不真实的，因此，对现有的一切作彻底的、具体的否定
应当是唯一的可能。否定的辩证法首先反对同一性原则，因为这种原则用普
遍性概念压制了一切个性和特殊的事物，创造了一种普遍的虚假联系，“意
味着统治和压迫”，它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的市场交换原则，而理性由于容忍
这一原则已将自己出卖给同一性。否定的辩证法坚持矛盾的绝对性和非同一
性，在它看来，事物永远不可能与自身同一，辩证法除了否定之外不可能是
别的东西，因为批判本身就是否定。所谓否定，是一种“连续的、开放的、
彻底超越现存的一切的否定”，它决不包含任何肯定。此外，阿多尔诺还声
① 霍克海默《工具理性批判》，法兰克福1967 年，第174 页。
② 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法兰克福1966 年，第15 贞。
① 阿吉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第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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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否定的辩证法是反体系的，因为体系本身便是一种肯定意识，它阻止自
我反思，使人陷入不能真实地看待现实的虚假概念之中，而否定的辩证法不
是一种普遍的理论，不是一种世界观，仅仅是一种批判，一种意识形态批判
和社会批判。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尖锐的批
评。他们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在总体上是一个“不真实的”（阿多尔诺语）、
“病态的”（马尔库塞语）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虽然在物质生活上有了
很大改善，但却陷入更加严密的统治。这种统治建筑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
上，并以“科学的管理”出现，因而是一种“新极权主义的统治形式”。它
从思想上消灭了反抗，使人彻底丧失了判断事物的能力。资本主义已完全耗
尽了它的“乌托邦潜能”，再也没有改善的可能，不可能再给予人以任何希
望。马尔库塞号召人们开展一场“大拒绝”运动，与这个社会全面对抗。
在这一点上，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哈贝马斯与老一代批判理论家如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有明显的不同。哈贝马斯虽然看到了资本主
义社会制度固有的弊病，指出它业已陷入日益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但并
不否认西方社会制度的历史成就，认为这一制度仍存在着自我改善的可能。
它的“乌托邦潜能”并未像阿多尔诺所说的那样已经耗尽。在他看来，克服
当今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消除人的异化，改善社会状况的唯一途径在于“重
建交往理性”：不仅理论研究的重心应当由“认识——工具理性”转移到交
往理性上来，而且在生活领域必须采取各种形式和手段对“生活世界的殖民
化”、人际交往结构的破坏、日常生活的贫乏化提出强烈抗议，反对以利润
为目的的职业劳动的工具化，抵制竞争机制的普遍化，以及日益沉重的“效
率压力”，反对服务性行业、人际关系和时间的金钱化，批判无休止的“消
费追逐”。他提出，生活世界应当从官僚管理机构的控制下挣脱出来，在人
与人相互理解、相互同情、相互支援的基础上按照自助和互助的形式重新组
织起来。然而，最重要的是在公共生活 （包括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实现
符合“交往理性”要求的“话语意志”的民主和自由。这意味着，话语的一
致性必须在反对使用权力和暴力、人人都有权参与的前提下按照交往理性的
原则来实现。
三、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尖锐地批判近代社会
理性的片面化倾向。在他们看来，理性在古希腊前苏格拉底哲学家 （如巴门
尼德）那里本来是统一的，存在与”思维、真理与理性具有不言而喻的同一
性。从柏拉图开始，理性显露出分裂的最初迹像。柏拉图在理念论中，试图
把认识论问题同本体论 （存在论）问题、伦理问题同审美问题区分开来，从
而第一个将理性划分为不同的表现形式。真正使理性发生分裂的应当是亚里
士多德。他把智慧视为人的最高品质，认为“道德使人制订出正确的目标，
①
而智慧则使人选择实现这一目标的正确手段”。在他看来，智慧是实践理性
与理论理性相结合的产物。这样，他便明确地把理性划分为两种：体现在实
践中的实践理性以及体现在在道德中的理论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性的
分裂日益明显。由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并逐渐形成独立的知识领域，理
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虽然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和一些
唯心主义哲学家试图恢复理性的统一性，如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因等曾
① 亚里士多德《尼可马亥伦理学》，第6 篇第1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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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上帝是一切知识与合理的生活秩序的主宰 （统一的基础），笛卡尔试图
从所谓的“宇宙原则”（mathesis universalis）中导出本体论知识和伦理
知识的统一性基础，但这种努力再也无法使理性重新获得其原初的统一性。
在哲学史上，使理性的分裂最终得到肯定并固定下来的是康德。康德不仅批
判了统一的理性观，而且指出，不同的知识领域各有其特殊性和固有的规则，
因此，在这些知识领域中，不但应该而且必须遵循不同的理性原则。在以客
观世界为对象的活动中起作用的是理论理性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这一
点得到详细论证），在社会领域，人必须服从于实践理性原则 （《实践理性
批判》对此作了深入的阐述），而在主观意识即思维领域，审美——伦理理
性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判断力批判》中，这一点得到全面论述）。
理性的分裂带来了近代社会理性的片面化倾向，而兴起于18世纪的工业
化过程又将理性完全纳入了工具化的轨道，并使它成为压制批判理性的手
段。马克斯·韦伯在资本主义官僚国家机器的发展与完善过程中解释社会的
“理性化”过程，认为这一过程的核心在于资本主义能够按既定目标，通过
最合理地使用所拥有的手段来行动，从而在统治自然和商品生产方面取得了
巨大成功。现代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适合这一社会制度的组织形式，它高度
重视效率，确立了“系统地立足于面向现实、权衡目的与手段，重视预测的
理性态度”。这样，韦伯便把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过程仅仅限定在目的——手
段理性的范围之内，为理性概念的片面化作了具体的辩护。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对韦伯的观点进行了驳斥，并指责这一观点带来
了严重的后果。他们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理性的片面化已走向了极
端，理性业已萎缩成目的——手段理性或工具理性，而这又导致了对自然和
人日益严密、日益沉重的统治。霍克海默在《工具理性批判》中认为，理性
由于被局限于目的——手段的关系，已蜕变为“技术理性”，“既被当作统
①
治自然的纯粹工具，也发展成一种社会统治形式”。这种统治使人的生活领
域和人际关系中的一切变成资本主义法律管理的对象，把诸多复杂的现象简
化为可以用规则来处理的“典型案例”，从而彻底抹杀了个性的自由与个体
间的差异。它把是否合理的问题变成了程序与形式问题，一件事在内容上是
否正确的判断则变成了对一种解决方法是否正确的判断。在这种统治形式
中，金钱与权力是决定性的调节杠杆。哈贝马斯把这种统治形式称为“生活
世界的殖民化”，指出它导致了“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的意
义的解体和判断标准的模糊化，以及人与人关系的“货币化”。资本主义的
统治机构业已与它自身的原初宗旨发生了异化，它们寄生于生活世界，所遵
循的仅仅是“技术原则”。哈贝马斯指出，过去，经济剥削和意识形态控制
造成了人的物化，而今天，传统价值的解体则带来了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
物化。
从以上特点我们可以看出，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种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
条件下的社会思潮，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它自称是一种“关于危机
的理论”，是“在一个充满危机的世界中由消除危机的愿望而引出的批判的
认识”。它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固疾，并对此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但是，
这种分析并非建筑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之上，而是从
抽象的人本主义立场出发，仅停留在这个社会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对个性的
① 霍克海默《工具理性批判》，第1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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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的层面上。不仅如此，它还把这一切归咎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这不
能不说是肤浅的。此外，它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否认任何同一性、普遍性和
肯定性，主张绝对的非同一性、特殊性和否定性，这也是片面的。正因为如
此，它的理论虽然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却未能击中这种社会制度
的要害，特别是未能为未来提供一种解决办法。这使它严重脱离广大民众，
脱离实践，成为一种仅在知识分子阶层流行的社会思潮。西欧一些国家 60
年代中后期爆发的学生运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那次运动是在法兰克福学派
的影响下发生的，但很快便暴露了它幼稚狂热的弱点，不久便沉寂下来。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兰克福学派是在马克思主义的
启发下产生的，关于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一个极期复杂的问题，需要
作深入专门的论述。但无论如何，它对于现代资本主义 （主要是西方发达资
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是马克思主义从未作过的。这无论如何应当看作一种
新的尝试，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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