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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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门阀政治- 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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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意即由桓温任意选择皇帝,包括桓温自帝。所以简文遗诏中有“君自取之”之语,是不足为奇的。皇权降至这样的低点,比半世纪前王敦兵入石头时晋元帝所作“如其不然,朕当归于琅邪,以避贤路”语时犹有过之。
  二门阀士族权力的最高点  桓温篡晋积谋甚久,终未成功,不是军事力量不够,不是皇室反抗,而是几家门阀士族作梗。他们在内外军权全归桓氏、皇室完全屈服的情况下,凭借社会、政治影响,勉力抵拒,挫败了桓温,扭转了形势,从而使晋祚延长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也使司马氏与士族共治的局面延长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东晋士族历来反对他们中的任何一家独揽政权,取代司马皇室地位。但是在关键时刻士族纯粹以其联合的政治力量,用和平手段抗拒军权,并战而胜之,这还是第一次。
  三王、谢将执政柄  王、谢士族以其力抗桓温,挽救晋室之功,必将得到政治报偿。按东晋门阀政治的常规,孝武一朝政局的关键将操于王、谢之手,这一点是可以预料的。特别是陈郡谢氏,其门户中尚有人物可以承担这种任务,比太原王氏更有优势。
  四司马氏皇权或者振兴,或者消灭,不能原封不动  东晋皇权如此低落,继起的孝武帝如果不思振作之策,晋将不晋,可以断言。辅政的王、谢如果不走桓温的旧路,就应当帮助孝武帝振兴皇权,否则就不能维持各家士族的平衡存在,因而也不可能有比较稳定的门阀政治的继续。孝武帝即位在童稚之年,却一改简文帝玄风御世之习,讲《孝经》,览典籍,延儒士,这些都是谋求皇权振兴的迹象。促进皇权振兴的主要人物,是主政的陈郡谢氏谢安。太原王氏登用于朝的人物也不少,起着羽翼司马皇族的作用。王、谢二族的政治作为,是门阀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继续。
  五道教势力参与政治活动  道教徒卢悚率众三百人,诈称海西公还,攻入建康殿庭,略取库兵一事,客观上增加了王谢抗拒桓温的效果。建康的内应是严重问题,所以桓温在事后还须赴京师严加究治。卢悚事震动宫省,影响很大,二十余年后的道教徒孙恩、卢循起事,与此不无关系。道教徒卢悚起兵,针对桓温:道教徒孙恩起兵,针对司马元显,各有所指,看来与门阀政治无涉。但是从东晋门阀政治的整体看来,这些都是低级士族反对当权门阀士族的一种行动方式,是东晋门阀政治面临的一种重大挑战。
  未了,我还要对桓温这样一个既有大功大勋,又是大奸大慝的历史人物,说说自己的意见。
  对于桓温其人,史家见仁见智,议论很不相同。其一,主要从对晋室的忠奸立论,贬斥桓温的个人野心。《晋书》以桓温与王敦二传同列一卷,即属于此。这种见解,历来支配史界,现在的影响已经不大了。其二,主要从民族斗争角度立论,着力褒奖桓温北伐业绩,而不介意其对晋室的态度。持这种见解的学者,现在比较多。其三,认为桓温以北伐为手段,以篡夺为目的,把由于北伐而增进的实力和威望用之于篡夺,所以不会尽心力于北伐,也无意久事中原。这就是说,桓温的政治野心限制了他的北伐活动,使北伐活动得不到广泛的支持。而且,其时北方民族关系混乱,民族兴起的潮流一浪接着一浪而来,新的民族势力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因此,任何北伐战役的成果都无法得到巩固,桓温北伐也是如此。这是形势使然。所以桓温北伐意义颇为有限,战略上说来最多只能起以攻为守的作用,把混乱的民族斗争限制在北方,不使它蔓延到江东来。从战略上说,交战状态中的一方如果完全没有进攻能力,也就难于防守。不过在这种战略作用的发挥方面,在北伐行动的坚决性方面,桓温北伐无法与祖逖北伐相比。这第三种意见,就是我所持的意见。
  南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论北伐事,大意谓东晋人物其志未尝不在天下,但当审时度势以行,不能以逞兵为务①。所谓审时度势,在我看来,主要是观察北方民族关系发展的形势。东晋十六国时期以至南北朝时期,在南北相持局面既成以后,在阻碍统一的原因没有消除、促成统一的原因没有出现以前,靠一两次北伐战役以“克服神州”,完成统一,是完全不可能的。应当看到,十六国东晋与南北朝历史的出现,并不只是一次偶然的民族入侵造成的,而主要是汉魏以来北方边境地区民族关系长期发展的结果。这种情况,比一次民族入侵造成的后果要复杂得多。以局面颇为近似的南宋相比较而论,其时宋金民族矛盾也很尖锐,和战问题也很重要。即令如此,评论南宋人物,也需要审时度势,不能仅就和战一端而言。王应麟有言曰:“绍兴、隆兴,主和者皆小人;开禧,主战者皆小人。②”参考这一见解,评论东晋人物,也不能只看他是否有过北伐的倡议或行动。郗鉴、蔡谟反对过庾氏兄弟北伐,王羲之反对过殷浩北伐,孙绰反对过桓温北伐。他们的反对有苟安和怯懦的一面,但也并非全无道理。王夫之是重民族气节的,他甚至于抨击“蔡谟、孙绰、王羲之恶得不与汪、黄、秦、汤同受名教之诛乎?”①但王夫之评桓温请迁都洛阳一事,亦曰:“然温岂果有迁都之情哉!……温果有经略中原之志,固当自帅大师以镇洛,然后请迁未晚。惴惴然自保荆楚而欲天子渡江以进图天下,夫谁信之!”②至于南北关系、南北战争问题,此处不拟多谈,下章论述淝水之战时将续有分析,可以参看。
  应当说明,我并不是完全排斥上面列举的对桓温的其他各种见解,我认为许多意见是各有所得,有些是可以互相补充的。桓温所获北伐战争的战役胜利,毕竟有积极作用。而桓温对晋室态度问题,也并非毫无意义。东晋的稳定在当时必须建立在多数士族支持的基础上,这是江左安危的大局,不能轻易破坏。桓温死后十年发生的淝水之战,其胜败所系就是证明。此时由桓温代替晋室,和数十年后由刘裕代替晋室,其基础、条件、意义和后果毕竟是大不相同的。桓温在最后时刻接受了王、谢等大族的裁决而未妄动,这是桓温的有识处。
  纵观桓温一生,我们看到这个据史籍说是不惧遗臭万载的人,行事却相当持重。他始终高唱北伐以保持政治优势,但他自己却在一段颇长的时间内引而不发,不贸然行事。他蓄意消灭对手,但一般并不诉诸战争,而是以北伐丧师失地为罪名,而且几乎都采取欲取先与的手段,一步分作几步走。他取得了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的职位,却不相信自己能够掌握全局,因而不敢在京城久留。《桓温传》记他死前曾向桓冲分析与王、谢家族的关系说:“初,冲问温以谢安、王坦之所任,温曰:‘伊等不为汝所处分。’温知己存彼不敢异,害之无益于冲,更失时望,所以息谋。”桓温所料,是顾及时望,合乎情理的。桓温处大事谨慎,其所行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与桓玄毕竟大不一样。
  亵读司马氏皇权,觊觎皇位而又谨慎行事的桓温,终于不逞其志,抑郁而死。这除了枋头之败望实俱损的原因以外,更在于门阀政治此时还具有约束力量。门阀政治,即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政治格局,是不允许桓温破坏的。回顾历史,当年王敦面临的局势就是这样。王敦一下建康,以清君侧为名,标榜维护受到刘隗、刁协威胁的门阀政治格局,得到大多数士族的同情,因而势如破竹。王敦再下建康,改变了初衷,要求以王代马,破坏门阀政治,因而遭到大多数士族的反对。桓氏权力的积累,虽已超过当年的琅邪王氏,但仍慑于门阀政治格局而趑趄不前,不敢断然措置。桓温何尝不想独吞天下,但他却又不敢彰明较著地破坏共天下的局面,怕因此引起其它门阀士族合而攻之。看来,王敦作为前车之鉴,在桓温身上起了作用,而门阀政治直到此时还存在生机。

  ① 《六朝事迹编类》“六朝保守”条。 
  ② 《困学纪闻》卷一五。 
  ① 
  ② 分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三、一四。 


  陈郡谢氏与淝水之战

  一  谢鲲、谢尚与谢安

  《世说新语·方正》:“诸葛恢大女适太尉庾亮儿,次女适徐州刺史羊忱儿。亮子被苏峻害,改适江虨。恢儿娶邓攸女。于时谢尚书〔衷〕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邓是世婚,江家我顾伊,庾家伊顾我,不能复与谢裒儿婚。’及恢亡,遂婚。”案,琅邪阳都诸葛氏为汉魏旧姓,鼎立时诸葛氏兄弟分仕三国为将相,家族至晋不衰。晋元帝以琅邪王入承大统,诸葛恢为琅邪国人,随晋元帝过江,地位亲显,所以拒绝与尚无名望的陈郡谢氏为婚。
  陈郡谢氏谢裒随兄鲲过江。鲲死于太宁元年(323年),葬建康城南石子冈①。石子冈,三国孙吴时期以来是乱葬之所。据《三国志·吴志·妃嫔传》,孙峻杀朱主,埋于石子冈;《诸葛格传》,孙峻杀诸葛恪,以苇席裹尸投于此冈。又据《搜神记》卷二“石子冈”条,其地“冢墓相亚,不可识别”。谢鲲既葬于石子冈,说明其时谢氏家族还力不从心,不具备择地为茔的条件①。永和元年(345年)诸葛恢死。其时庾氏势力骤衰,谢氏、桓氏家族乘时而起,地位渐重,所以谢衷子谢石始得娶诸葛氏小女。
  《世说新语·简傲》:“谢万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是阮思旷(裕)在坐,曰:‘新出门户,笃而无礼。’”案,陈留阮氏汉魏旧族,世所知名。阮裕族父阮瑀,建安七子之一,为曹操记室,军国文书多出其手。阮瑀子阮籍,名列竹林。阮氏族中阮瞻、阮孚,与谢万从父谢鲲同好交游,阮裕复与谢万兄弟多有来往,曾问《四本论》义于谢万,又在会稽与谢安同时违诏不应徵聘。阮、谢通家,累世交好,但阮裕却以地望自炫于谢万,斥谢氏门户后起无礼。可知直到东晋中期,谢氏在旧族眼中还没有特别地位,不受尊敬。
  《宋书》卷六○《荀伯子传》:“伯子常自矜荫籍之美,谓弘(王弘,出琅邪王氏)曰:‘天下膏粱,唯使君与下官耳,宣明(谢晦,荀伯子妻弟)之徒,不足数也。”案谢氏自谢万兄弟辈以后又经历了三代的发展,根基更为深广,但是旧族仍不为礼。这是旧族以“冢中枯骨”自傲,死不承认士族门户发展现状的突出表现①。
  谢氏家族人物由晋至宋,屡有受旧族歧视之例,其历史背景究竟如何呢?
  谢氏家族历史,据《晋书》卷四九《谢鲲传》,其先世只能上溯两代。谢鲲祖缵,魏典农中郎将。关于谢缵,《晋书》只此一见,而《三国志》无闻,很可能是起自寒微,不为世人所重。谢鲲父衡,仕于晋武、晋惠之时。谢衡官守,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为守博士(《晋书》卷二○《礼志》中),惠帝元康元年(291年)为国子博士(《晋书》卷四○《贾谧传》),旋迁国子祭酒(《晋书》卷四九《谢鲲传》),元康中擢太子少傅②,太安元年(302年)为散骑常侍(《晋书》卷二○《礼志》中)。谢衡学识,《谢鲲传》谓“以儒素显”;《世说新语·文学》“卫玠始渡江”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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