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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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门阀政治- 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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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胁而行的以荀藩、荀组为首的行台诸人多关东人,不愿西去,或者逃散,或者被杀。由此可见,其时除有前述河南、河北的畛域之分以外,还有关东、关西的畛域之分,这在士族人物中确实是一个重大问题,影响着政局的发展。
  西晋统治者进行的八王之乱以及随后出现的永嘉之乱,既摧残了在北方的西晋政权,也毁灭了几乎全部西晋皇室和很大一部分追随他们的士族人物。吴人孙惠在上司马越书中说:“自先帝公王,海内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虫兽”①。王衍一伙惨死在石勒之手,又增加了一堆尸骸。他们在北方彻底失败了。残存的长安朝廷落入西州人之手,也不可能维持多久。只有他们派出的司马睿和王导,在建邺植下了根基。由于皇族劫余无多,建邺的司马睿更不得不依傍具有号召力量的士族琅邪王导。这样,在北方具有雏形的“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在南方就成为一个新朝政权的基本结构。

  ① 参阅《通鉴》永兴元年(304年)十二月丁亥条。 
  ② 《晋书》卷七一《孙惠传》,记孙惠此时以书干谒司马越,谓越“虎视东夏之藩,龙跃海隅之野(指在东海国和东方各地活动,并收兵下邳),西咨河间(河间王颙),南结征镇(征南司马虓,督豫州;镇南刘弘,督荆州,均党于越),东命劲吴锐卒之富(扬州刘准),北有幽并率义之旅(幽州越党王浚,并州越弟司马腾),宜喻青徐(青州越弟司马略,徐州司马林),启示群王,旁收雄俊,广延秀杰,纠合携贰……”云云。这大体是其时司马越势力分布图。 
  ① 《晋书》卷四三《王衍传》。 
  ① 《晋书》卷四三《王澄传》。《世说新语·品藻》“王大将军下”条谓庾、王衍、王澄、胡母辅之为王敦四友。同条注引《八王故事》、《晋书》卷四九《胡母辅之传》又另有说,不备录。 
  ② 《世说新语·赏誉》。《晋书》卷五○《庾传》谓“越府多俊异”。案越府僚佐可考者不下五六十人,其中绝大部分为当时士族名士。 
  ① 《晋书》卷六《元帝纪》。 
  ① 《晋书》卷四三《王衍传》。《通鉴》系此于永嘉元年十一月,后于司马睿镇建邺二月。 
  ② 《世说新语·简傲》“王平子出为荆州”条注引《晋阳秋》。案此与《晋书》王衍、王敦等传都说王敦出刺青州,《通鉴》亦同。而《世说新语·识鉴》“潘仲阳(滔)见王敦”条注引《汉晋春秋》、《通鉴》永嘉元年十一月乙亥条《考异》引《晋阳秋》,并谓其时王敦出刺扬州。 
  ③ 《晋书》卷二七《五行志》(上):“孝怀帝永嘉四年四月,江东大水。时王导潜怀翼戴之汁,阴气盛也。” 
  ① 《晋书》卷一○○《陈敏传》。同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越致敏书:“将军建谋富国,则有大漕之勋。” 
  ② 参拙作《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文中《广陵之役与中渎水道问题》一节,《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一九九三年。 
  ③ 参本书第八五页。 
  ④ 《初学记》卷八河南道“邸阁”引《西征记》:“宿预城下邳之中路旧邸阁”, 当即指此。 
  ⑤ 《太平御览》卷一七○引《建康图〔经〕》:“西晋乱,元帝自广陵渡江”云云。 
  ① 关于“乞活”来历及其政治动向,参看周一良先生《乞活考——西晋东晋间流民史之一页》一文,见《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本文“不与刘、石通使”一节对此亦有所论述。 
  ② 《晋书》卷六一《周馥传》。参看同书卷二九《五行志》(下)“豕祸”条。周馥事涉统治阶级中其它矛盾,但也表明司马越、王衍无意南迁。 
  ③ 《晋书》卷四三《王衍传》。 
  ① 此据《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同书卷五《怀帝纪》、《魏书》卷九五《石勒传》数各不同。 
  ② 李恽及“乞活”部众均并州人,故不东奔,但也不回并州。其奔广宗,盖欲附司马越党幽州刺史王浚。浚旋以恽为青州刺史。广宗的上白,遂为“乞活”的一个重要据点。 
  ③ 《晋书》卷六○《阎鼎传》。阎鼎实际上是巴西安汉人,吴仕鉴《斠注》据《新唐书》卷四三《宰相世系表》(一三)有考。又,秦王是唯一尚存的晋武帝的后裔,名分居先。尽管他操纵在西人之手,只要他尚在,建康的司马睿就不敢称帝。所以建兴四年愍帝被俘,五年司马睿只称晋王;是年冬愍帝死,翌年司马睿始称帝。 
  ① 《晋书》卷七一《孙惠传》。 


  三  司马睿与王导。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

  永嘉元年(307年)九月,司马睿偕王导渡江至建邺。晋室政治中心,自此逐渐南移江左。西晋灭亡以后,江左的东晋政权维持了一个世纪的统治。
  关于南渡,据知有如下三种记载。
  《晋书》卷六《元帝纪》:“永嘉初,〔元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世说新语·言语》“顾司空(和)未知名”条注引邓粲《晋纪》:“导与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国将乱,劝帝渡江,求为安东司马,政皆决之,号仲父。晋中兴之功,导实居其首。”王导于南渡之事起了重大作用,有“中兴之功”,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他当时还受制于司马越与王衍,不可能独自作出这件大事的决断。司马睿于越、衍,关系尚浅,也不可能决定南渡大计。所以,司马睿“用王导计”始渡江之说似嫌简单,不尽符合当时的情况。
  《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初,元帝镇建邺,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东海王妃裴氏的家族地位,已见前述。妃兄裴盾为徐州刺史时,司马睿为安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二人共治下邳。妃兄裴邵辟司马睿安东府长史,与安东府司马王导“二人相与为深交”①。所以裴妃对于司马睿、王导渡江之事,自然是知情而又关切,说她表示过这种意愿,是完全合理的。后来,东海王世子毗陷于石勒,下落不明;裴妃被掠卖,东晋既建,始得过江。司马睿为报答司马越和裴妃恩德,以皇三子冲奉越后为东海王世子,以毗陵郡为其封国,又以毗陵犯世子讳,改名晋陵。这些都说明裴妃对于南渡是起过巨大作用的。但把渡江大事说成只是裴妃个人的意愿促成,也不妥当。
  《晋书》卷八《王羲之传》:“羲之……父旷(一作广),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案王旷为淮南之前居丹阳太守职。《晋书》卷一○○《陈敏传》谓敏起事后,“扬州刺史刘机、丹阳太守王广(旷)等皆弃官奔走。”王旷与刘机曾经同治秣陵,他们商议军情的文书,今天还保存了一些片断②。关于王旷倡议渡江之事,东晋人裴启所撰《语林》说:“大将军(敦)、丞相(导)诸人在此时闭户共为谋身之计,王旷世弘(旷字世弘)来在户外,诸人不容之。旷乃剔壁窥之,曰:‘天下大乱,诸君欲何所图谋?’将欲告官。遽而纳之,遂建江左之策。”①案《语林》成书于哀帝隆和时,多载人士语言应对之可称者,“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其中偶有道及谢安的不实之词,为谢安所纠②。所记王旷建策一事,当时王氏子孙具在,未闻异词,应当基本可信。王旷建策,时间当在永嘉元年三月至七月,即陈敏败亡至司马睿初受都督扬州江南之命之间,地点估计是在下邳。
  以上三说③,各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概括言之,南渡之举王氏兄弟曾策划于密室,其中王旷倡其议,王敦助其谋,王导以参东海王越军事,为琅邪王睿司马的关键地位主持其事;裴妃亦有此意,居内大力赞助;最后决策当出自司马越与王衍二人,特别是司马越。《太平御览》卷一七○引顾野王《舆地志》:“东海王越世子名毗。中宗为越所表遣渡江,故改此(案指毗陵)为晋陵。”案表遣虽然只是一种形式,但不经司马越上表这一形式,司马睿、王导就无从被派遣过江,过江后亦无法统凭据。至于司马睿本人,如《晋书》卷五九《八王传·序》所说:“譬彼诸王,”权轻众寡,度长絜大,不可同年”,所以他在南渡问题上只能是被动从命,无决断权。
  过江以后,司马睿也并不是江左政局草创中不可须臾离的人物。尊经阁本《世说新语》“元帝始过江”条汪藻《考异》:司马睿过江两个月后,“十一月,太妃薨为(于?)本国琅邪,上便欲奔丧,顾荣等固留,乃止。上即表求奔丧,诏听。二年三月,上还琅邪国,四月葬太妃,上还建康。”①这一详细的时间表,说明司马睿甫过江,即操持奔丧之事,并不因南迁始尔而抽身不得,循请夺情。这是由于坐镇江东,稳定局势,主要不是靠司马睿,而是靠王导。有王导在,有王导辅翼晋琅邪王司马睿的格局,江左政治就有了重心。这正是南渡后“王与马共天下”的具体反映。“王与马共天下”并不像《晋书》卷九九《王敦传》所说那样,只是司马睿过江后王敦、王导一时“同心翼戴”的结果。可以说,过江以前已经具备了“共天下”的许多条件,过江以后始得有天下而相共。
  能够实现南迁,还由于江南士族名士合力消灭了陈敏势力,为司马睿扫清了进入建邺的障碍。陈敏的兴败,南士的向背,其中都有王与马的活动。
  原来,西晋灭吴后,江东被认为是多事的地方,所谓“吴人轻锐,易动难安”②。西晋以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吴人多有不自信之心。晋武帝晚年,曾有封“幼稚王子”于吴之议,时刘颂为淮南相,认为此议“未尽善”,主张以“壮王”、“长王”出镇③。八王之乱前夕,吴王晏始受封,但是并未之国。六州将士更守江表之制当亦难于继续维持。江东既无强藩,又乏重兵,羁縻镇压,两皆落空。
  八王之乱后期,江南士族名士深知洛阳政权已难维持,亟需一个像孙策兄弟那样的人物来号令江东,保障他们家族的利益。他们在江东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而在江北找到了陈敏。他们起先拥护陈敏,为敏所用。司马越在下邳收兵,也联络陈敏,想借助他以消灭自己在北方的对手。但是陈敏过江后既排斥江东士族,企图独霸江东;又自加九锡,声称自江入泻汉①,奉迎銮殿,以与司马越争雄。所以南士与司马越都不能容忍陈敏。这时倡议反对陈敏的关键人物,恰是与南士有广泛交往②,又居东海王越府为军咨祭酒的广陵华谭③。华谭致书陈敏帐下的义兴周玘、吴郡顾荣等人,一方面指责陈敏“上负朝廷宠授之荣,下孤宰辅(案指司马越)过礼之惠”;另一方面又言顾荣、贺循等“吴会仁人,并受国宠”,而欲以“七第顽冗,六品下才”的寒士陈敏为江东的孙策、孙权,以图保据,非但无成,抑且自贻羞辱④。华谭此信,显然是受命于司马越、王衍,目的是告诫南士,如果要保障江东士族利益,只有反戈一击,消灭陈敏,与司马越合作。顾荣、甘卓、纪瞻同华谭一样,都曾居司马越幕府,与越有旧,遂与周玘定策灭敏。
  从陈敏兴败之中,王、马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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