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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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门阀政治- 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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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林军三万人,发良家子家富有武艺者组成,这无异是一支长安等地富人的质子军,只能置符坚中军以备侍从仪卫,没有战斗力量。
  前锋军二十五万,由苻融率领,渡淮攻陷寿阳。前锋所部诸军,有的远出作战,如慕容垂、慕容韪率部数万,驰赴郧城。所以在寿阳之兵,确数难于估计,或有十余万众,其中氐人当不甚多。前锋与主力悬隔,没有可靠的后续力量,只能单独作战。
  蜀中水师,是战前一年始由巴西、梓潼太守裴元略筹建,与灭吴之前王濬作船七年的准备,是无法比拟的。前秦南进之战开始,苻融受命督前锋军的同时,苻坚以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诸军事。《晋书》卷一一六《姚苌载记》苻坚语姚苌曰:“朕本以龙骧建业,龙骧之号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史传以此为姚苌终于在长安建立后秦的谶语。实际情况是,西晋王濬以龙骧将军率水师为奇兵,自益州下,卒扫金陵王气;苻坚以姚苌受龙骧之号入蜀,自然是希望他效法当年的王濬水师,出奇制胜。不过,这只是虚应王濬故事而已。益州水师既未建成,南进部署亦无奇正可言,欲收灭吴实效是不可能的。
  前秦主力,据《苻坚载记》言:“坚发长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旗鼓相望。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军顺流而下,幽冀之众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自河入石门,达于汝颖。”《世说新语·识鉴》“郗超与谢玄不善”条注引车频《秦书》则言:“众号百万,水陆俱进,次于项城。自项城至长安,连旗千里,首尾不绝。”史传以此称道苻坚出师之盛,百年所未见。实际上这如果不是夸张的话,也不过是一批被驱迫的新发之卒,散处道途,并没有形成战斗能力。苻坚以轻骑八千,兼道奔赴寿阳,而留大军于项城。淝水败后,苻坚北奔,未闻项城大军有何接应行动,次于道中的前秦军亦不闻有何举措。淝水前线崩溃,本来只是战役的失败,但结果却是整个后方军事系统彻底瓦解。苻坚逃回洛阳,沿途所收离散十余万,当包括业已溃乱的苻融前锋军,也包括次于道上之兵。前秦军既然不过是乌合之众,欲对之作周密部署自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强大的前秦军须臾间顿成土崩之势的根本原因。
  第二,两次战争比较,发动战争的司马氏和苻坚所恃政治力量不同。还在曹魏之时,司马氏经过嘉平之狱、淮南平叛以及杀曹髦事件,大体结束了曹马之争,从而取得代魏和灭蜀的胜利。《三国志·魏志·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王凌子王广谓曹爽辈骄奢失民,虚而不治,“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案王广即钟会所撰《四本论》中主张“才性离”者,与傅嘏、钟会见解相左,为曹党而非马党,卒死于王凌之叛。他说曹党失民,反言之即马党得民,这种见于马党对手的言论,绝不会存心贬抑,所以是不会失实的。又,《三国志·吴志·张悌传》载灭吴之战开始以后,吴丞相张悌曰:“彼(案指曹魏)之失民也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苛烦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急,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奸计立矣。”这是出自司马氏敌国丞相之口的一段非曹氏而美司马氏的言论,也是不会失实的。反之,在前秦内部,不论政治如何修明,都未能消弭潜在的民族矛盾。民族矛盾的尖锐存在,使前秦不可能具有足以支持大规模南侵战争的政治力量,从而也不可能形成周密的军事部署以进行这场战争。
  第三,灭吴之战与淝水之战,就吴与东晋的国势比较,差别也很显著。吴未内乱频仍,朝廷失去重心,已呈瓦解之象,主要靠陆氏家族人物镇上游以为撑持。吴国屡遣人至海外,“求马”“益众”,以期加强军队,扩大战骑,但是迄无成效,军事上主动出击于江外,是完全不可能的。吴国在战略上本来只是靠沿江守险:城石头,作涂塘,遏东兴,置烽燧。蜀亡以后,吴国更是日夕惊慌,如陆机《辨亡论》之言:“或欲积石以险其流,或欲机械以御其变。”顺流之敌,防不胜防,吴国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等待晋军进攻的状态。至于东晋,政治上、军事上本来不算强大,但自桓温死后,政局大体说来是稳定的。桓、谢矛盾虽然还时有表现,但西线和东线的作战支援毕竟还是主要的事实。东晋一朝国防战略,虽长期有守淮和守江的论争,但东晋实际上一直是设防江外,甚至游军于淮、汉之北,并且在永和以后以迄东晋之末,三次占领洛阳,累计达三十余年之久。所以南宋人袁燮、王应麟鉴古伤时,都赞扬东晋;清人钱大听也说东晋君臣能“卓然自立”于江左①。仅就吴丞相张悌与东晋元帅谢安的临战表现作比较,也能反映吴和东晋在国运攸关的大战中,应变能力是大不相同的。
  概括言之,前秦筹划南进战争,以一百年前的晋灭吴之战为根据,军事部署亦以之为蓝图。这反映符坚以统一南方为目的,战争性质似乎是统一战争。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统一了北方的人迟早都要发动南进战争,这主要是统一的历史传统对人们所起的强制作用。《世说新语·识鉴》:“石勒不知书,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石勒之时,中国并无南北统一的条件,即令是北方的统一,也难于长期维持。但是宁合不分的愿望却还是深入人心,有识之士,包括有识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都是如此。《苻坚载记》(下)载苻坚起兵南进前之言曰:“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哺。今欲起兵以讨之”,云云。以此与前引苻坚欲“平一六合”之言相参,可知当中国北方统一之后,即令是少数民族统一北方之后,也迟早会出现一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形势,逼迫北方统治者,包括荷坚在内,向南进攻。至于南进条件是否真已成熟,能否成功,后果如何,那是另一问题。
  从政治、军事两个方面看来,淝水之战中的前秦显然是远逊于灭吴之战中的西晋,而淝水之战中的东晋从总体上说来,却又强于灭吴之战中的孙吴。由于两次战争条件的不同,晋灭吴之战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符坚淝水之战则否。淝水战前,北方的统治秩序远未稳定下来。氐族贵族中权利的分配尚未基本完成;被统治民族激烈对抗氐族统治的形势尚未消失;新的一轮争夺北方统治权的斗争正在酝酿之中。北方民族关系如此,南北政权的民族差异自然是很明显的,这就使得前秦的南进战争又不能不带有民族入侵色彩。关于这个方面,下一节还将详细论述。
  所以,从淝水之战与灭吴之战的多方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到,两者性质既相同,又不同。在我看来,淝水之战具有统一战争和民族入侵战争的双重性质,而主要的一面是民族入侵战争。
  这里还要附带陈述如下一个事实:直到二十世纪初年为止的中国皇朝历史上,在分裂时期,不管局势中是否掺杂民族因素,也不管民族矛盾是否十分严重,重新统一的任务总是由北方当局完成。即令南方经济力量与北方趋于平衡甚或超过北方,这一事实也不曾改变。应当如何解释这个事实,这里暂置不论。我只是想借这一事实,说明上引王猛谏苻坚所谓东晋“正朔相承”,勿以为图的话,归根结底,不能作为判断淝水之战性质的根据。
  苻坚何尝不想争为正统?《朱子语类》卷一三六谓苻坚扫土而来,不计其它,因为“他是急欲做正统,恐后世以其非正统,故急欲亡晋。”就这个时期的历史说来,此亦一正朔,彼亦一正朔,正朔并不是不能改变的。自然,东晋正是以正朔相承自居。《颜氏家训·书证》:“南方以晋家渡江后,北间传记,皆名为伪书,不贵省读。”据《北齐书》卷二四《杜粥传》,高欢语杜粥曰:“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这就是说,正朔好像在东晋、宋、齐、梁、陈。但是论国祚,终归还是魏、周、隋、唐,相承相袭。正朔之说,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历史的经验是,北方终归要统一南方,关键在于条件成熟与否。等到北方民族关系一旦发生根本变化,质言之,等到北方民族融合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北方又积蓄了统一南方的力量,统一战争自然会减少或消失民族征服性质而得以完成,正朔也自然会随之改变,甫朝正朔就被北朝的隋取代了。司马光在论及古代历史上正统之争的问题时说:“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①苻坚发动南进战争,正是受到类似司马光这种思想的驱动。前引石勒以郦食其为失,以留侯为得的思想,实际上也是这样。至于在分裂时期,特别是本文所论的南北双方存在民族差异时期,九州在什么条件下方能“合为一统”,那是另一问题,这里不作讨论。

  ① 《晋书》卷一一三、一一四《苻坚载记》(上)、(下)。下引文同此者不注。 
  ②  北方汉人认为江左政权“正朔相承”,不独此时为然。参看《北齐书》卷二 四《杜弼传》。 
  ① 《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及《通鉴》太元五年录氐人宗亲所率 出镇氐户之数,合计之远远不足十五万户。 
  ①  分见袁燮《絜斋集》卷六、卷七,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三,钱大昕 《廿二史考异》卷一八。 
  ① 《通鉴》黄初二年“臣光曰”云云。 


  五  北方的民族关系与淝水之战的性质问题

  在上文中,已知淝水之战前夕北方民族融合水乎还很有限,从而南北政权的民族差异还很显著。从这一角度立论,我认为淝水之战性质虽不能完全排除统一战争的一面,但毕竟还是以民族入侵战争为主。现在,我想对其时北方民族关系确实还处于紧张而混乱的状态,从而还不存在统一南北的现实可能性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说明,以期充实上文的论点。
  近年来所见到的讨论淝水之战问题的文章,大多对于苻坚在北方的政绩印象极深,认为苻坚统治北方的二十多年(约占十六国时期的五分之一),是十六国时期最好的一个阶段。这种印象是有根据的。就民族关系而言,前秦苻坚统治时,有三个方面不同于前此的前赵、后赵、前燕。第一,采取民族绥抚政策,不滥杀被征服民族人民,还尽量礼遇优容他们的统治阶层人物;第二,打击氏族守旧豪帅,使吏治相对说来清平一些;第三,使用汉人士族为朝廷官吏和关东诸州刺史,并且崇尚儒学。这些措施,对于稳定前秦统治,统一中国北方,促进氏族社会的进步,甚至对于组织大规模的南进战争,无疑都起着重大的作用。在十六国时期的民族融合方面,前秦氏人政权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前此匈奴、羯、鲜卑慕容部建立过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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