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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样？”她问。
“只有香皂味儿。”我说。
和她道别后，我返回房间，又给女友打了次电话。她没接，唯独信号音在我手中一遍又一遍响个不停。一如上次，但这也无妨。我让几百公里外的电话铃反反复复发出响声。现在我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她就在电话机前。她确实在那里。
我让铃响了二十五遍，然后放回听筒。夜风摇曳着窗边薄薄的纱帘，涛声也传来了。我再次拿起听筒，重新拨动号码盘，慢慢地拨。
去中国的小船
悉尼的绿色大街
悉尼的绿色大街
1
悉尼的绿色大街，并不如你从这名字上所想象的——我猜想你难免这样想象——那么漂亮。先不说别的，这条大街上一棵树——哪怕一棵——也没有。没有草坪没有公园没有饮水点，却取名为“绿色大街”（greenstreet ）。至于原因，那就只有天晓得了。天都可能不晓得。
直言不讳地说，绿色大街即使在悉尼也是最煞风景的街。狭窄、拥挤、污秽、寒伧、破败、环境恶劣、一股难闻味儿。且气候差劲儿：夏天冷得要命，冬天热得要死。
“夏天冷得要命冬天热得要死”这说法是有些奇怪。因为，就算南半球和北半球季节相反，作为现实问题也应该热的是夏天，冷的是冬天。也就是说，八月是冬天，二月是夏天。澳大利亚人都如此认为。
但是，作为我却不能把事情想得这么简单，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大问题：季节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是到十二月就是冬天呢，还是变冷了是冬天呢？
“那还不简单，变冷了不就是冬天吗！”或许你会这样说。不过且慢，如果说变冷了就是冬天，那么到底摄氏多少度以下是冬天呢？假如隆冬时节一连有几天暖洋洋的日子，莫非就该说“变暖了就是春天”不成？
喏，糊涂了吧？
我也糊涂。
可是我认为“冬天就必须冷”这一想法未免过于片面，所以，即便为了打破周围人的僵化观念，也要把十二月至二月称为冬天，将六月至八月唤作夏天。而这样一来，就成了冬天热夏天冷。
结果，周围人都认为我是怪人。
不过也罢，随别人怎么看好了。还是说绿色大街吧。
2
前面也说了，悉尼的绿色大街即便在悉尼也是最煞风景的街，没准在南半球都是最煞风景的。就说现在吧，在这十月里的一个下午，我正从位于一座大厦三楼的事务所窗口，往下打量绿色大街大约正中间那里。
看见什么了？
看见好多好多。
晒得黝黑的酒精中毒流浪汉正一条腿伸进污水沟里睡午觉——或动弹不得。
打扮新潮的无赖少年把锁链揣进夹克口袋，弄得“哗哗啦啦”地在街上游来逛去。
毛掉了一牛的病猫在寻找垃圾箱。
七八岁小孩手持尖锥一个接一个猛扎汽车轮胎。
砖墙上千巴巴地沾着五颜六色的呕吐物。
所有商店都几乎落着铁闸门。人们早已对这条街忍无可忍，关起店铺逃之夭夭。至今仍营业的只有当铺、酒馆和“查莉”比萨饼店。
脚蹬高跟鞋的年轻女郎怀抱黑漆皮手袋，带着“咔嗒咔嗒”刺耳的足音在路上全速行进，就好像被谁追赶似的，但根本没人追赶。
两条野狗在街心擦肩而过。一条由东向西，一条由西向东。都边走边看地面，擦肩而过时头都不抬一下。
悉尼的绿色大街便是这样一条街。我常常心想，假如必须在地球的什么地方挖一个特大特大的屁股眼儿，那么场所就非这里莫属了——这就是悉尼的绿色大街。
3
我在悉尼的绿色大街开事务所，当然有其相应的理由的。不是因为穷。这里的房租固然便宜到极点，可是我不缺钱．不仅不缺，简直多得花不过来，足可以一古脑儿买下悉尼繁华大街上的十幢十六层高的新大楼，甚至最新式的航空母舰连同五十架喷气式战机都不在话下。反正钱多得一看都心烦。毕竟父亲是砂金王，两年前给我扔下全部财产死了。
钱派不上用场，统统放进银行，这下利息都用不完，所以又把利息也放进去，结果是利上生利，一想都烦得不行。
我所以在悉尼的绿色大街开事务所，是因为只要找在这里，熟人什么的就一个也不会找来。正经人断不至于来什么悉尼的绿色大街，大家都怕这条街怕得要命。因此，既没有亲戚来絮絮叨叨说三道四，又没有喜欢指手划脚的朋友来访，眼睛专盯着钱的女孩也不会来。既没有律师顾问来商量财产如何运作，又没有银行行长来寒暄致敬，罗尔斯—罗伊斯（注： Rolls…Royce，英国汽车公司及其商标名。）的推销员也不至于抱着一堆宣传资料来敲门。
没有电话。
来信一撕了之。
安安静静。
4
我在悉尼的绿色大街开私家侦探事务所，就是说我是私家侦探。招牌上这样写道：
私家侦探，收费低廉
但只受理有趣之案件
招牌用平假名（注：日文字母的一种，原文是用平假名写的。），写当然有其道理，因为悉尼的绿色大街上认得汉字的人一个也没有。
事务所是六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脏得一塌糊涂，墙壁和天花板到处是令人讨厌的黄斑。门安得差劫儿，开了很难关上，关了又不易打开。门玻璃上写有“私家侦探事务所”字样。门拉手上挂有一块正反两面分别写有“住”与“不在”的牌子，“在”朝外时我在事务所，“不在”朝外时我外出。
不在事务所时的我或在隔壁睡午觉，或在比萨饼店一边喝啤酒一边同女服务员闲聊，非此即彼。“查莉”是个比我小几岁的可爱的女孩，有一半中国血统。虽说悉尼城很大，但一半是中国血统的女孩，除了“查莉”没第二个。
我非常喜欢“查莉”。估计“查莉”也喜欢我，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别人想什么我哪里晓得。
“私家侦探什么的可有得赚？”“查莉”问我。
“不赚。”我回答，“有得赚不就是说有钱进来么！”
“好个怪人。”“查莉”说。
“查莉”不知道我是大阔佬。
5
挂出“在”的牌子时，我大体坐在事务所的人造革沙发上边喝啤酒边听格伦·古尔德的唱片。我特别喜欢格伦·古尔德的钢琴，光他的唱片就有三十八张。
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把六张唱片放在自动转换唱机上，绵绵不断地听格伦·古尔德，喝啤酒。格伦·古尔德听腻了，有时放平·克劳斯比的《白色圣诞节》。
“查莉”喜欢《AC／DC》。
6
说是“私家侦探所”，但几乎没什么顾客。悉尼绿色大街的居民压根儿没想到要花钱解决什么，况且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给人的感觉似乎与其一个一个解决，还不如相互协调来得快。总而言之，悉尼的绿色大街对于私家侦探来说决不是容易活命的地方。
偶尔，在“收费低廉”字样的吸引下也有客人赶来，但大部分——当然是对我而言—— 都是无聊透顶的案件。
什么“我家的鸡两天只生一次蛋是怎么回事”啦，什么“每天早上我家牛奶都被偷走请把犯人逮住”啦，什么“朋友借钱不还请跟他好好说说叫他还回”啦，如此不一而足。
此类无聊委托我统统一推了事。还用说，我又不是为了照看谁家的小鸡、牛奶和催还几个小钱才当私家侦探的！我所追求的是更富有戏剧性的要案，比如身高两米的镶着蓝色假眼的大管家开着黑漆高级轿车跑来说“为了保护伯爵千金的红宝石您能助以一臂之力吗”，要这等事件才行。
可是澳大利亚没有什么伯爵千金，休说伯爵，子爵男爵也没一个。伤透脑筋！
这么着，我每天每天都闲得发慌。或剪指甲，或听格伦·占尔德的唱片，或修理已成古董的自动手枪，或在比萨饼店同“查莉”聊天，以此消磨时光。
“你别干什么私家侦探了，干点正经事儿如何？”“查莉”说，“印刷工什么的。”
印刷工？那也不坏，我想，和“查莉”结婚当印刷工，不坏不坏。
但时下我仍是私家侦探。
7
一副羊模样的小个子男人从门口进来是在星期五下午。羊模样小个子一闪进屋，先确认是否有人盯梢，然后关门。门很难关严，我上前帮忙，两人一起把门关好。
“您好！”小个子说。
“您好！”我应道，“您是……”
“请叫我羊男好了。”羊男说。
“初次见面，羊男先生。”
“初次见面。”羊男说，“您是私家侦探吧？”
“是的，我是私家侦探。”说罢，我关掉唱机，把格伦·古尔德的《创意曲》放回唱片架，收拾了空啤酒罐，把指甲钳扔进抽屉，劝羊男坐在椅子上。
“我在找私家侦探。”羊男说。
“原来这样。”
“但不晓得去哪里才能找到。”
“呃呃。”
“在拐角那个比萨饼店提起来，那个女的告诉我来这里就行。”
是“查莉”。
“那么羊男先生，”我说，“请把事情说给我听听。”
8
羊男身穿羊皮罩衣。虽说是罩衣，但不是用粗纹布做的，而是地地道道的羊皮，尾巴和角都带着，惟独手、脚和脸的部位空缺。眼睛蒙着黑眼罩。我不明白这小子何苦非这副打扮不可。入秋到现在已有很多日子了，这副打扮肯定出汗不少，再说走起路来岂不要给小孩子们取笑？莫名其妙！
“要是热的话，”我说，“就别客气，唔——，就请把上衣脱下。”
“不不，不客气，”羊男说，“早已经习惯了。”
“那么羊男先生，”我重复道，“请把事情说给我听听。”
9
“其实我是想请您把我的耳朵找回来。”羊男说。
“耳朵？”
“就是我衣裳上连着的耳朵。喏，这里！”说着，羊男手指脑袋的右上端，眼珠也同时往右上端翻去，“这边的耳朵被揪掉了吧？”
的确，他的羊皮衣裳右侧的耳朵——从我这边看为左侧——被揪掉不见了。左耳好端端连着。这以前我还一次也没想过羊有怎样的耳朵。羊耳那东西应该是扁平扁平的，忽扇忽扇地往两边支出，
“所以想请您把耳朵找回来。”羊男说。
我拿起桌子上的便笺和圆珠笔，用圆珠笔头“橐橐”地敲着桌面。
“请谈一下具体情况。”我说，“被揪掉是什么时候？谁揪的？还有，你到底是谁？”
“被揪掉是三天前，羊博士揪的。还有，我是羊男。”
“得得。”
“对不起。”羊男说。
“再说详细点儿好么？”我说，“说是羊博士也罢谁也罢，我可是全然摸不着头脑。”
“那么就说详细些吧。”羊男说，“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您不晓得，生活着大约三千个羊男。”
10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大约三千个羊男。”羊男说。
“阿拉斯加也好玻利维亚也好坦桑尼亚也好冰岛也好，到处都有羊男，但都不是类似秘密结社啦革命组织啦宗教团体啦那样的存在，没有会议没有会刊。总之我们仅仅是羊男，仅仅希望作为羊男过和平日子，希望作为羊男想问题、作为羊男吃东西、作为羊男成家生子。正因如此，我们才成其为羊男。您明白了？”
虽然还不大明白，但我还是“唔唔”了两声。
“可是也有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