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启放自己也没有料到手中的镰刀会砍伤全安。看见全安的胳膊被割了一条口，不免有些害怕起来，金所长拿铐子铐他他也没有抗拒，口里分辩说：“我不是故意的。”
金所长说：“故意不故意，暂且不说，他被你砍伤了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你不是竹山垭村的秀才么，就不知道还有一条过失罪？”
邓启放无奈，只有跟着金所长往乡政府去了。
李冬明看见全安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说：“老全，你也去医院上点药去。医药费由邓启放负责。”
全安蹲在地上说：“算了，我自己弄点草药敷敷。”过后就对围观的群众说，“你们还围在这里做什么，是准备接李书记到你们家收集资款么。你们都看见了的，邓启放不肯交集资款，被弄到乡政府去了。我说上次的集资款就不要再提它了。”过后就对李冬明说，“我到全金来家去，请他父亲给我弄些草药。你们先到各家各户走走，做做工作。看看有没有人交集资款。”说着，做出一副痛苦的样子走了。
其实，全金来一直站在一旁看着邓启放和李冬明吵架。全安走过去的时候，全金来说：“我启放哥不是有意砍你的。”
“我没说他是有意砍我，他要是有意砍我，我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全金来担心地说：“我启放哥这一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李书记今天让他惹发火了，他还不往死里整治他呀。”
全安说：“明天我到乡政府去看看，看能不能把他弄回来。”过后就问，“你爹在不在家，请他给我弄点草药。这个邓启放，割红薯藤的刀磨这么快做什么，胳膊碰在上面就两寸长一道口。”
全金来的父亲全宝山是苦藤河乡小有名气的中草药郎中。全金来把全安带到自己家里，让父亲给他弄了些草药敷了。全金来就问全安：“全支书，你和我哥平时的关系不是很好么，你明明知道我哥对顾家兄弟有意见，怎么还要把李书记往他家里带？”
全安心里的烦恼真没地方说了，说：“你们哪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不一样憎恨那些把我们这些穿草鞋的不当人的人么？可我是村支书，一个村的带头人，我不但要考虑自己，还要考虑大家。不但要考虑现在的事情，过去了的事情也要考虑哟。这个邓启放，偏偏这个时候闯出祸来了。”
全金来的父亲全宝山说：“也别怪启放火气大，他亲妹那么个样子，他心里好受么？能让他没火么？”
全金来说：“我家红玉那住在医院里的老娘，要是知道她的儿子被抓走了，还不急死呀。”
全安想了想，说：“这样吧，我给你写个条，你去找找顾乡长，看他能不能说一说，把你哥放回来。”全安心里盘算，顾乡长现在怕的就是群众闹事，就是群众要求清查上次的集资款，特别像邓启放这样的人，你抓他，他心里的火气会更大，弄不好又会告状。这个时候或许顾乡长会做个顺手人情，讨个好。全安说着，就着桌子抬起那只被割伤的手，写了邓启放不是有意砍他，他的伤也不重，请求顾乡长将他放回来的话。然后交给全金来，要他邀邓启放的女人莫如华一块去：“女人的眼泪多，那么一哭，顾乡长或许会放了邓启放的。”
全金来有些犹豫：“顾乡长不一定肯说话，他恨我哥。”
全安说：“实在不行的话，你要你嫂嫂去找一下她哥，让她哥想想办法。”
全金来走后，全安就去找李书记。他觉得自己的样子还得做出来。吵也吵了，闹也闹了，目的是让李书记知道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把过去的问题查清楚，给群众一个答复，再一个就是不能像过去一样拿着老百姓的钱往自己口袋里装。但大桥还是要修的，不修大桥，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只有永远受穷。
好在邓启放让金所长铐走之后，人们就有些怕了。李书记和刘所长他们走到哪家，人们都乖乖地把钱拿出来交了。一些没有钱的户不是想办法向亲戚朋友借钱，就是把猪抬了去卖。一时间，村子里就传来阵阵鸡鸣猪叫声。
李冬明叹道：“这是何苦呢，为什么硬要弄翻脸才愿意把钱拿出来。修桥是为你们自己好啊。”
全安说：“群众虽然把钱交了，但他们心里并没有解决问题。”
李冬明的脸色一下变了：“老全你还是村支书呀，刚才你说的那些话我对你就有看法，
你怎么也和他们一样的觉悟？”
全安说：“李书记，你别批评我。我说句直话，你越是想早些把你想办的事情办好，你好早一些离开这里，你就越是走不脱身的。不信的话你等着看吧。”
第四部分
乡村档案（十）（1）
这天上午，全金来将家里的钱全都拿出来交了集资款，然后和邓启放的女人莫如华匆匆忙忙地到乡政府去了。中午，全金来的父亲全宝山便挑着几十斤中药材桑皮出山到连山镇去卖。老人上午看着儿子把家里准备交农业税和提留上交的钱全部拿出来给了刘所长，还欠一百二十块钱。金来说等他回来之后把收下的黄豆全部卖掉再交那一百二十块钱。老人心想，今年的猪肯定是没杀的了。
养的猪要卖掉交农业税，交提留上交款，自己把桑皮卖了，得几个钱，也可以少卖一些黄豆，过年才有黄豆做豆腐吃。不然，过年只怕就只有萝卜白菜吃了。全宝山已经七十岁了，六十年代三年苦日子的时候，由于饥饿，吃苦藤草吃多了，肠胃落下毛病，经常吐血，身体一直不好，但他从来没有消消停停在家里休息过。他和他女人跟着儿子儿媳一块生活，一家五口，一个八岁的孙子。儿子儿媳两个主要劳动力，又十分的勤劳，要是在条件比较好的农村，日子肯定过得很富裕。可在苦藤河乡这地方，山多地少，交通又不便，一年累到头，也才弄个温饱。一家五口，两亩水田在半山坡上，是天水田，到了阳春三月，就盼着老天爷将乌云堆上天顶，就盼着扯闪打雷。扯闪了，打雷了，就全家出动，往半山坡上赶。赶到半山坡，雨也落地了。儿子全金来犁田耙地，儿媳邓红玉和两位老人一边用脚踩水田的坼口，一边用手捧稀泥做田坎关水。禾子插下去了，还要看老天爷赏不赏脸。天爷赏脸了，十天半月下一阵雨。八月到了，天水田里还有谷子收。老天爷不赏脸，五月六月旱上二十天，八月连稻草都没收的了。三亩旱地也在半山坡上，插红薯不怕天旱，他们家也和别的人家一样，收下的稻子交公粮。遇到天干地燃，田里没收成了，就把养的猪卖掉，用钱抵交任务，自己家一年四季以红薯做主食。
他们家的日子比别的人家好一些的原因，是他全宝山识得很多中药材，加上他又吃得苦，七十岁的老人了，仍然起早贪黑地爬上村子后面的大山里去挖中药材。春天剥桂皮，秋天挖桑皮，挖黄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少说也有三百天是在山上度过的。一年下来，要说收入也没有多少，除了交百分之三十的山价费给乡企业办，也不过一千多块钱。但和那些没有收入的人家比，抵得人家养两头肉猪呀。苦藤河乡的人们对乡企业办收那百分之三十的山价费有意见，说是乡政府乱收费，加重农民负担。丁安仁却说不是，他说你们的中药材是从哪里挖来的？只有大山肚里才有吧。
山是谁的？国家的啊。国家的土地上长出的东西，能随便让你们挖，让你们采摘拿去卖钱？现如今租种人家的责任田还要交租谷哩，从国家的山里挖来的中药材卖了钱就不要交山价费了？何况乡政府收这个钱是存那里日后修苦藤河大桥用的。这叫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叫加重农民负担呢？丁安仁是副县长，他说的话代表县政府，谁还敢说不交山价费？你不交也不行，顾家富他们开始只跟连山镇生资站打个招呼，凡是苦藤河乡的人去卖中药材，由他们代扣百分之三十的钱，乡企业办一个月去结一次账，给账的时候当然要请生资站的人吃一顿饭。后来发现去卖中药材的人给生资站的人一些好处，他们就不扣那百分之三十的钱了。顾家富就想了一个绝招，在苦藤河渡口修了一间小屋子，由匡兴义和宁占才在渡口轮流值班。谁要过河去卖中药材，先到那里去称秤算账开票，卖了钱再回来交钱。没有企业办的条，渡口不得渡他们过河。发现渡船老人渡了没有条的人过河去卖中药材，就扣渡船老人的工钱。匡兴义和宁占才都是懒、馋、贪、嫖、赌惯了的五毒俱全的家伙，哪肯老老实实坐在那里，就让渡船的老人十分的为难。有几次，那些远远地从老崖村赶来卖中药材的人因为找不着匡兴义和宁占才，让他们过了河，他自己一个月的渡船工钱被扣得干干净净。好多次，苦藤河乡的人们趁着风雨交加的夜里，硬是把河边的小屋给砸了。
这天下午，全宝山挑着桑皮来到渡口，小屋里没有人，老人等了一阵，便将桑皮挑上了渡船。渡船老人认得全宝山，问道：“你的条子呢？”
全宝山抱怨说：“他们要收钱，小屋里就不能离开人，我等了老大一阵，连鬼都没看见。”
渡船老人为难地说：“他们要是看见了，我这一个月的工钱又没有了。”
“他们的心肝也太黑了，在山上挖点中药材卖，与他们有什么相干。一块钱抽三角，他们还不愿坐那里守着。我家里还欠乡政府一百二十块钱的集资款，李书记坐在家里等着要，不然我也不着急的。”
一担中药材有五十多斤重，全宝山早已累得气喘吁吁，将衣服也脱了，露出瘦骨嶙峋的身子。肋骨被汗水一淋，一根一根就显得更加突兀起来，老人喘了一阵气，说：“你我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这个世界的事也看得多了。日子真的难过了。”
渡船老人说：“我们苦藤河乡和人家连山镇只一河之隔，收的费就大不一样。人家连山镇的人摆摊子一天只交一块钱的费，赚再多的钱政府也不要。我们苦藤河乡越是穷，收的费却越多，卖中药材收百分之三十，卖木材是四六分成。把木材从山上砍伐下来，再搬运出山，一个立方少说也要三十个劳动日，脚板皮走出了血泡，卖得三百来块钱，乡企业办抽去一百多块，农民也只得百多块，真的划不来呀。”
“卖木材抽山价钱，卖中药材抽山价钱，这些东西是山里长出来的，要抽我们也没地方说理了。养鸡养鸭，与他们有什么相干？要收家禽家畜费，你说有道理没道理？年轻人外出打工，要收担保费、平安费、管理费，他们管理什么了？这些年轻人在外面打工，他们坐在乡政府能担保他们平安么？村里人吵架打架，他们也要收费，说是收什么调解费。县里来的那个副县长说是不收这些费，农村扯皮打架的事就没办法管了，收了费，就没人扯皮打架了。你说说，这个县太爷说的是不是人话？你老头子在这里渡船，渡船钱也要交企业办。如今过河费从一角涨到三角，你的工钱却一分不加。把老百姓的血汗钱全部收去让他们吃喝嫖赌，真的要遭天雷劈的啊。”
渡船老人说：“你可能还不知道吧，这几天乡政府又要下文下去，说是还要加收什么人丁费和婚嫁喜酒费哩。”
两位老人说着话，渡船就慢慢地穿过激流，向对岸驶去。没料到船刚靠岸的时候，匡兴义却从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