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之中。一般国民责备本党，责备政府，我们自己一加反省，应该有怎样的感想？”这表明蒋介石对于全国民众要求政府抵抗日本侵略的呼声，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考虑。但是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却令全国人民失望。他不主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提出了一个不抵抗主义。
蒋介石为什么在日本侵略面前不敢抵抗，而一再妥协退让呢？还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他就宣称：“攘外必先安内”。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大举入侵东北，他仍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他甚至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得。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中国共产党是他建立独裁统治的最主要障碍。因此，他表示“赤匪一日未灭，则中正之责任一日未尽，叛乱一日未平，即中正之职务一日未了”。他发誓：“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蒋介石不敢抵抗日本侵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悲观的亡国论。他认为日本太强，我国太弱，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根本没有抗御日本侵略的能力。他曾对国民党高级将领说：“因为我们中国没有现代作战的条件，不够和现代军队作战，如果不待时而动，贸然作战，只有败亡而已。不仅十天之内，三天之内，就可以亡我中华。”
蒋介石声称：“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民族的生命，可以说都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中，没有办法可以自由活动一点……日本要你几时死，就可以几时死。”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蒋介石的不断操作下，他的不能抵抗日本侵略的“不抵抗”主张，很快就成为了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对日方针和政策，并得到具体的贯彻和执行。
1932年1月28日，上海淞沪抗战展开后，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曾质问当局为什么不计划调兵援沪？得到军政部的回答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如剜肉补疮，将招致亡国大祸。”
全国不少部队长官激于爱国热情均纷纷请缨，何应钦竟发电警告说：“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之命而擅自开拔者，虽意出爱国，仍须受抗令处分。”令人气愤的是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对十九路军不给一枪一弹的支援，致使十九路军连手榴弹都不够使用，一些部队只好用上海总工会用罐头盒赶制的“土炸弹”来御敌。何应钦反而指责蒋光鼐、蔡廷锴“强出风头，目无军纪，给政府制造麻烦”。
“攘外必先安内”，张学良成了替罪羊（4）
更令人奇怪的是，十九路军接防前的原吴淞要塞司令任凭日舰在此自由出入。中国海军在淞沪战事爆发后，仍然供应日本海军淡水、鱼肉，并且与日军达成协议：“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军，日军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持友谊。”这一桩桩怪事的发生，根子都在蒋介石那里。
蒋介石命何应钦，同日寇进行和谈，并派人劝说十九路军“及早收兵”。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承认日军可以长期在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同周围驻扎设防；另则将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亭及白鹤江起直到苏州河北为止的广大地区，划给英、美等帝国主义共管。
在北方，张学良出国考察之后，何应钦接替，秉承蒋介石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国策，在北方同日寇边打边谈。在战事发展愈来愈不利的情况下，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活动便日趋频繁。1933年5月31日，何应钦遵照蒋介石的旨意，派北平军事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正式谈判，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个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并将冀东19县划为日军可以自由出入的“非武装区”，绥东、察北和冀东完全处于日军控制之下，造成了中国领土的又一次分裂。
1933年，蒋介石再度破坏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战。是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举起抗日大旗，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日队伍一度发展到10万余人，通过血战把日伪完全赶出了察哈尔。
7月，正当盟军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准备进一步收复失地时，蒋介石立即调动15万人的重兵彻底破坏了同盟军的抗日，冯玉祥隐居泰山。11月，国民党设法将吉鸿昌逮捕并杀害。
蒋介石面对日本侵略妥协退让，并破坏和镇压一切抗日活动，显然是极其错误的，必然引起全国民众的极大义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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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华清池惊魂（1）
1936年12月12日，临潼。残夜尚未退去，四辆军用卡车满载着120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向临潼华清池蒋介石驻地急驰而去。汽车开到大门口戛然停住，军人从汽车上跳下来，向公馆冲击，与里面哨兵发生冲突，顿时枪声大作。
蒋介石的贴身侍卫蒋孝镇正在卧室外值班守卫，听到枪声后，立即闯进卧室把蒋介石拉起来，催促他赶快逃跑。蒋介石忘记了假牙，撩起睡衣，冲向后门。在翻越花园围墙时，侍卫们推举他用力过猛，他掉下墙的另一侧，扭伤了脊椎和踝骨。山坡上岩石累累，夹杂着稀疏的荆棘，没有可以藏身之处，他急促地爬上山坡，翻墙时鞋也丢了一只，双脚被荆棘划破，脚踝几乎支撑不住身体，脊背疼痛难忍。这时恰巧遇见他的一个随员，便背着蒋向山上跑去，一直跑了约一华里，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藏了起来。
以下是执行捉蒋任务的张学良卫队营长孙铭九的回忆：
此时天色即将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起急往山上搜索，恨不得把蒋介石一把抓住才好。忽然跑在前面的陈孝思班长喊着：“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在这里呢！”我应声赶紧跑上前去，只见蒋介石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边，卫队营的卫士们包围着拥护在左右。发现蒋的陈孝思和卫士们报告说：“我们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在走动，一会儿又没有了。我们沿着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
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
“你们是哪里来的？”蒋介石问。
“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
“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
“是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介石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
“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叫我们打死委员长。”我解释并催促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蒋介石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疼不能走！”蒋的腰疼是真的，是他从五间厅往外逃跑翻越后墙时摔的。
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吧。你腰疼，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扶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
以上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一组镜头。
张学良出国考察后，1934年2月，蒋介石为了利用东北军“剿共”，电召张学良回国，先后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武昌行营主任。1935年9月，正值红军到达陕北前夕，蒋介石为消灭红军，在西安建立了“剿共”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任副总司令。从该年的10月1日至11月21日，短短50天时间，张学良率部与到达陕北的红军直接交锋，三战三败，损失近3个主力师，109师师长牛元峰、101师师长何立中阵亡，参谋长花驶州以下近万名东北军被俘。张学良多次向蒋介石要求补助，却什么也没捞到，反遭到训斥和奚落，军政部还取消了两个师的番号，减发了军费。
张学良既挨了红军的打，又受了蒋介石的气，东北军的广大官兵士气低落，军心动摇，华北事变、“一二·九”运动，所有这些，使得张学良思想不得不发生转变：不仅从自身的存亡，而且从国家民族的存亡出发，积极主动寻求同中共的接触渠道。3月4日，张学良到洛川会见中共代表李克农。4月9日，在延安城内天主教堂里，张学良与周恩来会谈，双方就抗日救国的基本问题交换了意见。张学良认为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可以把蒋介石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他的错误是搞‘先安内后攘外’，我们应该迫使他改变这一政策，你们在外面逼，我们在内部劝，事情就好办了。”周、张会谈后，红军和东北军结成了亲密的联盟。
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华清池惊魂（2）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亲赴西安督剿，他的厄运到了。张学良、杨虎城先是苦劝蒋介石抗日，苦劝不成是哭谏，但是蒋冥顽不灵，顽固到底，处于无奈，张、杨发动兵变，扣押了蒋介石。
张学良、杨虎城为什么要扣押蒋介石，他们要干什么？西安事变当天，张、杨通电全国，说明事变动机完全出于抗日救国，对蒋本人必定“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八项抗日救国主张。这个通电全文如下：
东北沦丧，时愈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情形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凡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乃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暴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唆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停止一切内战；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释放全国一切###；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保障人民###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救国主张，望诸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衍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张学良、杨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