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9-名老中医之路- 第44节

又如脑症昏迷病人的尿闭，不论程度轻重，只要指压利尿点（病儿仰卧取平，从脐眼至耻骨联合上缘，连一直线，在二分之一交点处），立即排尿，而且通畅彻底。自从我在《天津医药杂志》1965年7期发表「指压利尿法治疗昏迷病儿伴发屎潴留八十例临球观察」一文后，我单位迅速推广，医护均能掌握，一直到现在，重复可靠，效果显著。

医学生涯六十年

重庆市中医研究所顾问陈源生

【作者简介】陈源生（1897～），四川铜梁县人。中医世家，致力于中医临床工作六十余年。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的临床意义多有阐发；善于汲取各家学说的长处，对中草药的研究尤其心得。治病不拘成法，主张轻灵巧取，在内、妇、儿科临床上，有较深的造诣。着有《临床常用中草药选编》、《简便验方歌括》

在畸岖的医学道路上，我虽已经历了六十多个寒暑，但仍不敢妄言医道精微。只能把一些点滴的经验教训披陈如下，以与同道共勉。

由诵习方药入手，从流溯源

我家世代以医为业。叔祖父陈济普，以内、妇、喉科见长，在铜梁一带行医数十年，名噪一方，家父及兄长皆从其学。我九岁发蒙读私塾，二、三年后，父亲就叫我在课余背诵《药性赋》。所赖年少，记忆力强，不多久，寒、热、温、平几百味药性背得滚瓜烂熟。紧接着又背诵了《药性四百昧歌括》。一切都很顺利，对医道兴趣倍增。．继而征得塾师之允，遂与儒书、医书合炉共冶。按照叔祖父安排，进一步就读《时方歌括》、《时方妙用》。因先背熟了药性，虽初读方书亦不感到陌生。叔祖父对我讲：「虽说『医不执方』，而『医必有方』。前人立方，皆遵法度，故学方易知法。法与方，犹藤与瓜之关系，欲临证者，当先从方与法入门。」之后，又读了《成方便读》、《成方切用》等方书。在熟悉了基本治法与方剂后，开始读《医学三字经》。背得了（《医学三字经》，叔祖父嘱我再读《医学心悟》。并说：「《心悟》一书，其精粹又在『医门八法』篇中，务必要熟读、精恩，最好背得。」确如其言，「八法」篇颇切实用，我临证以来，立法处方得程锺龄先生益处不小。除陈、程这两本书外，还陆续读了一些入门书籍，由此而具备了浅显的理论及一般的临证知识，为学习经典医著作了一些铺垫。

攻读经典的方法：相互参证，

学用结合，反复精思「不读《内》、《难》、《伤寒》，不可言医」。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我学《伤寒论》是先从原文开始的。惜乎条文古奥，错简晦涩之处，实在不懂。还是经叔祖父指点，以《伤寒来苏集》、《伤寒贯珠集》与仲景原文相互参证，读而思，思而再读，反复多遍之后，感到见效确要快些。据我的学习体会，学《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有两把入门的钥匙：就是陈修园着的《长沙方歌括》和《金匮方歌括》两本书。陈氏方歌铿锵顺口，或概括重点条文，或列治法原则；既有药味组合，又详份量加减，对于理解和熟记条文、方药，皆有帮助。至今，这些方歌我都牢记未忘，我觉得这是一条学习仲景著作的快捷方式。

还是如上述方法，我从《内经知要》开始学习《内经》。同时又以张、马所注《内经》和张氏《类经》互勘互学。当时，长辈并没有要求我在短期内把《内经》学深、学精（事实上也不可能），只是力求从概念上了解中医基本理论，为今后深入学习而奠定基础。

十年私塾之后，我即随叔祖父临证写方，并没有因家学必传后代而稍有懈怠。白天诊病，夜晚就恭候叔祖父身边，从临证病案所记，常究疑难于叔祖，必得晓畅理法而后可；而他老人家则是有问必答，更使我心悦诚服，获益良多。如此，学用结合将近两年时间。

悬壶知医难：疏忽与失误，难忘的病例

一九二0年，我开始在锢粱、凉水、侣俸等乡镇行医。假先辈声誉，尚未因初出茅庐而坐冷板凳。随着求治者日众，困难更增多。由于学未精深，临证往往缺乏定见，以致认证不准、方药失当者有之，迟疑不决、贻误病机者有之，反正失败的教训很多。那段时期，有几个病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乙卯年除夕之际，母亲患头痛甚剧，痛位偏重巅顶，手足逆冷，胸口冷痛，时欲作呕，脉微几不应指，我认定是吴莱萸汤证，乃放胆原方书之。殊料药后病增而吐剧。惶然不解，求教于叔祖父。叔祖父日：「辨证无谋，方亦对路，而药后病剧者，吴萸之量过重耳。汝母素弱，得大剂辛烈之吴萸，故格拒不入，我寻常用吴萸恒嘱病家泡淡入煎，汝正疏忽于细微之处。现仍以原方，吴萸量减其半，泡淡，并加黄连五分以制之、导之，汝母之疾可一剂而安。」我遵嘱处理，果药到病疰。

我有一婶娘，孀居有年，素患饮疾，时感外邪，其证恶寒无汗，头身疼痛，胸闷咳喘，脉浮，既不缓亦不紧。再三思之，辨证为外感风寒、内停水饮，开了一张小青龙汤原方。那知药采尽剂即大汗出，胸闷咳喘加重。正祖父闻讯来诊，急投大剂真武汤救之。我当时还不明白错在什么地方。叔祖父说：「误在诊断不详，虚宴实未分。汝婶素多带下，阴精暗耗，兼足中脉微，证属气阴两虚，凡见此证此脉断不可汗，仲景早有明示。小青龙汤虽有芍药、五味之缓，亦难任麻、桂、细辛之峻，加之药量过重，错上加错。程锺龄有云，『当汗不可汗，而又不可以不汗，汗之不得其遭阻误人者』，正此之谓也。汝虽读《医学心悟》，却未彻悟。初诊若能以扶正解表、理气豁痰之参苏饮治之，倒颇为合拍。」我回答说：「婶娘是老辈，不便询其经带，尺中脉微，并未细切，既然初治药量已嫌过重，为何真武又须大剂？」叔祖正言斥曰：「胸中易了，指下难明，切脉不真倒未可厚非。但是，『妇人尤必问经期，迟速闭崩难意断』。《十问歌》忘记了吗？老辈子就该舍去问诊吗？治病岂能分亲疏；汝婶初治以重剂辛温解表，是犯虚虚之戒；药后大汗出，已有亡阳之兆，必得重剂真武救逆而冀安，所谓『无粮之师，贵在速战』。用药的轻重，当权衡病之浅深、虚实及传变而慎所从违。『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经旨昭昭。看来，汝读书不求甚解，只知其然，未追思其所以然，今后须下点苦功夫才行。」他老人家语重心长，历今六十载，言犹在耳。

放眼百家，广开学路，博采众长

疾病总是千变万化的，同一种疾病可因时、因地、因人而证相径庭。徒执古人有限之方，以临夸人无限之病，实践证明是不可能的。所谓「经方」．．「时方」之争，实际上乃伤寒与温病两大学派之对垒，这是阻碍学术研究的一种偏见。我临证以来，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

记得正是开业的第二年，家乡温病流行。我接治的第一个患者是一位青年农民，其证壮热恶寒，口渴心烦，周身疼痛，咽喉肿痛，溲黄便秘，苔腻脉数。先投银翘散，继以白虎、承气，病势不衰。次日午后，旋即喉肿欲闭，水难下咽，证情恶变，我技已穷，不知所措，急请叔祖父会诊。叔祖父诊后，嘱开升降散加味煎服，外用家传吹喉散，很快痊愈其病。那时，我还没有读过杨栗山《寒温条辨》，也不知道升降散方竟有如此神效。、

一次，邻里一行商患泄泻腹痛有日，我以理中汤治之不中，乃执案求教于叔祖父。他告诉我；「再详审脉证，究明其属中焦虚寒，还是中气下陷；既然理中未效，或可升提为商。」果然，投补中益气汤加减而泻止痛安。当然，此侧失误在辨证不确，选方失当，非理中汤之无功。不过，也说明了补中益气汤治疗中气下陷所致之泄泻确有着效。此方并非「经方」，但是，根据「内经》「清气在下，则生飧泄」的病理变化，东垣制升阳举陷的补中益气汤不也是和仲景一样，源本（《内经》并发展《内经》而独具匠心吗？

实践告诉我。只有广开学路才能迅速提高医疗水平。程锺龄有两句话我很赞赏；「知其浅而不知其深，犹未知也。知其偏而不知其全，犹未知也。」从其言，首先在思想上屏弃「经」、「时」两派的陈观，以临床疗效为标志，对各家理论求实择善采之。中年以后，乃悟各家学说皆源同流异而已。从而认识到：对各家学说合读则金，分读则偏』去粗取精，扬长避短则可，盲从偏见，顾此失彼刚非。临床上断不可因麻桂治伤寒着效，而毁荆防银翘轻描淡写如儿戏；决不因补中益气汤之「甘温除热」就日「古方不能治今病」，而取代小建中汤。凡如斯者，皆宜共存以取长补短。

学问并非尽载名家论著。广采博搜，不嫌点滴琐碎，「处处留心皆学问」。举两个例子

同乡有李姓草医，祖传疳积秘方，以其简便验廉，远近求治者不少。该医视为枕中之秘。为学习伊之长处，乃与其结交至好，并于医道共相切磋，久之情深，伊知我乃方脉医，非卖药谋生，渐去戒心，偶于醉后遭出真言，日：「一味鸡矢藤研末即是。」事虽小而启发大。鸡矢藤一药，我儿十年来屡用于肝胆脾胃诸病，证实其有健脾消食，行气止痛，利水消胀的良好效果。

《金匮》治肺病、肠痈皆用冬瓜子，而冬瓜乃瓜果菜食之物，其子何能有此效？常见冬瓜子抛入猪粪坑中而不腐烂，次年凡施用猪粪之处可自然生长冬瓜。于秽浊中生长的冬瓜，其味甘淡，甚为爽口。我注意观察了这一现象，从而省悟此物极善浊中生清，其子抗生力强，更属清轻之品。根据冬瓜子升清降浊，轻可去实的特点，用治咳喘脓痰、肺痈、肠痈、妇女带下以及湿热病过程中出现的浊湿阻滞上焦和中焦的症状都有显著疗效。

由于理论的渐次提高，经验点滴积累，临证就踏实得多，治有疑难复杂痪病，一计不成，亦有他计可施，处方用药也自然灵活了。于是，愈信秦越人「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之言，淘不我欺也。

学贵沉潜，融汇贯通，执简驭繁

一九三八年我来到重庆行医。时值抗日战争期间，各地名医先后避难到后方，一时间，重庆医界，高手云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如全国知名中医张筒斋在渝期间，我常从病人处研究其处方，发现张老极善轻灵，药虽一钱几分，每起沉疴。当时，我正盲目崇拜重荆，自谓「胆大」，对照张老经验，深有触动。我初到重庆，人地两疏，无名小卒较之诸名家，诊务清淡；正因为清淡，又造成了重新学习的环境。条件允许我每治一个病人都详细立案，反复推敲，病家服药后，必询疗效，甚至登门随访以察究竟。临证遇难，遍检医书以求答案；读书有悟，践之临床以期印正。如斯者约有三、心年光景，使我在学术上长进了很大一步。

我在青年时代就背熟了几百首成方，满身皆是法宝，有时治一个较复杂的病，前后往往用上十余首方。表面上似炫广博，实际上胸无定见，杂乱无章。

晚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只要诊断一经明确，治则一经拟定，并不需要考虑许多成方，甚至依法选择几味药，同样愈病。如治肝病，历代治肝成方总有数十之众，内容固属丰富，但毕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