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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1：实际上，这种威胁曾在1853年使用过。美国海军上将佩里的庞大战舰编队成功地慑服日本幕府时代的将军，使后者同意向美国商界开放日本市场。今天，日本把美国由于要求开放日本市场而施加的过分压力称为“黑色舰队”。
启示2：有些时候，一个合适的威胁简直得来全不费工夫。而在其他时候，我们眼前只存在大而不当的威胁，必须缩小其范围才能考虑加以采纳。
“冤冤相报”到“两败俱伤”
在“囚徒困境”中，我们已经了解这样一个道理：如果你总是想赢对方，结果可能得不偿失。因为对方也会全力反击，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
而且，敌对一旦形成，双方都难以全身而退。这个时候，即使双方都没有继续对抗下去的意愿，可还是只能咬牙坚持，这真是对人类理性的一大嘲弄。
即使是“一报还一报”这种有效破解“囚徒困境”的理想策略，也难免陷入“两败俱伤”的危险。
当“一报还一报”策略纠缠在一起时，将陷入“循环报复”的局面，难以脱身。
由于“一报还一报”的核心就是对任何行为都要给予及时有效的回报，当遭遇他人侵犯时一定会以牙还牙；当然，这种策略的前提是“不主动侵犯他人”，这大大降低了它们相互伤害的机会。但是，这种前提是理论性的。
在一个规则明确的游戏里它也许可以得到完美的遵循，但在现实生活中，各种社会关系、各种欲望和利益冲突的复杂性，使“不主动侵犯他人”这一限定条件变得模糊不清了。也许你认为自己只是在以正当手段谋求个人的利益，或者只是奉命行事，可是有人会认为你已经侵犯到了他的权益，他有权作出报复。而受到报复的你会认为对方是无端挑衅，同样也作出反击。由此，就很容易形成双方相互惩罚对方的“侵犯”、冤冤相报的局面，而可悲的是，这场也许会使双方毁灭的争斗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理由。
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中可以说层出不穷。过去的家族间世代血仇有的可以持续上百年，双方的每次冲突都会激发新的仇恨，而两家最初的仇恨缘由也许根本无人知晓。国家和民族间也有同样的问题，甚至到了今天仍可以表现出来。如巴以冲突中，为了抗议“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哈马斯”等激进组织利用“人体炸弹”袭击以色列平民；而为反击这种“恐怖行为”，以色列出动军队“定点清除”，每一次攻击的报复都给双方心中增添了一份仇视和不信任，也给问题的和平解决增加了难度。
人们都同意，为了从上述那种冤冤相报的麻烦中解放出来，人们应该“抛弃过去，面向未来”。可是这一原则在现实中应用却困难重重，因为放弃武力威慑不但意味着情感和利益上的损失，而且在互不信任的境况里，也很难保证得到对方的善意回应。
人们之所以相互仇视和伤害，仅仅是因为他们无力摆脱“威慑与反威慑”的怪圈。为了解决它易被挑起报复的缺点，学者们建立了一些改良方法。这些改良方法更多一点宽容，要么容忍对方偶尔的侵犯行为，直到这种行为屡次出现，并且超出预定的次数或比例之后，才采取报复行动。要么降低报复强度，如对10次背叛只报复9次。并根据对方的一贯表现决定宽容程度。
启示：有一个人和朋友在住家附近的商店买东西，他礼貌地对店员说了声：“谢谢！”但店员却臭着一张脸，没有理会。他们走出商店时，朋友说：“那家伙服务态度很差。”这个人对朋友说：“他每天都是这样。”朋友说：“既然他每天都是这样，那你为什么还对他那么客气呢？”这个人回答说：“为什么我要让他的态度来决定我的行为呢？”
不能取胜，就该谋和
许多比赛结局都是“零和”的：有人赢，就有人输。但是在社会关系中，并不总是这样。当然，人们都希望取胜，可是当取胜无望时，那么争取到“平局”也不错，至少比输要好。
在现代社会，多数竞争已不再是“你死我活”的，从“地球上抹掉敌人”的情况少之又少。博弈论告诉我们：当人们必须长期共处时，合作和妥协往往是明智的选择。既然难以“毕其功于一役”，我们就该把目光放长远一些。“妥协”是双方或多方在某种条件下达成的共识，在解决问题上，它不是最好的办法，但在没有更好的方法出现之前，它却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它有不少的好处。
首先，它可以避免时间、精力等“资源”的继续投入。在胜利不可得，而“资源”消耗殆尽时，妥协可以立即停止消耗，使自己有喘息、整补的机会。也许你会认为，“强者”不需要妥协，因为他“资源”丰富，不怕消耗。问题是，当弱者以飞蛾扑火之势咬住你时，强者纵然得胜，也是损失不少的“惨胜”，所以强者在某种状况下需要妥协。
其次，可以借妥协的和平时期，来扭转对你不利的劣势。对方提出妥协，表示他有力不从心之处，他也需要喘息，说不定他根本要放弃这场“战争”；如果是你提出，而他也愿意接受，并且同意你所提的条件，表示他也无心或无力继续这场“战争”，否则他是不大可能放弃胜利的果实的。因此“妥协”可创造“和平”的时间和空间，而你便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引导“敌我”态势的转变。
再次，可以维持自己最起码的“存在”。妥协常有附带条件，如果你是弱者，并且主动提出妥协，那么可能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但却换得了“存在”；“存在”是一切的根本，没有存在就没有未来。也许这种附带条件的妥协对你不公平，让人感到屈辱，但用屈辱换得存在，换得希望，也是值得的。
“妥协”有时候会被认为是屈服、软弱的“投降”动作，但若从上面所提几点来看，“妥协”其实是非常务实、通权达变的智慧，智者都懂得在恰当时机接受别人的妥协，或向别人提出妥协，毕竟人要生存，靠的是理性，而不是意气。
何时“妥协”？怎样妥协？要看状况：
第一，要看你的大目标何在，也就是说，你不必把资源浪费在无益的争斗上，能妥协就妥协，不能妥协，放弃战斗也无不可。但若你争的本就是大目标，那么绝不可轻易妥协。
第二，要看“妥协”的条件，如果你占据优势，当然可以提出要求，但不必把对方弄得无路可退，这不是为了道德正义，而为了避免逼虎伤人，是有利害权衡的。如果你是提出妥协的弱势者，且有不惜玉石俱焚的决心，相信对方会接受你的条件。
总之，“妥协”可改变现状，转危为安，是战术，也是战略。
启示1：妥协：用让步的方法避免冲突或争执。
启示2：妥协是现代社会关系中的重要谋略。在商场竞争中，一个经营者如果不懂得适当妥协，就会在盲目前进中碰壁。同样，一个不知进退的人早晚也会尝到失败的苦果。
第6章 应对危机的策略
人类最理智的时候，往往就是别无选择的时候。“边缘策略”是一场危险的游戏，每一步都蕴藏着巨大的希望与危机。
肯尼迪的边缘策略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似乎得出这样的结论：立场坚定、不留余地是一个高明的策略。那么它是不是永远有效？下面我们将讨论与之不无矛盾的情况。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古巴导弹危机将整个世界拖到了爆发核战争的边缘。苏联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开始在古巴装备核导弹，那儿距离美国本土只有９０英里。美国总统肯尼迪随即宣布要对古巴实施海上封锁。假如苏联当时接受这一挑战，此次危机很有可能升级为超级大国之间一场倾巢而出的核战争。肯尼迪本人估计，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介于１３到一半之间”。不过，经过几天的公开表态和秘密谈判，赫鲁晓夫最后还是决定避免正面冲突。为挽回赫鲁晓夫的面子，美国做了一些妥协，包括最终从土耳其撤走美国导弹。作为回报，赫鲁晓夫则下令拆除苏联在古巴装备的导弹，并且装运回国。 你可以说赫鲁晓夫贸然在古巴部署导弹是鲁莽的，但不能不说他的妥协是明智的（据说那些日子，肯尼迪紧张得几乎崩溃，如果赫鲁晓夫不肯退让，一场核战争似乎不可避免）；但是反过来说，既然赫鲁晓夫最终只有退让这一个明智选择，那么他最初的冒进就是卤莽的。
我们普通人也会运用边缘政策，只不过不会产生那么深远的国际影响罢了。比如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最终变成一场争吵；固执己见而不能达成妥协的夫妻可能离婚；意见不一的合作者如果不能相互协作，合作关系就会破裂。这些案例的双方其实都会用到边缘政策。他们故意创造和操纵着一个有着在双方看来同样糟糕的结局的风险，引诱对方妥协。 边缘政策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微妙策略，假如你想成功地运用这个策略，你必须首先彻底弄明白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启示：“边缘政策”一词看来就是为这么一种策略设计的，这种策略将你的对手带到灾难的边缘，迫使他撤退。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采取的行动，被普遍视为成功运用边缘政策的典范。
悬崖还是斜坡
这里还是以古巴导弹危机作为案例，帮助你把握边缘政策中的微妙之处。
肯尼迪政府发现苏联偷偷在古巴装备导弹，立即详细考虑了一系列可能的行动：什么也不做；向联合国投诉（这一行动的实际效果几乎就等于什么也不做）；实施封锁或隔离（这是实际选择的方案）；向古巴的导弹基地发动空中打击；要么就是走极端，抢先向苏联发动一场全面的核打击。
而在美国实施海上封锁后，苏联也有很多可能的回应方式。它可以退让，并拆除导弹；停止通过大西洋运输导弹（这是实际选择的方案）；挑战美国的封锁线；或者走极端，抢先向美国发动一场全面的核打击。
在这一系列的行动与反行动里，一些可能的行动很显然是安全的（比如美国什么也不做或者苏联撤走导弹），而另外一些行动则带有明显的危险性（比如向古巴发动一场空中打击）。不过，在这么大的范围里，我们怎么知道安全在哪儿终结，而危险又从哪儿开始呢？换言之，古巴导弹危机的边缘在哪里？是不是存在一条边界线，世界在这一边是安全的，一旦落到另一边就要遭受灭顶之灾？ 答案当然是并不存在这么一个精确的临界点，人们只是看见风险以无法控制的速度逐渐增长。
举个例子：假如苏联企图挑战美国的封锁，美国不大可能立即发射自己的战略导弹。但整个事件的紧张程度无疑会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人们的情绪也会变得越来越激动，可以预见，世界遭受灭顶之灾的风险也加大了。
要想透彻地理解边缘政策，关键在于，必须意识到这里所说的边缘不是一座陡峭的悬崖，而是一道光滑的斜坡，它是慢慢变得越来越陡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