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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８０年代，英国有一个很受欢迎的电视剧《是，大臣》，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都喜欢看这个拿政界人物开玩笑的节目，连当时的首相撒切尔夫人也乐于在其中客串角色。这个戏的主要内容是政客和官僚机构如何在扯皮中作出糟糕的决策。下面一段出自它的续集《是，首相》，正是一个“最后界限”为何失去作用的说明。
这一情节的背景是：首相正在犹豫是否要花费巨资装备英国的核武库，为此他找来了首席科学顾问，征求他的意见。以下是这位首相的叙述。
他第一句话便问我是否相信有核威慑这回事。
是。我说。
“为什么？”他问道。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意思是，人人都相信核威慑。我请他把问题再说一遍。
“为什么？”他又问。
“因为……它发生威慑作用。”我软弱无力地回答道。
“威慑谁？”
在我看来，这似乎很明显。“俄国人。不能让他们进攻我们。”
“为什么？”他又来了，再次使用那个恼人的小小的词“为什么”。
为什么威慑力量能威慑俄国人，不让他们进攻我们——这是他的问题所在，他问的是这个问题。
我坚定地回答道。“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发动进攻，我会按钮。”
“您会吗？”他听来有些惊奇。
“哎……”我犹豫了一下，“我会不会？”
“唔……您会吗？”
“作为最后一招，我会。肯定会。”我又想了一下说，“至少我认为我肯定会。”
他继续无情地问下去。我不得不谨慎地想一想。 “那么最后一招是什么呢？”
“如果俄国人侵犯西欧。”这一点至少看来也是很明显的。
罗森布拉姆教授微微一笑“可是您只有１２个小时来作出决定，所以最后一招也是首先的反应，您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吗？”
我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看来疯了。 那位首席科学顾问以挑剔的眼光盯着我看。“好吧，您不用担忧。俄国人为什么要吞并整个欧洲？他们甚至连阿富汗都控制不了。”他一边说一边摇头，“不过，如果他们要干什么，那将是萨拉米香肠战术。” 罗森布拉姆站起身来。他兴奋地踱来踱去，手里拿着一杯橘汁，阐述各种各样的防卫方案。首先，他假设在西柏林发生暴乱，建筑物处在火海之中，东德消防队越过边境来救火。他突然停止踱步，瞪着我，并问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会不会按钮。
很显然，答复是“不”。罗森布拉姆点点头。他看来表示同意。然后他问我如果东德警察与消防队一起进来，我会不会按钮。我又摇摇头。我怎么可以由于这样一个小小的领土侵犯行动而发动一次核战争昵？
罗森布拉姆又踱起步来。在他的嘴角上露出一丝微笑。“假定东德人派遣部队，随后再增加部队——他们说不过是为了控制暴乱。接着俄国部队来替代东德部队。您会按钮吗？” 俄国部队在西柏林替代东德部队？我会不会发动一次核战争？我看不出我怎么会这样做。我又摇摇头。
那位首席科学顾问又微微一笑，并高兴地提出下一个俄国部队拒不撤走的策略。部队被“邀请”留下来支援民政管理。接着，民政管理署也许下令封锁道路和滕珀尔霍夫机场。于是西柏林被切断。他问道，现在我会不会按钮呢？ 我不知道。我对他说我需要时间来加以考虑。
“您只有１２个小时！”他厉声说。 我感到非常惶恐。然后我提醒自己和提醒他，这一切都出自他的虚构，说完了我感到轻松了一些。 罗森布拉姆教授转身向我。他又开始说话了：“行。现在讲设想二。俄国军队的策略是‘出于偶然’，使士兵故意越过西德边界……这是不是你所说的最后一招呢？” “不，”我回答。看来还不是。
“好吧，”他很兴奋地继续说下去，“设想三：假设俄国人已经入侵和占领了西德、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再假设他们的坦克和部队已经到达英吉利海峡；再假设他们已布置就绪，准备入侵，这是不是最后一招？” 我设置障碍，说：“不。” “为什么不？”他问，“为什么不？” 我脑子昏沉。我想从这一切中悟出道理来。“因为，”我支支吾吾地说，“因为……我们只能为了自卫而打仗。用自杀的办法，我们又怎能自卫呢？” “那么，什么才是最后一招呢？”瘦小的老教授微微一笑，他耸耸肩，靠在沙发里，“皮卡迪利？西沃特福德峡谷维修加油站？革新俱乐部？” 我凝视着他，想把我的思想整理一下。“如果你这么说，”我对他说，“那么，核威慑就没有意义了。你是不是在说这个？”
整个入侵过程，攻方每次只增加那么一点点分量，幅度那么小，以至于守方根本没有理由发动一场大的报复行动。北约就这样一点一点重新确定自己的忍耐底线。最后，苏联人可能已经抵达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被迫逃亡的北约总部还在琢磨自己究竟在什么时候错过了反击的机会。
启示：“意大利香肠”战术：对手为避开直接威胁，他会每次只切下一小片“香肠”，这样他将不断面对一个很小的遭遇灭顶之灾的概率，但无论这一片有多小，都有可能成为引发万劫不复灾难的最后一片。 越“无能”，越成功 这个结论其实完全错了。
美国就苏联在欧洲的常规入侵发动核报复的威胁是边缘政策之一。有两个办法可以绕过被迫重新确定忍耐底线的问题。这两个办法边缘政策都会用到。
首先，你要设法让惩罚措施的控制权超出你自己的控制，从而断绝你自己重新确定忍耐底线的后路。其次，你要将悬崖转化为一道光滑的斜坡。每向下滑一步都会面临失去控制而跌入深渊的风险。
要使这种威胁变得可信，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在于：无论是你还是你的对手都不知道转折点究竟在哪里。美国通过创造一个风险，即哪怕政府本身竭尽全力防止，导弹还是可能发射出去的风险，成功地运用了边缘政策。美国的威胁能不能付诸实践与它本身的意愿无关。核武器的威胁在于可能出现意外事故。当存在任何常规冲突都有可能使局势激化到失去控制的可能性时，核阻吓就变得可信了。这一威胁不是一定发生，而是一种同归于尽的可能性。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古巴危机”期间，肯尼迪曾派秘使向他透露：肯尼迪并不想为难苏联，但是他很可能控制不了局面。赫鲁晓夫的口气似乎是说，他的退让，是宅心仁厚地给了后者一个好大的面子。尽管这里面可能有自我吹嘘的成分，但是由此也能看出美国人的策略：他们声称自己也不愿看到最坏的结果，但是却无能为力。 随着一场冲突升级，引发一场核战争的一系列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最后，战争的可能性变得那么大，以至于终于有一方决定撤退。不过，战争的车轮一旦启动就不是那么容易控制的了。出人意料的、意外发生的、可能是偶然的也可能是疯狂的、超出领导人控制的行动，将为局势激化直至动用核武器铺设道路。
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科学教授巴里·波森有过这样精辟的描述：“一般认为，激化要么属于合理的政治选择，因为领导层决定先发制人或要避免在一场常规冲突中败下阵来；要么就是一个事故，可能是机械故障、越权指挥或陷入疯狂。不过，从紧张的常规冲突的一般做法产生的激化并不属于上述两种类型：它既不是一个刻意的政策措施，也不是一个事故。可被称为‘意外激化’的事情，其实更接近于要打一场常规战争的决策之外的一个完全没有料到的后果。” 核阻吓包含一个基本的得失结果。有能力发出同归于尽的威胁，本身就存在一种价值。毕竟，在人类进入核时代之后，我们享受了半个世纪没有爆发世界大战的和平。不过，把我们的命运交给概率去控制是要付出代价的。核阻吓要求我们接受某种同归于尽的风险。关于核阻吓的争论大部分集中在这种风险上。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同时又不会削弱核阻吓的力量呢？ 诀窍同样在于确保这样的普遍化的风险控制在有效的与可接受的界限内。我们已就怎样做到这一点给出了一些提示，不过，完全成功的边缘政策仍是一门艺术和一种冒险。
启示：从古至今，秃鹰就很喜欢战争，而且这种战争经常发生在同类之间。不知道它们为什么那么喜欢战争，它们也从来不过多地解释这些，只会互相攻讦，极力地主张自己的正当性，声明作恶的都是对方，战争就是这样发生的。秃鹰虽然长着一张可怕的脸，但受伤还是会流血，悲伤的时候还是会流泪。那么为什么秃鹰还是要交战呢？血和泪水究竟还要流多久？我们询问秃鹰时，也在询问人类。
逃离边缘
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科学教授波森认为，美国海军在大西洋的政策很危险，也很容易使局势激化。一旦与苏联方面发生任何常规冲突，美国海军就想击沉苏联在大西洋的全部潜艇。这一策略的问题在于，目前美国尚不能分辨出核潜艇与常规潜艇。因此存在一个风险，即美国可能由于意外击沉苏联一艘载有核武器的潜艇而在毫不知情的前提下越过了核阻吓的藩篱。到了这个时候，苏联一定觉得自己有理由向美国的核武器发动攻击，全面核战争一触即发，要不了多久双方就会开始互投核武器了。 海军部长约翰·莱曼为这个策略辩护，其说法就跟波森反对这个策略一样尖锐有力。他认识到一场常规战争可能升级为一场核战争。但他争辩说苏联也会认识到这一点！局势激化的可能性不断增加是合理的，因为这可以首先降低爆发一场常规战争的可能性。
一个比喻也许有助于说明问题。假设我们打算降低手枪的精确度，从而使决斗变得安全一点。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决斗双方开枪前可能会走得更近。假设决斗双方都有同样的好枪法，那么，决斗双方的最优策略是不断接近对方，在击中对方的可能性达到１／２的时候开枪。一枪致命的可能性与手枪的精确度无关。可见，改变规则不会改变结果，因为所有参与者都会调整自己的策略，设法抵消这一变化带来的影响。 要想阻止苏联人发动一场常规进攻，美国必须设法使他们面临这一进攻将会激化为核战争的风险。如果这一风险沿着某个方向变得越来越大，那么，苏联人在这个方向的前进就会变得越来越慢。美国（和苏联一样）也就更有可能提出和解，因为它们都清楚双方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 美国和苏联在评估自己的策略时，必须以策略的结果而不是行动为依据。另一个有助于思考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假设双方参加前面我们说过的那场拍卖，只不过拍卖用的不是美元，而是发生灭顶之灾的概率。到了某一时刻，出价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