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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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册)- 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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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前贤,显然有所不足。《新唐书》能够补苴这样的遗阙,就不能置而不论。《宰相表》略同于《汉书》的《百官公卿表》。唐代同中书门下三品同时就有数员,有时更代频繁,专列一表,自有其可取的地方。唐中叶后,方藩兴起,几遍全国,若不为之列表,是不易知其起伏曲折的。唐代承南北朝之后,崇尚门第,《宰相世系表》的制作也是自有其社会的因素,不过其间亦借以保存若干和宰相有关人物的名字,为后世治史者提供考核的方便,并非毫无作用。《新唐书》撰修时,吕夏卿曾参预其事。夏卿通谱学,世系表的编制就是出于夏卿之手,《宋史》称他“于《新书》最有功”①。可知《新唐书》诸表能够见称于世,不是没有来由的。
  《旧唐书》初撰修时,赵莹就提出建议,谓于纪传之外别撰十志②。其后书成,却撰修了十一志。多寡虽少有不同,篇目则仍因袭前代旧规,并未稍事溢出。《新唐书》有所增加,成了十三志。新增的为《选举志》和《兵志》。唐代以科目取士,虽是因隋旧制,科目繁多,却远超于隋时。这是一代的大政,专列成一志,是有必要的。唐代始建皇朝,强兵猛将,实为当时主要的凭借,中叶以后,反为兵事所困,列志论述,和《选举志》有同样的必要。其中容有记载不尽属实的地方,这就有待于后来的考核了。还应该称道的是《地理志》论述的详备。《地理志》不仅记载州县沿革、人口、贡赋和矿产,还特别记载各地的农田水利,这不仅超过《旧唐书》,而且也是以前各史的《地理志》中少有的。有了这样的记载可以显示一代农业的规模,对于治史者也是别开生面的助力。
  有关《隋书》、两《唐书》的考核、订正和补苴的撰述《新唐书》的创修是因为《旧唐书》的卑弱浅陋,未符众意;可是《新唐书》撰成之后,也招致了非议。《四库全书总目》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王得臣《麈史》,谓吕夏卿私撰《兵志》,宋祁别撰纪志,因谓同局且私心不满。其实也未必见得就是如此。据晁公武所记,吕夏卿曾戒其子弟勿妄传出所撰《兵志》事,当系所撰未为同撰修者所通过,而又未忍抛弃,故“自秘之”。很可能是始撰时,分工未能明确,以致有这样一些事故,不应认为是私心不满。虽然如此,也并非就了无异议。稍后的吴缜就别撰《① 《宋史》卷三三一《吕夏卿传》。
  ② 《五代会要》卷十八《前代史》。
  纠谬》。吴缜指责撰修《新唐书》有八失,并以所提出的谬误之处,归纳为二十门,每门之中各举出具体的事例。今按其所述,多有中肯之处,也有不免过于求疵的地方。像《新唐书》这样出于众手的巨著,也不能说其中就没有牴牾踳驳的记载。就是到现在,这样的考核订正还是不少见的。吴缜还撰《五代史记纂误》。这是继《新唐书纠谬》之后,继续订正欧阳修撰史的作品。如前所言,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追循《春秋》笔法,侧重于褒贬,于史事的考核稍欠功力,故吴缜得以抉出其中的阙误。这对于研治唐史,还是有所裨益的。
  两《唐书》先后撰成,并行于世。这充分显示有唐一代史料的丰富。两《唐书》合计,共有225 卷,翻检起来,就难免有些麻烦。还是在宋时,已有《新唐书略》的编撰。此书见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陈振孙说:“吕祖谦授徒,患《新史》难阅,摘要采出,而门人钞之,盖节本之有伦理者也。”这样说来,当时相似的编撰应不只吕祖谦这一部书,可能是吕祖谦名重一时,故特见于著录。元明两代未见有这样的编撰,《明史·艺文志》著录梁寅《宋史略》和《元史略》,性质可能相同,只是转移到《宋史》和《元史》。迄于清时,才有沈炳震所撰的《新旧唐书合钞》。吕祖谦的书仅以《新唐书》为主,沈书则兼取两《唐书》。既兼取两书,篇幅就会相应增多,不过两书合计,删去的还是不少。纪传皆以《旧唐书》为主,诸志则以《新唐书》为主。这不仅是由于《新唐书》诸志的记载较为详备,而且还增添了《选举志》和《兵志》,如皆以《旧唐书》为主,这两志就将无所附丽。所谓为主者,则是纪传各篇皆以《旧唐书》作为正文,而以《新唐书》所载不同于《旧唐书》的作为注文,附于其下。至于诸志的编撰,亦同此理,就是以《新唐书》为正文,而附注《旧唐书》的歧异记载。其间互相违异之处,也曾略作考核,不过只是以本书参证,或两书互证,而未多所涉及,显得较为局促。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丁子复《唐书合钞补正》,当是匡正沈炳震之书的。
  对于所说的两《唐书》互相违异之处,也还有人继续考核。赵绍祖《新旧唐书互证》,就是其中的一种。此书不若沈炳震书的备录原文,仅摘录其违异之处,而论证其间的是非。核实来说,是以《旧唐书》论证《新唐书》的谬误处,与吴缜《新唐书纠谬》稍有不同。书中多引用吴缜旧说,也可以略见其绍递的痕迹。《清史稿·艺文志》于赵绍祖《新旧唐书互证》之后,还著录张道《旧唐书疑义》和罗士林等《旧唐书校勘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更著录岑建功《旧唐书佚文》,虽未获读其书,当亦属于考核校订补佚之作,惟已不以《新唐书》为限,而转着眼于《旧唐书》了。
  作为两《唐书》的考核订正,还应该提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并著有《十驾斋养新录》、《诸史拾遗》,赵翼著有《陔余丛考》,王鸣盛亦著有《蛾术篇》,可以一并论及。《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和《十七史商榷》,如书名所示,所论述的皆系多种史籍,不过论述唐史,在其书中仍各占有相当地位,不应以其不专论一史而稍事忽略。欧阳修撰《新五代史》,追踪《春秋》,以褒贬为主。其实这在《新唐书》中已稍露端倪。钱大昕因此就说:“欧公《本纪》颇慕《春秋》褒贬之法,而其病即在此。”①王鸣盛也评论《新唐书》过①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唐书直笔新例》。
  于简略,并举例证说:“德宗出奔奉天,全赖陆贽草诏罪己,以激厉将士,而新纪尽削不载,贽本传载奏议甚详,而语令不便入之,所谓武人悍卒感动流涕者竟不一见于史,此其失也。”②赵翼《廿二史札记》尤多论述两《唐书》和两《五代史》的撰修经过及其各自之间的相互比较,文辞精湛,论证详确,不仅论证彼此的互异和谬误处,而且还涉及传世版本的脱误处。这些论证都能有助于对唐代史料的利用和探索。
  清代学者治史,多以其所得撰为札记,并以之流传于当时和后世。钱大昕、赵翼、王鸣盛三家都以史名其书,故得以综论如上。其他虽不以史名其名,书中也不乏有关史事的论述。顾炎武《日知录》就是具体的例证。《日知录》中就有专论《旧唐书》和《新唐书》的条目。而论《新唐书》尤为繁多。其中说到“德宗兴元之诏不录于书,徐贤妃《谏太宗疏》、狄仁杰《谏武后营大像疏》,仅寥寥数言,而韩愈《平淮西碑》则全载之。”并说这都是宋祁不喜对偶文字,因而取去失中。所说也不是毫无理由的。顾炎武以后,这样的论述更是不乏其人,阎若璩《潜丘札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都有有关的论述,这里就不必一一列举了。
  纪传体的史书起自《史记》,就是以前所称的正史。《史记》成书后,陆续有为之作注释,迄今裴骃、司马贞、张守节三家注犹附《史记》并传于世。其后《汉书》及《后汉书》亦皆有注。自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后,这种作注风气就暂衰息。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樊先生《注唐纪》,和窦苹《唐书音训》,后来不复再见著录,当是早已佚亡。直至清末,始有唐景崇者撰《唐书注》,行于世的仅为所注本纪部分。书以注《唐书》为名,其实只是《新唐书》。所注多所采撷,不限于以本书纠正本书,或两《唐书》互证。惟志、传部分尚未面世,显得有所不足。
  一代史书所涉及的岁月,往往相当悠长,所记载的史事就难免有不周之处。鸿博加班固的《汉书》,其中志表就有人为之疏证校补。而《后汉书》、《三国志》以及南北诸史的疏记校补尤为繁多。《隋书》和两《唐书》也就都是少不了的。对于《隋书》的疏证校补,也是集中在志表两个方面。所补的表为万斯同《隋诸王世表》、《隋将相大臣年表》和黄大华《隋唐之际月表》。万斯同著有《历代史表》,自梁陈以迄隋时诸表,皆取之于《历代史表》。诸王表因当时受封者究属有限,表中所列,易于了然。将相大臣年表乃是师法《汉书·百官公卿表》的旧规,以显示一代当朝的人物。举凡三师、三公、尚书令、左右仆射、纳言、内史令监、诸部尚书皆列入表中,能够起到和《汉书·百官公卿表》相似的作用。《隋唐之际月表》所记更为详赡。隋唐之际,群雄并起,有首义的农民,有地方官吏,还有一方豪俊。据所统计,不下一百二十余人,自大业七年(611)王薄、窦建德等起兵,至贞观时次第为唐所削平,其间十余年,纷扰无宁日,其间兴亡一一列之于表,检阅就会相当方便,是可以称道的。
  至于对志的疏证校补,则集中于《地理志》和《经籍志》两志。前面说过,《隋书》各志本是《五代史志》,只是附于《隋书》之中,并不限于有隋一代。《地理志》以隋时疆域为主,附载梁、陈、周、齐的沿革于各州县之下。南北朝的疆域沿革至为杂乱,梁、陈、周、齐当南北朝的后期,承其余绪,建置更为繁多,《志》文简略,所记就不易周详。杨守敬《隋书地理②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新旧唐书二》。
  志考证附补遗》也辑录于《廿五史补编》中。书中随文考证,更能显示个中曲折。《隋书·地理志》记长安城东、西、南面各有三门,仅举各门的名称,而未备载各门的具体位置。杨守敬书据《长安志》谓东面三门,北为通化门,中为春明门,南为延兴门。其西、南两面各三门也准此。又如《隋书·地理志》于东莱郡观阳县下说:“开皇十六年分置牟州”,杨守敬书则说:“《元和志》,开皇三年置牟州,《寰宇记》同,非分置也。”这就不仅限于疏证了。
  《隋书·经籍志》的记载较之《地理志》,更为丰硕,所著录各书,不仅限于五代,其上可以直追《汉书·艺文志》。清代为其补苴考证者三家。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仅就《隋书》列传中所载有关的撰述,补其所未及著录各书。章宗源和姚振宗皆撰有《隋书经籍志考证》,对于《隋书·经籍志》著录各书,逐一加以考证。姚振宗书后出,往往引用章宗源书,并时加以订正。章宗源书亦广事征引,所论述率多以阐明各书的渊源,而且兼及其内容,有的还加以是正补苴。姚振宗书则于涉及著录之书的有关文献,率皆尽量征引,显得更为完备。《隋书·经籍志》著录《汉书》115 卷,并注:“汉护军班固撰,太山太守应劭集解。”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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