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诏令集》《唐大诏令集》，宋敏求撰。《宋史》有其传，附于其父宋绶传后。他曾参预撰修《新唐书》，并补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148 卷，是谙熟唐代史事的史家。《唐大诏令集》是搜集和编撰唐代帝王所颁的诏令而成的。宋敏求自序说：“厘十三类，总一百三十卷，录三卷。”《旧唐书》多采撷诏令，以入史文，但汇集到这样多的篇目，却是少有的成就。其中政事类共包括三十八项，自礼乐、刑法以至于讨伐、平乱，涉及到全国许多方面；蕃夷类也包括绥抚、盟文等十项，都关系到皇朝的大政，是唐代史事的重要部分。其余帝王、皇太子、诸王、公主、大臣等类，也都包括为数不同的项目，皆可以用之核证史文，不可或缺。
诏令既是当时皇朝颁布的正式文书，所涉及的人物、官制、地名以及相关的史事，不容出现任何的差错。一代史书其中的不少部分就是依据这些诏令撰修而成的，辗转采撷引用，就难免出现若干讹误。因而再以诏令核对史书，就可有所校正。这样的事例，以前也曾有人指出过，这里还可再列举一二。《唐大诏令集》的《蕃夷类》中收有《命薛讷等与九姓共伐默啜制》，这是玄宗开元四年（716）颁下的诏令，可是两《唐书·薛讷传》皆未道及。《旧唐书·玄宗纪》却说：“突厥可汗默啜为九姓拔曳固所杀。”《新唐书·玄宗纪》更说：“大武军子将郝灵俭杀突厥默啜。”皆不载此制诏，仿佛和薛讷无关。《唐大诏令集》的《政事类》中收有开元十三年（725）颁下的《改丹水为怀水敕》。丹水在泽州（治所在今山西晋城）。《敕》中更明白指出：“宜改丹水为怀水，改丹水府为怀仁府。”可是《新唐书·地理志》却说：“泽州高平，有泫水，一曰丹水。。。有省冤谷，本杀谷，玄宗幸潞州，过之，因更名。”泽州属府五，首为丹川府，也并没有改为怀仁府。《新唐书·地理志》素以详赡见称，有关丹水和丹川府的记载，当是依据开元十三年以前的册籍转录，仿佛并无改称事。《敕》文于“改丹水府为怀仁府”下，接着还说：“其乡里名号，亦仰州长官随事改易。”《新唐书·地理志》所说的杀谷改为省冤谷事，当是依据《敕》文改正的。杀谷既已因《敕》改正，奈何丹水和丹川府尚存旧名，这就不能不说是预修《新唐书》的人采访未周了。宋敏求之后，再未见有续作辑录补苴，看来并非易事。赖有《唐大诏令集》原书具在，史家就藉以考核唐史，订正讹误。钱大昕《诸史拾遗》就不乏例证之作。钱大昕曾据懿宗咸通九年（862）颁布的《分岭南为东西道敕》所说的：“宜分岭南为东、西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以广州为岭南东道，邕州为岭南西道。。。宜割桂州管内龚州、象州，容州管内藤州、岩州，并隶岭南西道收管”，以证明《新唐书·方镇表》咸通九年下所说的：“升邕管经略使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增领蒙州”的蒙州应为象州之误。这样的以《唐大诏令集》参证唐史，自然是相当重要的。
《唐才子传》和《登科记考》宋代及以后诸代，为唐人作传的并非多见，有之，当推元时辛文房《唐才子传》。辛文房为西域人，以能诗著名。《四库全书总目》谓是书由《永乐大典》辑出。原本10 卷，总三百九十七人（当为九十八人）。中间有散佚处，经过补苴，共得二百四十三人，又附传者四十四人，共二百八十七人。是书国内虽有散佚，日本却保存有完帙，刊于《佚存丛书》中。列传二百七十八人，附见者百二十人，与原本相符。所列诸人中见于《新唐书》的约百余人。此百余人传记即取材于《新唐书》。《旧唐书》虽有异说，殆皆置之不论。如《陈子昂传》记其于圣历初解官归里事，即取材于《新唐书》，《旧唐书》则未涉及此事。其间斟酌去取，对《新唐书》也多有是正。《新唐书》以陈子昂举进士在文明初。文明元年（684）为唐高宗崩逝的次年，恐亦无暇开科取士，《唐才子传》以之置于开耀二年（682），似较为合理。徐松《登科记考》亦从其说。然其书往往来撷当时传记或小说家言，不免有夸大失实的地方。《唐才子传》以论诗为主，诗人的生平事迹虽稍有穿凿傅会和不尽真实之处，也是难于完全避免的。
《新唐书·艺文志》的《杂传记类》著录崔氏《唐显庆登科记》、姚康《科第录》、李奕《唐登科记》，今皆佚失不存。唐代重科举，而进士尤为重要。每次所取进士的名额并非很多，然名列榜上的率能获致高位，为世所重。诸家所撰的《登科记》所记自是科举的盛事。崔氏所撰以年代标书名，可知当时撰述者甚多，不仅所著录的三种。到了清代，徐松撰《登科记考》，由有关的史籍、方志、类书、总集、别集、笔记小说、碑志石刻等记载中广为搜罗采撷，撰集成书。全书30 卷，前24 卷，按年记载，当时有关的文诰政令，考题，答卷，进士姓名，而且兼及进士以外的其他各科。其后两卷则叙五代诸朝事。另有附考和别录数卷。附考叙未有确实年代的进士、明经、制科、诸科登第者的姓名。别录则摘录有关科举的各种记载。这样的撰述，对于一代科学取士的制度、措施、科目、登第者的姓名，皆备加论列，而考证又皆精辟，是值得称道的科举史料的汇编。
由《崇文总目》到《四库全书总目》对于有关隋唐史籍的著录《新唐书·艺文志》于乙部史录的《刑法类》之后列有《目录类》，所著录各书，今皆亡佚。《宋史·艺文志》踵其旧迹，继有撰述，所著录的亦复不少。然多已亡佚。今传世习见的为王尧臣、欧阳修《崇文总目》，尤袤《遂初堂书目》、《秘书省书目》，陈骙《中兴馆阁书目》，张攀《中兴馆阁续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郡斋读书志》有袁本和衢本，两本间有差异，未能尽同。今传世尚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惟未为《宋史》所著录。宋以后，撰述的尤多，《四库全书总目》后出，著录的亦复不少。这些目录撰述，有的仅列书名，有的则作题解。题解亦有繁简差别。《四库全书总目》则每书皆有提要，于著者姓氏，书的版本以及有关评论，多能详为陈说。各家书目均备录所见各书，隋唐史书自亦包罗在内，随时翻检，有关史料的存佚就可具知，其中记载亦可稍悉其崖略。
有关隋唐史料的金石文字撰述《宋史·艺文志·小学类》中著录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金石录》。如隋唐诸史《经籍志》和《艺文志》的体例，可是在《目录类》中又再加著录。以金石证史，为史家重要功夫，似以列入《目录类》为宜。
《集古录》为欧阳修所撰，录其所藏金石的跋尾。今传本共有四百余跋，分为10 卷，与其初本的篇数不尽相合。或其间有所增益。10 卷之中，有关隋唐时跋尾为5 卷，最后一卷中尚有数篇。隋碑仅有14 篇，不足与唐碑相比。欧阳修在《自序》中说：“可与史传正其阙缪者，以传后学。”其子棐在所撰《录目记》中也引用了这句话，可知其搜集遗物撰述整理的意义所在。以金石证史，跋文中殊不少见。《隋陈茂碑》所载陈茂仕官履历，曲折详尽，跋文因说：“《隋书·列传》载茂事尤多阙缪”，并说：“碑云茂字延茂，史亦阙。”《唐张九龄碑》所载与《唐书》时有违异处，甚至年寿官爵亦不相同。跋文就指出：“年寿官爵，其子孙宜不缪，当以碑为是也。”
《金石录》，宋赵明诚撰。是书上承欧阳修《集古录》的体例，著录其所藏的从上古三代至于隋唐五季以来的钟鼎铭文和碑铭墓志的金石文字，有的还作有跋尾。赵明诚在其所撰的序文中说：“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牴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因考其异同，参以他书，撰成是书。书中所著录金石碑刻共有二千，其中属于隋代的八十四件，属于唐代的一千四百三十五件。就是五代也有十五件。跋尾，属于隋代的九篇，属于唐代的多至一百六十七篇，可说是相当丰硕的。
后来到了清代，金石证史更为学人所重视，撰述者前后相继，钱大昕就撰有《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钱大昕，传在《清史稿·儒林传》中。大昕著述宏富，有《潜研堂文集》行世。此金石文字跋尾不在其集中。《跋尾》涉猎广泛，所跋唐人碑刻墓志亦非少数，且多能与史文相对勘。《九成宫碑》为欧阳询所书，欧阳询结衔称兼太子率更令。称兼是唐初制度，并非以他官再兼率更令，而是欠一级的称谓。这种称谓得到这样的解释，可为了解唐初制度略得助力。《李抱真德政碑》结衔中有礠州，而两《唐书·地理志》、《五代职方考》皆作磁州。钱大昕因此指出：“州县之名当从其时本称，史臣秉笔，任意更易，非得石刻，何由决其然否，此金石之有益于史学也。”与钱大昕同时的王昶亦撰有《金石萃编》。其所搜罗更为丰富。王昶在自序中曾谓其收集金石的不易，历经种种困难，“而后自三代至宋末辽金始有一千五百余通之存。”全书160 卷，其中隋时3 卷，唐时78 卷，两相合计已超过一半，如果加上五代4 卷，就更为繁多。书中不仅备列金石上所刻的文字，而且还附载各家的题跋，如其序中所说：“题跋见于金石诸书及文集所载，删其繁复，悉著于编。”就全书稽考，自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后，各家撰述，殆无阙失。各篇之后，又多为按语，对于前人所说，每加匡正，可以说，乃其时集大成之作。其按语中，多有以金石证史的论证，可以说明论史是少不了金石的。
王昶于《金石萃编》著录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所刻的《郎官石柱题名》。所谓郎官指的是唐尚书省所领的二十四司的长官，即郎中和员外郎。二十四司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分管全国的政务，故其地位相当重要。《题名》由吏部郎中起，温彦博、杨纂皆在其列，而温彦博前尚有郑元敏等七人，可知题名始于唐初。温彦博和杨纂，两《唐书》皆有传，传中均未记载任郎中事，则《题名》可补传文的阙遗。大中以前郎官姓名多见于此，其重要意义不言可知。王昶于著录《题名》后，复撰《郎官石柱题名考》，其后赵钺和劳格又撰《郎官石柱题名考》，较王昶所撰更为详赡。王昶说：“今所题名只左丞一柱，拓亦不全，存者只七面，内多泐字，计其姓名可见者凡三千一百九十二人。除去姓名不全者二百七十七人，其全者有二千九百十五人。内姓名再见者五百四十七人，三见者一百四十人，四见者二十六人，五见者六人，通共重见者七百十九人。”王昶据两《唐书》列传、《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全唐诗》小传考核，可考者仅得五百七十六人，无考者一千六百廿四人。赵钺和劳格所考，收获殊多，无考者仅一百九十余人。各部补遗得六百三十四人，补辑礼膳两部共得二百十一人，著录郎官总数四千一百五十余人。不仅超过王昶所考，而且远溢于《郎官石柱题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