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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年间，还多次兴修农田水利，直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开元二年（714），在文水东北开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引文谷水溉田数千顷。开元四年（716） 河（今河北三河）修渠河塘、孤山陂，溉田三千顷。开元中，① 《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二年。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④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三年。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三年、四年。
彭山（今四川彭山）开通济大堰一，小堰十，溉田一千六百顷。开元二十七年（739），武陵（今湖南常德）修北塔堰，溉田千余顷。①再者，玄宗为了从经济上削弱贵族的势力，加强朝廷集权，还改变食实封的制度。唐初，凡受封的王公贵族，封户的租调由受封者征收。但唐初受封者仅二三十家，封户也不过千余户。中宗以后，受封者增多，所封户数也远远超过唐初。中宗时的受封者多达一百四十余家，封户遍及五十四州，安乐公主食封四千户，长宁公主三千五百户。睿宗时太平公主食封一万户。食封者不仅征收租调，影响朝廷收入，还任意敲榨封户，使封户增加许多额外负担。玄宗改变旧制，封户的租调由朝廷统一征收，食封者到朝廷定额领取。这样，既加强了朝廷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也减少了封家对封户的许多苛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抑制佛教的泛滥，也是开元年间的重要措施。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南北朝时期有很大发展，唐代更为盛行，武则天提倡佛教，更使佛教泛滥。不少人为了逃避徭役，多削发为僧尼，一些贵族官僚为了从中取利，也争营佛寺。“中宗时，公主外戚皆奏请度人为僧尼，亦有出私财造寺者，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②开元二年（714），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议，命伪妄僧尼还俗者一万二千多人，同时，还不准再建佛寺。这样，实际上也提高了朝廷控制经济的权力。
兵制的改革，也有很大影响。随着均田制度的破坏，府兵制度已难以维持。一方面是农民逃亡日多，兵源枯竭；一方面是府兵不按时更番，久征不还者难以自备资粮，致使许多农民倾家荡产，逃避兵役的斗争日益高涨，“时当番卫士，浸以贫弱，逃亡略尽”①，正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玄宗接受张说建议，在开元十年（722）募兵十三万，充当朝廷的宿卫（后称■骑）；开元二十五年（737），根据边防的需要，“于诸色征人及客户中召募丁壮，长充边军，增给田宅，务加优恤”②。朝廷供给衣粮，长期戍边。次年，又遣返所有非募而来的边兵。从此，强制征发的府兵制演变为募兵制。兵农分离的募兵制，有利于农民安心农业生产。
开元年间，由于玄宗从政治经济各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结束了政治上的不稳定局面，使唐朝进入了富强繁荣时期。
当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端。”③这些情况，虽然可能有些夸张，但大体上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情况。同时，也说明杜甫在《忆昔》诗中说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并非诗人无中生有。由于经济的繁荣，人口也大量增加。开元二十八年（740），全国户数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数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零九，较唐初甚至武则天时期有大幅度的增加。
① 《新唐书》卷三九、四○、四二《地理志》三、四、六。
② 《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① 《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五年。
③ 《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
开元二十五年（737），由于“岁稔谷贱伤农”，玄宗命提高粮价十分之二三，在京畿和东都一带购粮，两地各得数百万斛。于是，停运当年江、淮之租。同时，“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东幸”。另外，还下诏河南、河北租应输含嘉与太原仓者，“皆留输本州”①。京师出现不依靠关东粮食的局面是难能可贵的，各地粮食都留输本州，说明国家的粮仓存粮已满。天宝八年（749），全国各地存粮共有九千六百零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②，各地“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帑藏充牣，古今罕俦。。国用丰衍”③的情况，正是以开元年间的生产发展为基础的。由于经济的繁荣，国力强盛，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阶级矛盾都有所缓和，故而政权稳定。开元年间是唐朝的黄金时代。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五年。
② 《通典》卷十二。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八载。
第八章唐中叶的变乱（天宝到元和）
唐中叶，自玄宗天宝元年（742）到宪宗元和十五年（820）的七十九年里，是唐朝从政治上由盛到衰的转变时期。这时，爆发了安史之乱，削弱了朝廷集权，形成了藩镇割据。在朝廷与地方的矛盾中，宦官势力乘机滋长，致使宦官专政成为唐中后期的重要问题之一。
第一节天宝年间的社会危机边兵尾大不掉在开元年间富强繁荣的情况下，潜在的社会危机也在发展。到天宝年间（742—755），潜在的社会危机已经成为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
唐初，为了加强朝廷集权政治的需要，兵力的分布是内重外轻。后来，由于边防战事频繁，募兵制取代府兵制，边防的驻军日益增多，故而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节度使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自睿宗时起，就开始设立节度使。到天宝初，从西北到东北，共设立了八个节度使。即安西节度使，驻龟兹（今新疆库车）；北庭节度使，驻北庭都护府（治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河西节度使，驻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陇右节度使，驻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东部）；朔方节度使，驻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西南）；河东节度使，驻太原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西南）；范阳节度使，驻幽州（今北京）；平卢节度使，驻营州（治所在今辽宁锦州西）。另外，还有西南的剑南节度使，驻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岭南的经略使也类似节度使，驻广州（治所在今广东广州）。这些边镇，共有兵力四十九万，马八万余匹。
节度使的权力愈来愈大。最初，节度使只掌兵权，后来，又逐步掌握了政权、财权，成为事实上的独霸一方者。这些节度使，表面上听命于朝廷，实际上阳奉阴违，我行我素，千方百计地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们为了邀功请赏，作战时“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于是，更加受到皇帝的重视。节度使为了拉拢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以其部下官爵。本来，授官者应是有功的将卒，按兵部的规定，因战功授官者只能是千分之一二，但到天宝以后授官者就大大增多了。例如，“易州遂城府、坊州安台府别将、果毅之类，每一制则同授千余人，其余可知”。官多俸禄多，朝廷的开支大大增加，很多粮仓都因此而空了。例如，“关辅及朔方、河、陇四十余郡，河北三十余郡，每郡官仓粟多者百万石，少不减五十万石，给充行官禄。暨天宝末，无不罄矣”①。全部边防经费的支出，数字越来越大，开元初年，每年边费约用钱两百万贯，开元末年就增加到一千万贯，到天宝末年又增加了四五百万贯。这些情况，说明唐廷的危机来自边防，但并不是敌人的威胁，而是边将势力的日益强大，朝廷难以控制，同时，边费的支出愈来愈多，使国家的仓库逐步空虚。这就是说，来自边防的经济困难与政治威胁，已使玄宗陷入难以摆脱的危机之中。
玄宗骄奢淫逸唐玄宗本人的变化，是当时社会危机难以克服的主要原因。他刚即位时，励精图治，采取各种措施振兴唐朝，致使开元之治受到时人的称赞。例如，开元二十一年（733），韩休为宰相。他像魏徵对太宗一样，经常向玄宗进谏，致使玄宗提心吊胆，稍有一点小的过失，就赶快向左右道：“韩休知否？”为此有人对玄宗说，韩休为相，陛下操劳过度，比过去瘦多了，何不免去韩① 《通典》卷一四八《兵一》。
休的职务呢！玄宗道：“吾貌虽瘦，天下必肥。”有人常按我的意思奏事，但我不放心；韩休常和我有争执，我却能睡好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①这样的皇帝必然使贤人受到重用，不肖之徒难以施展其伎俩。天宝年间的玄宗就截然不同了，他“自恃承平，以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②。玄宗的变化还表现在各个方面。
开元初，他注意节俭，反对铺张浪费。天宝时则骄奢淫逸，挥霍无度。
对后宫的赏赐钱不计其数，户部郎中王鉷为了投其所好，“岁贡额外钱百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宫中宴赐”，并且还告诉玄宗：“此皆不出于租庸调，无预经费。”玄宗不仅不问这些经费的来源，反而对“务为割剥以求媚”的“中外嗟怨”者，“益厚遇之”①。并以王鉷为御史丞、京畿采访使。杨国忠为了讨好玄宗，屡次向玄宗报告说仓库如何丰富，故而玄宗帅群臣参观左藏（皇宫的仓库）。因为杨国忠早把各地应输往京师的租和地税变成布帛，存于左藏，玄宗看了当然高兴。于是，他“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②。
在用人方面，玄宗不再是任人唯贤，而是专用投其所好者。李林甫、杨国忠都是因此而受重用的。李林甫是“口有蜜，腹有剑”的人物，凡是才能在他之上而被皇帝所重视的人，他都千方百计的将其除掉。他忌妒有学问之人，对于有学问的人他表面与其友好，暗中却阴谋陷害。他收买玄宗左右的人，致使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为他所掌握。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随时采取各种措施，去迎合玄宗的需要。由于玄宗不理政事，李林甫的阳奉阴违手段可以发挥作用，于是，玄宗在天宝六载（747）把天下所有的贡物都赏赐给李林甫。杨国忠本名杨钊，天宝九载（750）十月玄宗赐名国忠。他是杨贵妃的从祖兄，因杨贵妃受宠而飞黄腾达，他自侍御史以至宰相，身兼四十余职，各种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他的儿子杨暄，因“学业荒陋”而举明经“不及格”，礼部侍郎达奚珣暗中向他透露消息，杨国忠大怒道：“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卖！”①杨暄很快做了户部侍郎。就这样，他还对别人说，他升官太慢了。杨国忠不仅在政治上专横跋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