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是把极端复杂的问题过分地简单化了，为我们所不取。
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在北印度，是一个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有点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从政治上来看，摩揭陀国与萨罗国互争雄长。从经济上来看，生产方式有某种新的萌芽。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看，以西方旁遮普为据点的婆罗门保守思潮，与以东方摩揭陀为据点的沙门新兴思潮尖锐对立。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属于沙门体系，有其进步意义。他一方面反对婆罗门的思想控制，一方面宣传一切无常的宗教哲学，成为一个新宗教的始祖。
世界上很多宗教都宣扬出世。实际上卖命地宣扬出世正是不出世的表现。佛教一旦创立，首先是教主本人，其次是他的一些弟子，就奋不顾身地加以宣传。宣传必有工具。当时还不使用文字，只能使用语言。因此就产生了使用什么语言，怎样使用语言的问题，从而出现了“语言政策”。
佛和最初的弟子们使用什么语言呢？
佛本人生在今天的尼泊尔境内。他的母语是什么样子，今天已无从推断。但他一生游行说教在摩揭陀国内的时间相当长。摩揭陀约略相当于今天的比哈尔，有自己的方言。佛在这里用摩揭陀语说法，是意中事。至于他的弟子，出身不同，来源不同；既然都相会于摩揭陀，则使用共同语言，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不规定一种语言为经堂语，并不等于他自己也不说一种语言或方言。Lamotte说：佛到哪里就说哪里的话，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谈到（第一部分第二节）。其他一些学者，特别是贝歇特，也再三强调佛的语言的多样性。所有这些都是主观臆测，缺乏根据。至于有的学者说，说印度雅利安语的人能互相了解，因为都是方言（上面第一部分第二节），更是缺少根据。退一步说，如果他这意见是正确的话，那么佛只说一种方言，在广阔的地区，就完全能够消除语言的障碍，又何必到哪里就说哪里的话呢？就算是方言吧，也不一定能互相了解。在今天中国浙江、福建一些山区，隔一座山，交谈就有困难。难道印度古代的情况竟这样迥乎不同吗？至于佛说的究竟是摩揭陀语，还是半摩揭陀语，学者间的意见也不一致，请参阅上面第二部分结尾。我自己的看法是，他说古代半摩揭陀语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第一，摩揭陀语不是他的母语；第二，以中国旧日的蓝青官话为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摩揭陀国，古代半摩揭陀语就好像是一种蓝青官话。我在上面第二部分第一节已经讲到，它实际上已经是一种Hochsprache，一种linguafranca参阅HeinzBechert；AllgemeineBemerkungenzumThema“DieSptachederⅲ黮testenbuddhistischenberlieferung”，见DieSprachederⅲ黮teatenbuedhistischenberlieferung，Gttingen1980，第78页GustavRoth的意见。他说，薄伽梵佛在王舍城和摩揭陀其他地区游行说法时，对人民进话自然要用古代摩揭陀语或古代半摩揭陀语……
宗教创立了，现成的语言工具也找到了，释迦牟尼就到处游行说法。传说他第一次说法——用佛教的术语说就是“初转法轮”——是在迦湿国（贝拿勒斯）的鹿野苑。此地是商业中心，贸易通途。可见佛教一开始就同商人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专文阐述，这里不再细谈。不管怎样，释迦牟尼开始说法了。第一次说法，据巴利文记载，着重讲了四圣谛。记载初转法轮的经典比比皆是。请参阅H。Oldenberg；Buddha；StuttgartundBerlin1923，S。142ff。；A。K。Warder；IndianBudhism；Delhi；Varanasi；Patna；1980；p。52。据Fr。Weller的研究，四圣谛最古的本子是用古代摩揭陀语写成的（参阅上面第二部分第二节）。结合我在上面谈到的那些问题，这一件事实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有启发性的。
在这次初转法轮时，释迦牟尼还讲到两端的问题。不管怎样，最早的学说一定会是比较简单的，不成体系的。现在的佛典，不管是哪一个部派，其中记载的佛教义理都是后来系统化了的，不能据此以推定佛教原始教义。大概后来随着佛教势力的逐渐扩大，离开佛教的原始中心越远，便越感到需要有一部经典。最初的佛典决不会像后代这样体大思精，而是由小渐大，由粗渐精，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这一点切不可忘记。
现在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原始佛典形成的过程。贝歇特主张，最古的佛典是属于律部的Bechert；NotesontheFormationofBuddhistSectsandtheOriginofMⅲ齢ⅲ齳ana；见GermanScholarsonIndia；Varanasi1973；p。7参阅E。Frauwallner的意见，他认为：部派分裂源于教义。律条的分歧从吠舍离结集才开始。见所著TheEarliestVinaya&theBeginningsofBuddhistLiterature；Roma；1956；p。5。，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先拿中国儒家经典的形成来作例子。学者们公认，在儒家经典中《论语》是最古的、最有权威的一部。其中有许多话可能真正来源于孔子。讲的都不是律条。当然，佛家与儒家不同；可是，难道二者之间竟没有一点共同之处吗？佛经的形成可能有类似《论语》的地方。佛说法时或者平常谈话时有一些常说的话，深深地印在弟子们的记忆中。到了适当的时候，比如说第一次结集时，弟子们聚集在一起，回忆佛语（buddhavacanam），把佛说话的时间和地点都一一说清楚，然后定了下来。每一部佛经都以“如是我闻”（eva
�瘙堿mayⅲ齬utam）开始，不外想说明事实的可靠性，原始佛典的滥觞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我在这里想举一个小例子。我们在许多佛经中常常看到意思完全相同、词句微有不同的四句话：
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
（《长阿含经》卷三《游行经》，1，17b）
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
卷三十六，24，389a）
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复受身
（《四分律》卷三十八，22，844c）
我在上面只举了三部佛经，实际上数目比这个要多得多。为什么这四句话总是重复出现呢？我觉得，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是佛常常挂在嘴上的话，对弟子印象深刻，因而传了下来。依此类推，佛常说的一些话就这样流传下来，形成了最初经典的核心或基础。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大，发展，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最终形成了一部汪洋浩瀚，在量上来讲并世无二的三藏宝典。
贝歇特提出了佛典形成层次说：第一个层次，在部派形成以前，地区性的僧伽有自己的传统；第二个层次，由于对律的解释不同而形成了部派，教义部派又在律部派内产生Bechert；NotesontheFormationofBuddhistSectsandtheOriginofMⅲ齢ⅲ齳ana；见GermanScholarsonIndia；Varanasi1973；p。8。这个理论基本上是站得住脚的。按照这个理论，决不能说最早的佛典是律部，因为有了僧伽，才能有律，这个道理不是一清二楚吗？
同贝歇特一样，Norman也是既有正确的看法，同时又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说：“在佛生前或死后不久，佛说法时的讲话已经根据听众的记忆收集了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材料形成了一种或多种本子；此时，‘翻译’为其他方言的情况也出现了，也许是因为佛教正向不懂东部方言的印度一些地区传播，或者也因为，由于中世印度雅利安方言继续发展，古词必须去掉。”HeinzBechert；AllgemeineBemerkungenzumThema“DieSprachederⅲ黮testenbuddhistischenberlieferung”，见DieSprachederⅲ黮testenbuddhistischenberlieferung，Gttingen1980，p。75。这个看法应该说也是站得住脚的；但是Norman又否认有什么“原始佛典”，结果不能自圆其说。
第三题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9）
我所能够设想的原始佛典的形成过程大体上就是上面说的这个样子。虽然有了一些佛典的雏形，但由于还不使用文字，所以仍然是口头流传。不但第一次结集是这个样子，佛灭度后约100年，公元前350年左右召开的第二次结集仍然是这个样子。这次结集是在吠舍离举行的，可见佛教已经传播开来。传播带来了新问题：原来使用的古代半摩揭陀语的经典，现在不行了，过时了，必须使用新的语言或方言。佛的语言政策也必须有某些修正或补充。此时离开佛教的原始中心越来越远，为了维护大法，越来越感到需要有某种形式的比较系统的经典。阿育王以后，古代摩揭陀语和古代半摩揭陀语益趋式微。佛教在西部和南部兴盛起来，西部方言渐渐行时。连耆那教用古代半摩揭陀语写成的经典也窜入了不少摩诃罗湿特罗语的成分参阅G。Roth的意见，HeinzBechert；AllgemeineBemerkungenzumThema“DieSprachederⅲ黮testenbuddhistischenberlieferung”，见DieSprachederⅲ黮testenbuddhistischenberlieferung，Gttingen1980，p。79。Alsdorf意见相同，同上书，第17页……西部方言aurasenī也流行起来。
到此为止，依然是口头流传。那么佛典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定的呢？
阿育王已经使用了文字，有碑铭和柱铭为证。但是没有证据证明佛典已在阿育王时期写定。锡兰上座部传说，巴利藏是在公元前89～前77年国王Vat…t…agama
�瘙塀īAbhaya时期写定的，这个传说一般认为是可靠的。估计在印度本土佛典写定时间可能要早一些，可能早到公元前2世纪末。还有一个说法：佛典的写定与梵文化差不多同时并举HeinzBechert；AllgemeineBemerkungenzumThema“DieSprachederⅲ齦testenbuddhistischenberlieferung”，见DieSprachederⅲ齦testenbuddhistischenberlieferung，Gttingen1980，p。80。，而梵文化又与梵文的复兴有联系。梵文复兴（SanskritRenaissance）与帝国的版图扩大有关。阿育王曾使用过当作行政语言的古代半摩揭陀语，后来可能遇到了困难。他以后的皇帝还有宗教界人士想再挑选一个比较能在全国广大地区为人民所接受的语言，那就只有梵文。中国的秦始皇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其用意也不外是想有利于对大帝国的统治。在印度梵文复兴的时代一般认为是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大疏》的作者波颠阇利就生在这个时期。《大疏》的出现表明梵文势力的抬头。梵文的影响越来越大，各部派、各地区原来口头流传的俗语的佛典，开始梵文化起来。
关于梵文化和通过梵文化而形成的语言，所谓“混合梵文”（HybridSanskrit）或佛教梵文，有几点还需要说明一下。第一，梵文化不是全盘搬用，而是一点一点地渗透进来。比如bhiks…u（比丘）这个字，它的单数属格按照古典梵文应该是bhiks…oh…；但是梵文化的结果却成了bhiks…usya，sya是以a收尾的名词或形容词单数属格的语尾；它的复数体格应该是bhiks…avah…，经过梵文化却成了bhiks…ū，巴利文是bhikkhū，古代半摩揭陀语同。又比如以r…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