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十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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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十五题- 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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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十王传…楚王英传》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襄楷上书说(《后汉书》卷六十下):“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许多人,包括汉桓帝在内,并祭佛老二氏。佛教就在这样的伪装之下,在中国社会里生了根。王充《论衡》对于当时的学术、信仰、风习等都痛加贬斥,然而无一语及佛教。可见当时佛教并不怎么流行,在思想界里并不占什么地位。

    为了求得生存,初期的译经大师,如安世高、康僧会之流,都乞灵于咒法神通之力,以求得震动人主和人民的视听。一直到晋代的佛图澄(公元310年至洛阳)还借此为弘教手段。不管这些和尚自己是否相信这一套神通咒法,反正他们不能不这样做。《梁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中多次提到佛图澄的神异,说得活龙活现,神乎其神。“(石勒)召澄问曰:‘佛道有何灵验?’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征。因而言曰:‘至道虽远,亦可以近事为证。’即取应器盛水烧香咒之,须臾生青莲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服。”50,383c。从这一个小例子中可见一斑。

    从三国开始一直到晋代,佛教又附属于玄学。玄学是儒家封建伦理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在当时是为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服务的。佛教依附上玄学,不但有能力存在下去,而且还能得到发展。玄学讲什么《周易》、《老》、《庄》,讲什么道。有人就用这个道同佛教的般若波罗蜜多相比附,牵强附会当然难免。然而佛教教义却因而得到承认与发展。

    从佛教本身的教义的输入和发展来看,最初传到中国来的是小乘教说一切有部和禅定。这同佛教在印度本土发展的历史是相适应的。在印度是先有小乘,到了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代,才开始有大乘思想的萌芽。又到了公元后1世纪,中观派的理论,所谓空宗(创始者为龙树)才开始产生。佛教小乘有些部派多少还有一点唯物主义的因素。大乘佛教则完全继承了奥义书的唯心主义。只不过是使这种唯心主义更细致化、更系统化而已。最早的《四十二章经》是否是印度佛经的译本,还是个问题。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到中国来译经的安世高译出了30余部经,主要是说一切有部的毗昙学和禅观的理论。

    同安世高同时来洛阳译经的,以支楼迦谶为最有名。他译的经多半属于大乘中观派,所谓空宗的经典。比如《道行般若经》就属于这一宗。同时稍晚一点支谦译的《大明度经》就是同一部经。朱士行西行求法,求的也是大品般若,结果在大乘盛行的于阗得到梵文《放光般若经》。这就说明,在公元2世纪的时候,印度佛教大乘的中观派理论已经传入中国。但是,这种学说并没有立刻引起注意,当然更谈不到广泛流行。时隔150多年,直至魏晋以后南北朝时期,才开始引起注意。原因在哪里呢?这同我们谈到的佛教自附于玄学,是分不开的。当时的佛教理论家并没有完全忠实地按照印度空宗的理论去理解它,而是杂糅了魏晋玄学唯心主义的观点,也讲什么“以无为本”,与老庄相混淆。

    晋代的高僧道安(公元312~385年),虽然曾说过:“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实际上却并没能脱出“格义”的框框。他的弟子很多都读儒书或老庄之书。《梁高僧传》卷五《昙徽传》说:“释昙徽,河内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尚其神彩,且令读书。二三年中,学兼经史。十六方许剃发。”50,356b。同上书卷五《道立传》说:“少出家事安公为师,善《放光经》。又以庄、老、三玄微应佛理,颇亦属意焉。”50,356b。同上书卷五《昙戒传》说:“居贫务学,游心坟典。”50,356b。同上书卷六《慧远传》说:“故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50,357c。又说:“远乃引庄子义为连类,于是惑者晓然。是后安公特听慧远不废俗书。”50,358a。同上书卷六《慧持传》说:“释慧持者,慧远之弟也。冲默有远量。年十四学读书,一日所得,当他一旬。善文史,巧才制。”50,361b。因为利用儒书和老庄牵强附会来宣传佛教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所以他就听弟子“不废俗书”。道安还劝苻坚迎鸠摩罗什,为大乘开基,他又集诸梵僧译《阿毗昙》,为小乘做贡献。

    在这个时期,由于中国还是统一的,所以佛教还没有形成南北两大派。到了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各自独立,佛教也因之而形成两大派:南方重理论,偏于思辨,不重禅法,所谓“宏重义门,至于禅法,盖蔑如也。”(《续高僧传》卷十七《慧思传》)50,563c~564a。就是指的这个现象。盛行的佛学是《般若》、《三论》、《成论》,基本上都是大乘空宗的学说。北方重修持、禅定,倾向于苦行,盛行禅法与净土的信仰,偏重戒律,并杂以阴阳方术,汉代佛法的残余似乎流行于此,汉代儒家经学的传统也似乎比较有力;在这里学风比较朴实,继承了北方宗教传统的衣钵。这是政治上南北对立在宗教上的反映。但是南北也有互相交流的一面,禅法与义学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隋唐之际,许多大师都主张“定慧双开”,“禅义兼弘”,可见其中消息。总的来说,这实际上是魏晋玄学的延续,不脱三玄的规范,并配合玄学,为门阀士族的特权辩护。

第十题 佛教教义的发展与宗派的形成 佛教教义的发展与宗派的形成(2)

    同佛教在中国形成了南北两大派差不多同时,印度佛教大乘瑜伽行者派所谓有宗也开始形成。这比起大乘的形成来要晚很多。比起中观派所谓空宗的形成来,也晚不少。传说这一派的创始者是弥勒(Maitreyanⅲ齮ha,约公元350~430年)。这个人的存在是值得怀疑的,有的学者说实有其人,有的学者则说纯属虚构。肯定是历史人物的是无著(约公元395~470年)和世亲(约公元400~480年)陈代真谛译《婆薮般豆法师传》。玄奘《大唐西域记》多次提到……尽管这二人的生卒年月也还不清楚,但生在4、5世纪是没有问题的。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无著和世亲以后,这一派出了几个著名的逻辑(因明)学者,比如陈那(6世纪)和法称(7世纪)。讲因明,必须讲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就包含着一些辩证法的因素。释迦牟尼首倡的十二因缘,属于这一类。大乘初期的创始者是反对或歪曲因缘论的。比如龙树,他不敢公然反对十二因缘,却歪曲说,十二因缘就正证明了一切事物皆非真实。有宗的这些因明学者都有勇气承认Pramⅲ齨…a(旧译作“量”或“形量”,认识工具),承认Pratyaks…a和Anumⅲ齨a的正确性。法称公然说:“人类所有的成功的活动都必须以正确的知识为前提。正确的知识有两种:一种是知觉,一种是推理。”D.Chattopadhyaya,WhatisLivingandWhatisDeadinIndianPhilosophy。恰托巴底亚耶《印度哲学中什么是活的?什么是死的?》,新德里,1976年,第57页。他们的学说对印度直接经验Anumⅲ齨a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瑜伽派比中观派的建立要晚二三百年,所以传到中国来的时间也相应地晚了。在中国,传译介绍有宗法相唯识之学的,在南方有陈代(公元557~589)真谛,他译有《摄大乘论》等经典,有人就说,真谛建立了摄论宗。此外,真谛还译了一些有关因明的论著。在北方有菩提流支、勒那摩提,活动时期较真谛略早,所译有《十地经论》等,有人又说他们创立了地论宗。仔细研究起来,在当时还只能有学派,不可能有宗派,称之为宗,是有点勉强的。

    到此为止,印度佛教的大小乘,大乘中的空宗、有宗,随着印度佛教的发展,都介绍到中国来了。印度这些宗派之间的矛盾也与之俱来。有人说,在中国这种矛盾不激烈,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宗教与宗教之间的斗争是很激烈的,但是一个宗教内部斗争往往比对外矛盾还要激烈,这是中外宗教史上常见的现象。中国也不能例外。首先遇到的是小乘和大乘的斗争。《梁高僧传》卷四《朱士行传》说:“(士行)既至于阗,果得梵书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不如檀、此言法饶,送经梵本还归洛阳。未发之顷,于阗诸小乘学众遂以白王云:‘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王为地主,若不禁之,将断大法。聋盲汉地,王之咎也。’王即不听赍经。士行深怀痛心,乃求烧经为证。王即许焉。于是积薪殿前,以火焚之。士行临火誓曰:‘若大法应流汉地,经当不然。如其无护命也如何。’言已投经火中,火即为灭。”50,346b。很显然,这一段神话是站在大乘立场上说出来的。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五《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仪记》,记载了竺法度“执学小乘,云无十方佛,唯礼释迦而已。大乘经典,不听读诵。”55,41a。僧祐是站在大乘立场上的,故称之为“小乘迷学”。

    大小乘有矛盾,大乘空、有也有矛盾。最著名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罗什与觉贤的矛盾。觉贤,梵名佛驮跋多罗,或佛驮跋陀,亦作佛大跋陀罗55,89c。、佛度跋陀罗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306~307页……他生于天竺,以禅律驰名。他游学罽宾,受业于大禅师佛陀斯那。罽宾一向是小乘萨婆多部(说一切有部)的流行地。《梁高僧传》卷二《佛陀跋陀罗传》说:“常与同学僧伽达多共游罽宾。”50,334c。他在那里受到萨婆多部的影响是很自然的。《出三藏记集》中之萨婆多部目录说:“长安城内齐公寺萨婆多部佛大跋陀罗。”55,89c。可见他原隶说一切有部。秦沙门智严到了罽宾,请他同来中国,同罗什见了面。罗什宣扬的是大乘空宗,而觉贤服膺的是大乘有宗。罗什的禅法,也与觉贤不同。《出三藏记集》卷九《华严经记》说:“请天竺禅师佛度跋陀罗手执梵文,译胡为晋。沙门释法业亲从笔受。”55,61a。《华严经》属于大乘有宗。可见觉贤信仰之所在。觉贤是介绍世亲有宗入中国的最早的和尚之一。《出三藏记集》卷二讲到《大方广佛华严经》等10部经的翻译时说:“晋安帝时,天竺禅师佛驮跋陀(罗)至江东,及宋初于庐山及京都译出。”55,11c。同卷讲到《大般泥洹》等11部经的翻译时说:“法显以隆安三年游西域,于中天竺师子国得胡本,归京都,住道场寺。就天竺禅师佛驮跋陀(罗)共译出。”55,12a。

    觉贤既然与罗什有这样的矛盾,必不能融洽共处。《梁高僧传》本传说:“闻鸠摩罗什在长安,即往从之。什大欣悦,共论法相,振发玄微,多所悟益。”50,335a。但是接着就说:“因谓什曰:‘君所释,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尔,何必能称美谈。’”50,335a。参阅《出三藏记集》卷十四《佛大跋陀传》55,103c……这话说得很尴尬。两人论空,意见相左。结果“遂致流言,大被谤读,将有不测之祸”。可见问题之严重了。这不是两人之间个人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二人的信仰空、有的矛盾。由于信仰而致杀身者,中外历史不乏先例。觉贤受迫害也就不足为怪了。

    尽管大、小有矛盾,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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