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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编辑以上几部西方古典哲学著作的过程中，与诸位译者有过较多的沟通与交流，获益非浅。其中有几条“成功”的经验和感受想简要谈谈，以期交流，并就教于读者和方家。
良好的原文和中文功底是好的翻译作品出现的基础。一些先前的译本存在不同程度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并非依据原作者使用的语官直接翻译，而是从别种语言转译。这样经过不止一次的翻译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讹”，意义的增减就会进一步加重，而出现“以讹传讹”的情况。上述几种著作的译者，都有很好或较好的原语种功底，同时具有很好的中文功底。
其次，认真努力的翻译态度是对于译作质量的保证也是至关重要的。坊间之所以有那么多粗劣的翻译作品行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译者的态度不认真。上述几部西方古典哲学名著的译者，都是翻译态度非常认真的人。以梁志学先生为例，态度就认真到了极点。能在贺麟先生的权威翻译之后重译《小逻辑》的勇气，是以学识和认真甚或“较真”精神作为支撑的。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梁先生耗时长久，从动手改译到正式出版，持续了二十余年时间。且不说一名之立，旬月踌躇，遣词造句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就连字号大小、段落行距、版面美观，梁先生都非常精心。为了版面的美观，梁先生会利用汉语同义词多的特点，不惮其烦地琢磨用意义相同而字数不同的同义词去加以替换。这样的认真，真可作为学界谈资。梁先生为该译本所写的译者注释的不少内容是他多年学术研究的成果，却并不是一部翻译著作的必要配件，但由此更可见出梁先生的认真精神。
康德“三大批判”的译者杨祖陶和邓晓芒先生做学问的认真精神在熟人圈里面是用不着多说的，在翻译“三大批判”时，按他们的分工程序，是先由邓晓芒先生根据德文原版译出初稿，再由杨祖陶先生根据同一版本（有时也要参考别的版本）逐字逐句加以校订。按照杨先生的说法，邓先生对康德哲学有深厚的理解，娴熟地掌握了德语，精通汉语表达功能，有沉下心来为学术而学术的一往直前的精神，其初译文常让他感到异常的惊喜和慰藉，赞叹有加。就是面对这样的精致译文，他出于对康德、对学术、对读者也对译者负责的态度，又根据德文原本，参考不只一种英译本和中译本，再三推敲，用铅笔对初稿进行逐一仔细的校订，如邓先生在《判断力批判》的“中译者序”中所言，“在初稿上用极小的字体校改得密密麻麻，几乎要把原文都淹没不见了”。
编辑这几部西方古典哲学著作时我的另一个体会是，以研究代翻译，有良好的学术研究功底，学有所专，学有所长，是造就良好译品的重要条件。有时候，我们发现译者的原文和中文功底都很好，翻译态度也很认真，译出来的东西仍然“不理想”甚或“有问题”。究其原因，是其对翻译对象缺乏研究、相关学科知识欠缺使然。我们的翻译领域应该倡导一种以研究带翻译的风气。对学术著作的翻译尤其需要如此。上述几部西方古典哲学著作的译者，无一不是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这既是读者的幸运，也是我作为编辑的幸运。
译事虽然艰难，但总得有人认真地来承接由数代翻译家不懈地传递下来的薪火。对那些好的翻译著作的译者，我们应该再多一分敬意，对那些粗劣译品的译者，让我们大家都来问一问，他们的问题出现在哪些方面？如果做一些有针对性的改进工作，结果是否会好一些？
“翻译的通天塔”不存在，即便是有了较好或很好的翻译，也永远存在着改进的必要和可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今天的高度就是明天的起点。
不堪承受的一种妥协
■ 刘 宏
《给我多一些吻》故事梗概：
李楚苏和金杨颖一家过着有希望的幸福生活，外向开朗的李楚苏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妻子金杨颖是温柔能干的家庭主妇，四个孩子活泼可爱。一家人住在尽管拥挤但也窗明几净的小公寓里，幢憬着更宽大的住宅和更愉快的生活。一个意外打破了平静。李楚苏替朋友作过一个担保，朋友失踪给他带来巨大债务，如果不能如期还债，被抵押的房产很快要被银行收回。夫妻两人几乎同时面对能够立刻获得巨款消除危机的机遇和选择：一个有钱的女人和事业成功的中学同学分别向他们开出了相似的交易条件。坚持到几乎是最后一刻，金杨颖屈服了，因为她不能再度眼看着自己孩子住在地下宣里生肺炎夭折。她和暗恋了她多年的男人上床，保住了住宅。然而家庭仿佛被彻底撕裂了，即使一家人完整地出现在女儿的表演舞会上，对着镜头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的家长，泄露出这个几乎一切透明的家庭遭受了重创。
李楚苏和金杨颖一家积极进取，争取现代意义上的幸福生活的过程被一系列相继发生的事件打断了。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从前那些幸福生活停留在多么脆弱的一个支点之上，如果没有李楚苏还算收入丰厚的工作，他们俩，还有四个孩子，就会面临这样的困境：居无定所，所有的家庭建设项目都得取消；而且，在原来的期待和盼望落空之外，现在所有的一切还都要停止下来。
在此之前，这个大家庭的状态是这样的：李楚苏在金融机构有一份不错的职业，收入足以让他们维持日常开销，付女儿上芭蕾舞训练班的学费，给孩子们购买玩具，并偿付他的家庭以前的债务。家务账显示，只有李楚苏死去哥哥的最后一笔债务还没有还清。照他们现在这样的发展速度，两年以后他们就可以搬进三室一厅的房子去住。妻子金杨颖很是勤俭持家，而且理解支持李楚苏，和他一样热心对待几乎所有的亲戚和朋友。但是，似乎正是这样的热心害了他们。
在李楚苏被解雇之后，银行来强制偿付了。一群银行工作人员将他们所有的资产贴上查封条，告诉他们如果不在一个月之内向银行还债，他们就必须迁出，他们的房屋就将要被银行拍卖。这个事件将他们的生活置于一种即将失去一切的危险境遇当中，其起因只是因为李楚苏为一个朋友所做的担保。
在这个故事中，“朋友”这个群体由一些相当可疑的人组成。要为那个显然出于友谊而热心帮忙却使自己一家陷入困境的担保负责，夫妇俩就不得不首先考虑应对当下困境最直接的手段：向其他朋友借钱。在这个过程里，李楚苏遭遇了形形色色的拒绝。一个朋友听了他很不容易组织的一套理由，不无羞愧地提出借钱的要求时，很不留情地告诉他“你从来没有跟我撒过谎”，他说他知道李楚苏被解雇了。另外一些朋友用其他方式更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连委婉的技巧都不肯使用。李楚苏在他的朋友、同事和校友的圈子里徒劳无功地转了一个大圈，虽然没有对谁抱怨什么，但是一定会有人情冷暖的感受。
金杨颖的情况也不比他好，呆在家里的金杨颖打开通讯录——她是一个井井有条的人，不论是管理家庭账务，还是动手做什么事情。金杨颖拿着通讯录一个接着一个拨电话。电话里的拒绝似乎更容易，所以不管她如何好不容易才开口，另一头轻而易举地就否决了。她和李楚苏一样求告无门。
必须想出解决办法的李楚苏发现，自己在失去了职业——这个现代社会里至关重要的个人身份——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失去职业意味着在切断了收入来源的同时，也几乎失去了一切在社会中的联系，尤其失去存在于社会中联系中的那份个人得以被他人承认的价值。金杨颖理解李楚苏职业重要性是出于本能的直觉，当李楚苏已经被解雇，却假装说自己想要辞职来试探金杨颖的时候，妻子说：“休想”。
事情已经发生了，金杨颖对此毫无办法。但是，他们同时有了一个非常规的解决方案：以与一个其他异性的性行为为交易条件，获得钱来保住他们的家。
追求金杨颖的是她的中学同学，一个此刻的成功商人罕吉洪；罕吉洪不断地送礼物给金杨颖，不断地追求和试探，某一天甚至送了礼服和歌剧票来。为了寻求帮助而去赴约的金杨颖在歌剧之后的晚餐桌上，面对对方递过来的巨额支票，极其诚恳地告诉不断称赞她“和以前一样美”的老同学，她一定会还给他的。然而他说，他要的不是这个，他不缺钱。罕吉洪要金杨颖注意刚刚看过的那出“蝴蝶夫人”，他要求的是别的东西。
金杨颖拒绝了。不久以后她收到一个物品，里面有一枚钥匙，罕吉洪在指示她去他的家。金杨颖再次拒绝了。
罕吉洪有的是信心等到金杨颖回心转意，这个时间不会太长。
金杨颖来到罕吉洪家，他给她看学校纪念册，那些黑白照片中间有当年金杨颖笑颜如花的彩色照片。往事被短暂地召回，罕吉洪说曾经给她写了三年情书，而金杨颖从不回
存贮的多年记忆
信，而且从不正眼看他一下。
金杨颖还是从这念念不忘中走开了。然而，她将再次到来，真正屈服。除非李楚苏想出办法，除非家庭和孩子们对她不构成压力，她才可以坚持最初对罕吉洪坚决的拒绝。
时限即将到来，中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在催促她接受罕吉洪的提议，无论是女儿因为哮喘入院，还是她捐肾的测试没有结果。如果金杨颖长得没有那么好看，事件会稍为简单一些，即令全家迁入一个没有健康保障的住所，再去重复从前的艰难。没有可能性，就没有选择的难题，道德考验也就被推移到一边。罕吉洪多年的暗恋并不能消解交易的性质。
李楚苏也遇到类似的事件，他的投资人的太太，对他有突如其来的兴趣，在和他在办公室里纠缠的时候，被投资人闯入看见。这使他再次失去工作。然而那阔太太说，她也可以投资，还可以给他更高的份额，条件是到他的家里在他的床上和他做爱。这女人对他的兴趣来历不明，“也许我疯了，才对你开出这样的价钱”。但这是相当令李楚苏恶心的事情，在餐桌上，李楚苏想起这个女人躺在他家里的可能性就忍不住作呕。临近期限，他还是把她带到家里来了。这个女人用金杨颖的香水，躺在金杨颖的床上，交易开始。一群来找李楚苏的孩子去打球的小伙伴使劲敲起门来，他们的行为被中断，李楚苏拒绝继续。这是最终并未完成的交易。
在故事开始的时候，这个故事的名字很难令人信任，不能相信李楚苏尤其是金杨颖真正需要的是一些吻；他们需要得太多了：要孩子们健康，如果有可能，慢慢要有点积蓄，在突然发生的意外面前，要有很多钱去保住自己的家。亲吻，以及透过亲吻可以表达的情感对他们来说是已然自明的事件，也许也很重要，但是无论如何，不如对钱的需要来得迫切。倘若金杨颖不接受罕吉洪的交易，而选择李楚苏的选择，她当然可以维护自己道德上的完美，但她要能够忍受女儿生病的危险，她已经因为居住条件的恶劣失去了自己第一个孩子。
一个为了孩子牺牲自己内心道德水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