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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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群书2004年第07期- 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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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惠为自已的书房取名“且闲斋”。可惜他不由自主,身不由己,鲠骨在喉,不吐不快!数十年来,牧惠几乎没有休闲过一个完整的日子。欧阳修诗云:“野花向客开如笑,芳草留人意自闲。”老牧何尝不想适意自闲?可是你太认真了!你真是一头死命拉套的倔犟的壮牛啊!眼里揉不得沙子。尽管满山遍野的芳草——读者和朋友们想留住你,奈何留你不住啊!也好,去马克思那里报到,你是没有愧色的。现在你总算可变不闲为自闲了。安息吧,亲爱的老牧。
  
  牧惠兄,你走得太早了
  蓝英年
  
  6月9日下午三点,我正坐在电脑前发愁,电脑出了问题,不知找谁解决。电话铃响了,是舒展兄打来的。他第一句话就说,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我当时首先想到的是不是一位经常住院的老先生病情恶化了。但舒展兄接着说:“牧惠昨天去世了!”我听了极为震惊,万万没想到牧惠兄突然离开了我们。三天前,我还同他一起参加一个座谈会。进会场前,我看见一个人快步往前走,从走路姿势上认出是牧惠,便跑了几步赶上他。开会时他坐在我斜对面,发了言,声音洪亮,义愤填膺。这样一个生龙活虎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我什么时候结识牧惠兄的?具体日期记不清了,但总有十几年了。结识的原因我倒记得很清楚。那时我为《读书》和《博览群书》两个杂志写专栏,揭示苏联作家的命运。他看了这些文章,给我打电话,说了些鼓励的话。我马上说,我去看他。他表示欢迎,告诉我他住在沙滩大院。我到他家时,他已经泡好茶等我。他问我在哪儿学的俄文,我说在人民大学。他说他年轻时喜欢苏联文学,可我写的事他闻所未闻。鼓励我多写,并向我推荐广东两家杂志,叫我给它们写稿,告诉我稿件寄给谁。我当时为两家杂志写专栏,已捉襟见肘,没有能力再写,有负他的厚望。我告辞时,他拿出四本签过名的书赠送给我。
  牧惠兄对苏联文学、政治极感兴趣,所以很注意我的文章。他不仅在几篇文章提到我,还为《随笔》写了一篇评论我的文章,标题就叫《蓝英年》,对我鼓励。他自己也写评论苏联体制的文章,有两篇写好后寄给我,叫我“斧正”。他大概想到我有顾虑,又给我打电话。他说你随便改,我不同意可以不用嘛。我改的主要是人名拼音等不标准的地方,他发表时都采用了。他写了不少评论苏联政治和文学的文章,想结集出版,但未能如愿。他气愤地对我说:“我这些文章有什么问题?出版社也太胆小了。”
  我同牧惠兄以文字结识,接触越来越多,谈话范围也越来越广。他是正气凛然,疾恶如仇的人。他对贪污腐败,仗势欺人,以权谋私,恨之入骨。谈起来一脸怒气,有时甚至骂起来。对受欺辱的弱者极为同情,有一副拔刀相助的侠义心肠,因此也得罪了某些人。他是老革命,在南方农村打过游击,以后又多次到过农村,深知农民受到一些黑心干部的迫害。他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揭发农村那些黑心干部的。他待人亲切,从不麻烦人。一次他得到一本大家想看的书,我说去取。他一定要给我送来,说:“你到我这儿来过几次了,我还没到过府上呢,你在家等着我吧。”他来后知道林林老先生也住在这座楼里,便要我陪他看林老。另一次我也得到一本他想看的书,给他送去。我说看完我去取。他一定不让我去,托一位司机顺路捎来。一天我和妻子同他一起到人艺小剧场看戏,散戏后他赶着打车,没来得及同我妻子告别就上车了。这本不是什么事,第二天他打电话来,为没告别表示歉意。
  牧惠兄写作极为勤奋,在朋友当中是最勤奋的一个。他知识渊博,博古通今,文章涉及古今中外各种典籍、著作、人物和事件。每天动笔,每周得两三篇。一次他对我说:“你文章写得太少,我比你大,精力不如你,每周还能写两三篇。”我说:“我写不出来呀!”我的学养无法同他相比。我学俄语出身,半路出家,要看许多材料才能动笔。文思迟钝,构思和驾御文字能力都不强,再加上天生懒散,怎能多写文章。可牧惠兄也太好说话了。他几乎有求必应,很少谢绝。天天写作,虽然为文化事业作出很大贡献,但体力和精力都透支了。
  牧惠兄走了。我在电话里再也听不到他那广东腔的普通话“英年兄”了。再也见不到平易近人又侠肝义胆的牧惠兄了。满子先生说他是“小老弟”,从今天人的寿命来说,他确实不老。他还能做多少事,写出多少文章啊!牧惠兄你走得太早了。
  
  沧海月明珠有泪
  王春瑜
  
  6月10日,一个闷热的夏夜,我漫步在平安大道上,突然手机响起,文友柳萌兄打来电话,说朱铁志在找我,告诉一个不幸的消息:牧惠先生已于8日下午去世。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怀疑这怎么可能呢?5号我们还在一起开会,他发言时,我插话打趣他,引起举座大笑,老牧也忍俊不禁;7号上午,他还打来电话,说随单位老干部一起,到郊区休息两天,要把手机号码告诉我,有事可随时找他。我说,“不用了,不就两天吗?你刚从欧洲回来没几天,你不是说觉得很累吗?趁这机会,好好休息。”但谁能想到,转眼之间,他竟永远休息了。这一夜,我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往事不停地在我的脑海里盘旋。
  牧惠本名林文山,年长我九岁,是前辈。我在读大学时,已拜读他的杂文了。我跟他第一次打交道,是“四人帮”粉碎后不久,我获得平反,重新拿起笔。我写了一篇文章,投给广东的《学术研究》,不久就收到了林文山热情洋溢的回信,当时他是该刊的负责人。不过,与他见面,是我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好多年之后了。这是一次报社召开的座谈会。我与他打招呼,叫他牧老,他立刻纠正道:“怎么叫我牧老呢?叫牧惠,老牧就行了。老牧,老来还在放牧呢。”他的温和、风趣,立刻引起我的兴趣,我笑着说:“古有文文山,今有林文山。”他马上正色道:“你要我学文天祥绝食而死啊?”说着,我们俩都哈哈大笑起来。从此,我们来往日多,成了好友。老牧虽然是杂文家,但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读的是中山大学历史系,与我是同行。他是杂文界屈指可数的有深厚史学功底的作家。关于历史,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题。当然,我毕竟主要是捧史学饭碗的。他在写作中,有时碰到一些史料问题,他吃不准,会来电问我,我都就己所知,源源本本告诉他。这在朋友之间,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但他却几次在文章中说“请教明史专家王春瑜兄”云云,使我受宠若惊。我曾跟他说,古人有通财之谊,文友有通材——即材料、史料——之谊,以后文中不要提我,他却说:“那多不好,君子不掠人之美嘛。”
  事实上,老牧最难以忘怀的,恐怕就是朋友之情,我曾出面主编过的三套杂文、随笔丛书,几乎都是老牧敦请的产物。他每年春天都会跟我说:“我去年写的杂文,已编成一本书了,你出面主编一下,把我的书收进去,怎么样?”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何况其中多半也有我的集子,还能拿一笔编辑费。他对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腔北调丛书》(内收他的杂文集《沙滩羊》)、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心海夜航文丛》(内收他的杂文集《把图画圆》)非常满意,几次跟我说:“春瑜兄,多亏你啊,真是立了一功啊。”我总是跟他说:“干嘛这么客气?”事实上,只要有出版社请我出面主编杂文、随笔集,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牧惠。不仅这位杂文界的老大哥名震遐迩,文章质量高,非他加盟不可。还在于他从不计较稿费高低,常说:“我们有工资,有住房,书印出来就好了,要那么多的稿费干嘛呀?”不是所有杂文作家都能有他这样的胸襟。我曾经主编过一套随笔丛书,有二位老作家闻讯要求加盟,我一向尊重前辈,欣然同意,他们在合同上都签了字,包括稿费标准。可是书出版后,他们却都忿忿然,说稿费太低,不但抱怨我,还指责出版社。说真的,我非常后悔帮这二位出书。对比之下,怎能不让人敬重牧惠,他常跟我叼念朋友的好处,如说“燕祥绝顶聪敏,文字比我好,为人善良,对朋友真诚。”对文友中的前辈长者如李锐、吴江、曾彦修、何满子,王元化等,更是敬重不已。王元化先生年过八旬,健康不佳,视力日弱。但他在电话中告.诉我,非常欣赏牧惠的杂文,坚持着将近年牧惠送他的几本杂文集都读完了,觉得里面有大量的信息,读了很有收获。对《与纪晓岚说古道今》这本书,他也很欣赏,说很有意思,读了让人开心。我将王老的这些话,转告给牧惠,他听了很感动,说:“王老这么大年纪了,视力又不好,竟把这些书看完了,我真感到不安。”元化先生还与牧惠通了电话,约他到上海见面详谈。牧惠曾与我商定,秋后找个机会,一起去探望元化先生。6月11日上午,我致电元化先生,告诉他牧惠的噩耗。王老十分震惊,痛惜之至,叮嘱我:“我虽没见过牧惠,但精神上早就相通,请代献花圈,务必写上‘老友牧惠千古’。”牧惠遽归道山,留下不少遗憾。我想遗憾之一,应当是未来得及与他甚为敬重的元化先生谋面,畅叙衷肠。
  老牧是位老共产党员,为人方正,生活朴素、严肃。他曾跟我说,有次他去发廊理发,有个女孩竟要拖他到里间按摩,吓得他立刻夺门而出,抱头鼠窜,我听后大笑,说:“至于嘛,她又不是老虎,应当处变不惊,亏你还打过游击!”他立刻反唇相讥:“你这家伙要是活到我这把年纪,肯定是个老不正经、老不死!”其实,老牧是个幽默、风趣的人,老朋友之间,很爱开玩笑。有次我给他打电话,问:“老牧,干嘛呐?”他说:“一个人在爬格子呢。”我问:“怎么成了孤家寡人?嫂夫人呢?”他的回答真是妙不可言:“去香港我女儿家了。现在我是快乐的单身汉,打算找个三陪小姐来聊聊呢!”我立刻笑出声来。我曾将此事告诉邵燕祥兄,他笑着说,牧惠是个老顽童。今年4月下旬,我邀请老牧去安阳师院讲学,他讲的题目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杂文的发展》,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有位学生递了一张纸条,问:“如何使杂文深入到大学课堂?”老牧答道:“这很好办。有机会,你们经常邀请我来讲讲,不就深入课堂了吗?”教室里立刻哄堂大笑,老牧自己也情不自禁地笑得前仰后合。
  说不尽的牧惠,老牧是名人。但在我的心目中,是个凡人,可敬可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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