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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波伏瓦、哈里米和德贾米拉构成了为人权、自由和正义拼争的“三重奏”，这与波伏瓦、萨特和奥尔加所构成的伴侣、情人和同性恋关系的“三重奏”是多么的不同！
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阿尔及利亚法院想与德贾米拉进行私下交易，让她放弃对酷刑施加者的指控，她也因此得以释放。但德贾米拉断然拒绝。波伏瓦为德贾米拉案继续四处奔波；次年哈里米把整个案件写成了一本书，波伏瓦写了前言并且为了分担风险在书上署名；她们掌握了内阁部长等高官为处理该案件设置种种障碍的情况，及其犯罪的新证据，这一无声炸弹击中法国当局的要害，最终，阿尔及利亚法院放弃了对德贾米拉案的审理，无可奈何地释放了德贾米拉。
在德贾米拉案中，波伏瓦从纯道义出发，以她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共良知，战胜了非正义非人道。波伏瓦认识到，当一个人生活在不公正的世界里，仅仅诉诸于言辞是不够的，而必须付诸于具体行动，以行动来谴责种种暴行，捍卫人的权利和尊严。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德贾米拉事件，恰好是波伏瓦行动起来的一个契机。
从1955年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爆发到1962年7月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在这漫漫7年长路里，波伏瓦和她的大哲学家伴侣萨特，始终坚定地站在反对殖民主义立场。他们还冒着生命危险参与了《121人宣言》，宣言呼吁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拒服兵役，并宣告法国左派为争取独立而战的阿尔及利亚人民负有连带义务。这种表面看是“卖国主义”的行动，历史恰恰证明了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秘密军队扬言要灭掉“121人”，还真的在萨特住处投掷了炸弹炸毁了萨特与母亲同住的寓所，后又在波伏瓦公寓附近安置炸弹但未得逞。到了1971年，作为追求自由的精灵，波伏瓦又签名支持了堕胎自由化的《343人宣言》。“宣言中的知识分子”在法国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透彻了那个一度人权飘摇的世界。
法国，是一个洋溢着知识分子人道关怀的国家。从伏尔泰思想行动的启蒙到左拉的“我控诉”行动，从维克多·雨果的小说到杜拉斯致范文同的信，无不充溢着公共智识者的人间情怀。早在1955年9月，波伏瓦和萨特一起访问了中国，在十月一日那天登上了天安门的观礼台；回法国后不久她就发表了40万字的纪实报道《长征——中国随笔》，从其中对胡风案件的评述，可见波伏瓦对人性关怀的天性敏感；她敏锐地捕捉到了“风在刮”的胡风案件，对于“处置人”的错误，有着精准的质疑：
“没有大的政治诉讼，有一个‘案子’——六年中惟一的一个，即胡风案件。它还没有得出结论，这就使它变得更加令人困惑。它以一次文学争论开始，发展为对一个反革命阴谋的揭发，于是成了一场反对异端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运动的借口。发现阴谋的时机令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而关于一个‘集团’的假定，也同样不能以令人极为满意的方式说清事实。”
就这么短短几句话，却真正点到了要害上；然而，中国对她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一位当时对中国感兴趣的法国女性知识分子，又能怎么着呢？
波伏瓦与萨特，在那个时代，都是法国“左派”中的一分子。特别是在50年代中期，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更能把众多知识分子动员起来，眼光向左——当然，这跟我们所经历的“极左”是两回事。萨特和波伏瓦对一切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都深恶痛绝。1957年12月，站在阿尔及利亚人一边的萨特，曾到法庭为阿尔及利亚人本·萨多克作证辩护。萨多克打死了阿尔及利亚前议会副议长，萨特为萨多克辩护的核心意思是：“萨多克的行为是政治性谋杀，而不是恐怖主义行动。”对于阿尔及利亚战争，波伏瓦曾说：“我并不是自愿让这场战争侵入到我的思想、我的睡眠、我的情绪中的。”但是，战争的推力确实促使了那个时代法国知识分子投身于“人民事业”。“人民事业”当然就是左派知识分子要从事的事业；直到70年代，波伏瓦与萨特还走上巴黎的街头，叫卖左翼报刊《人民事业报》。
知识分子的激情是最可宝贵的。有意思的是，萨特、波伏瓦他们进行种种反对殖民主义的“唱对台戏”激情行动，却并没有被为自己换来牢狱之灾。这当然得益于法国的人文环境与制度环境，而“强硬派”戴高乐的态度也至关重要，他说的是，那些知识分子，爱玩就让他们玩去吧！
综观波伏瓦的一生，如果说早年是探索阶段，中年是著述阶段，那么晚年则是活动和战斗阶段；如果说她与萨特“契约式爱情”是情感的事，她的左派行动是意识的事，那么她为德贾米拉主持正义是灵魂的事。从稍微漫长一点的历史时空来回首，我们不难看到，真正能够经得起历史推敲、被时间淬火之后愈发闪光的，并不是“宏大叙事”的左派行动之大事，而是“枝梢末节”的救人一命之小事；不是“形而上”的意识之事，而是“形而下”的灵魂之事。为一个人“服务”的具体“小事”，才是真正不容易办到的事；所以太多的人只是热衷于非常容易办到的“全心全意为所有人服务”，从而没有一个人像波伏瓦那样站出来为“一个人”而竭力抗争。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1期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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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的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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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汉荣
有一天，我和一只狗在路上相遇。我正准备为它让路，它已经退到路边。于是我赞美它的美德。
狗却对我说：不必了。我站在路边，正好观察你走路的姿势。
这么说来，狗一直在研究人。它一定是熟谙人性的人类学家。
多年前，我养了一只狗。我希望它做我的朋友。它的确对我很忠诚。渐渐地，我发现它的忠诚已升级成为崇拜。
甚至在我走向悬崖的时候，它也毫不迟疑地尾随我。
在我感冒仰头打喷嚏的时候，它以为我成了天文学家，于是也仰头狂吠，对着太阳吹捧我。
我因为自私，置众人于不顾，而卑鄙地逃离一个灾难现场，它跟从我，以为跟从着一位圣人。
我由于颓废而萎靡、昏睡，它陪伴着我，以为陪伴着一个深沉的思想者。
我与赌徒们围在一起赌博，它虔诚地围在我的身后，以为我们已经和真理围坐在一起。
我终于知道，它已经成了我的信徒，它崇拜和信仰着我，我成了它生命的方向、道路和意义。
直到有一天，它知道了我的底细———它所信仰的这个人，却无所信仰；
它所视为道路的这个人，却一直在歧路徘徊；
它所信赖的这个人，却无所信赖。。。。。。
这只狗终于疯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1期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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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生活抵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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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琦
比尔生活不用钱
去年冬季的一天，比尔的朋友加里打来电话，问比尔是否需要木柴。那时比尔的家里已经储存了足够的木柴，但一想到加里的热心，比尔还是接受了。恰好两天后，天气变了，加里的木柴派上了用场。作为交换，比尔让他带走了半边猪肉。
在比尔居住的社区里，除了加里，比尔还和周边的好几家邻居发展了易货关系。一位邻居打来电话，问他要不要用大蒜换乌饭树果。再有，工程师罗伯特不定期给比尔修电脑，茜茜每周来清理一下比尔屋子周围的毒藤，比尔则把猪肉，土豆或水果送给邻居。比尔算了地笔账：吃自种的蔬菜，利用太阳能，晾干衣服，和朋友亲人们相聚，这些都是免税收入。而当人们去买蔬菜，用石油做燃料，取暖等，就得每天奔波在上班的路上，要付交通费，服装费。这样生活还有一个意义，比尔认为，如果人们不买那些大公司的股票，不买它们的产品，尤其是那些毁灭森林，推销香烟，汽车，垃圾食品，婴儿配方，武器，杀虫剂或核电的大公司的产品，那么我们自己就能获益。
还有一个理由，比尔认为，他们应该尽可能多地在自己的社区花钱。一美无的价值在纽约和在非洲的一个乡村有着天壤之别。全球贸易商地差别的利用，就是世界上大部分苦难的原因。这种利用严重破坏了人生的优美，比如，爱着的人，丰富的营养的家庭餐，对比尔和他的朋友们来说，就是生活快乐的源泉。
玛丽家没有电子声
玛丽和丈夫很长时间都没有看电视，最近，几乎连收音机都不听了。他们只对接待朋友感兴趣，每周都不定期地接待朋友们。
这件事在决定之前，他们夫妇商量了好长时间。他们相信，把家中的收音机淘汰掉，对他们个人和整个家庭来说，都是件好事。开始玛丽认为这不现实，她习惯了每天都听几小时的公众无线电台新闻广播，觉得一下子还不愿意放弃这个习惯。那年的11月，有总统大选，玛丽很想听总统候选人辩论。后来，终于有一天，玛丽和丈夫决定把所有的收音机都捐给旧货店。
过了一周，玛丽才停止每天早上去拿收音机的坳作，接下来她注意到寂静是多么令人压抑。有收音机的时候，玛丽的女儿会对着收音机说：“听，有人说话。”当她再去找收音机时，玛丽说：“看，现在再没人说话了，只有我们自己说话了。”玛丽开始和女儿一起唱歌了。
家中没有了媒介，会不会错过什么？比如怎样跟上形势，保持对外界的了解呢？当玛丽生活了一年多以后，她发觉自己完全适应了。她每周一次快速浏览材料，专心阅读新闻，可能决定该把多少时间花在某件事情上，而不是让国家电台选择玛丽该把多少时间花在波斯尼亚上，花在索马里上。
没有了收音机，玛丽对世界和本地的大事更了解了。玛丽在做晚饭时，更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孩子身上，这样她就更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情绪，也知道选择什么占据她的头脑。接受寂静，感受寂静。没有收音机，玛丽觉得，她对寂静更了解，有了更完满的人性。
玛丽认为，家中没有电子媒体，孩子们会在更丰富的童年中成长。他们也在了解安静的特点。
有人感觉好极了
在一条通向一个山谷和小路前，琳达看到一块木招牌，上写“艾什木工活”。看到黑色小马车，琳达知道自己走对了。
约翰，他妻子，还有他们的12个孩子住在这个有着12户人家的社区里，他们有一半人家靠种地为生，另一半造谷仓，草地，家具或果酱。约翰穿着一件手工做的斜纹布上衣，背带裤，他们的女儿们都穿长袖连衣裙。这里不用电和电话，他们在教堂里做礼拜。他们不开汽车，赶马车，躲开电视，和一切他们认为世俗的东西。
他们家的面包房在一幢白色的外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