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说。
面对标准化、数字化、程序化的学院教学体制，陈丹青只能在自已的教学感想中发出“一声叹息”：五年期间，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而光阴无情，业务荒废，我亟盼回到画架前独自工作，继续做个体艺术家……”
去年他的《退步集》出版，收录了陈丹青在清华美院的一些美术作品评议和关干艺术教育的言论。陈丹青不能认同现行人文教育体制，一再炮轰并提出意见，而不管愤怒中陈丹青的言辞有多么激烈，他对于艺术教育改革所寄予的希望、对于艺术青年的爱护和期待值得敬重．
为什么辞职
27年前，陈丹青远比今日千万名青年学子“幸运”：当他投考文革后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究生时，当时的教育方针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切实贯彻“择优录取”的招生政策。那年，陈丹青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录取。他在外语考卷上写下“我是知青，没有上过学，不懂外语。”随即交卷，离开考场。由于当时全国艺术类专业毕业生不颁发学位证书，所以博导陈丹青至今没有学位，只有小学毕业证和研究生毕业证。
对于艺术学院开设“美术学博士生学位”，陈丹青问什么是美术学博士生？什么是考量并检测艺术博士生令人信服的标准？由谁界分艺术与史论博士生的异同？最后，谁有资格当美术学博士生导师？这些问题；身为“博导”的他，始终没能找到答案。有一点他倒是很清楚外语不及格，毕业论文不满8万字，断然拿不到博士学位。他注意到：当下学院的种种学位只是谋饭碗的手段。对此他表示非常理解，因为他理解中国的现实。而当网友问他你想带怎样的博士生？”他答到：“我想带瞧不起博士的博士生。”在他每年重复填写的表格中，陈丹青从来都拒绝填写“科研项目”，并在文章中公开咒骂：“‘科研’，一个外行词语，竟公然霸占着艺术学院的教学表格。这是对艺术的轻蔑，深刻的轻蔑！”2002年，学院发给教师每人一张“学术体系评价报告”调查问询表，陈丹青为此写了一份《个人意见书》。他写道：
“只要出现‘量化’、‘管理’、‘科学’、‘科研’等等辞令，我就不会填写类似的表格，这类辞令与人文艺术及其相关教育无涉，在这些辞令构成的话语文本中，我们无法辨认人文艺术的规律与本质，因此我不要进入这一‘话语圈套’。”
“艺术教学是非功利的，非程序性的，是具体而微、随时随地在每位学生、每个阶段，甚至每件作品中寻求当下的沟通、指涉、领悟、师生‘双方’应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直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这样的教学难以体现在教案文本上，难以在工作总结中表述，我奉命填写的所有表格中完全无法体现我的教学思想与教学后果。”基于30多年的艺术实践和长期在域外的游学经历，陈丹青在辞职报告的附件《述职与感想》中这样写道。
所以，他从未按照学校指定的方式陈述自已的教学“成绩”，因为“那是对体制的确认，而不是对学术道德及其规律的确认。”他指出，今日教育体制的深层结构，即“学术行政化”，它所体现的“根本不是学术”，因为“学院教育不是对学生、对艺术负责，而是向上负责”。
一扇敞开的窗户
早在1980年，陈丹青便以油画《西藏组画》蜚声海内外，成为中国油画界的巅峰人物。1982年初移居纽约。2000年作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之一，回国定居。回国后，陈丹青以艺术家的身份频频介入公共事务，痛陈艺术院校外语考试的不合理：“大学生的中文能力已经非常可怕了，递上来提问题的纸条错别字连篇，文字不通，我们却要狠抓英文成绩。而且学生要盖那么多的图章才能报名，原单位证明，理论成绩，两封以上推荐信，要考政治、电脑和外语，其次才考画画。什么时候学艺术变得这么难了？”
陈丹青的象牙塔有一扇敞开的窗户，正对着我们充满混乱活力的现实。他从中选择了自已有把握去批评的愚蠢、有害并且要继续愚蠢和有害下去的现象，以严谨准确的表达，发起猛烈攻击。
陈丹青不习惯学生喊他老师。他和学生就像朋友，或者是艺术家之间亲热随便的关系，能一起吃饭聊天，仿佛他自已当年在中央美院读书时一样。
在身份、作品、角色、性格中，陈丹青仿佛有种双重性：一方面他是个低调的人；另一方面他坦率、广泛地针对现实发言。
早在2000年，他就直指“中国美术界是行政美术界，中国代美术史是行政美术史”；他也曾抨击过北京、上海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指出国城市谈不上”建筑景现”，只有“行政景观”，反复追问城市建设与历史记忆的关系。接受媒体访谈时，他对社会转型期种种社会现象和话题，发出泼辣无忌的讽刺和调侃。
公众与媒体眼里，陈丹青仿佛一位“老愤青”。日常见到的他，聪明、幽默、儒雅、友善、把酒闲谈，爱开玩笑，跟他一起吃饭真是件有意思的事。但一谈到社会问题，又是个严峻的陈丹青，神色庄重，仿佛有层冬天的霜凝结，和他笔下的文字一样，坦率、直接、尖刻。
下乡知青的经历，在纽约“洋插队”的生活，对陈丹青影响深刻。在国外，陈丹青注意到中美艺术家们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的深刻差异：“美国艺术家都是个体户，自已选择自已承担，不靠国家，不靠单位。另一方面，人人都为自已负责，国家社会是你的，你得有个态度。”陈丹青说，“你说我是艺术家，是知识分子，我都不乐意，不承认。”“不要上角色的当，不要上专业的当。不要真的以为自已是个艺术家，是个知识分子。”
在纽约18年，陈丹青心甘情愿边缘化。“我喜欢看看热闹，但不凑热闹”，因为他“讨厌任何被称为主流的事物”。命运弄人，陈丹青作为著名“海归”受聘清华，也成了中国的准“主流”。
回国之初，陈丹青的愿望是：带几个好学生，把外面的眼界告诉学生。“真是自作多情！”他自嘲被现实击碎的梦。在他眼里，人比艺术重要，学生比学校重要，学生是学校的生命，可是他看见在今天的学院里“学生最次要”。他说：“我有什么好愤怒的？我的情况已经很好了，我是为年轻人的处境愤怒啊！”
面对种种社会现象，说，还是不说？在什么时候说？说了对自已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在很多时候容易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心病。在别人看来，身为清华教授，拿着不低的薪水，工作也不算劳累，更受人尊敬。但是陈丹青说：“每次开会坐下来，我都想，算了，今天不说了，可是忽然就已经说出口来。”
除了美术，陈丹青还观察着教育、音乐、建筑、影像等领域，五年来他结集出版的四本书，都是观察与关注的结果。陈丹青兴趣广泛，他喜欢看电视剧、听流行音乐、看美男美女、和朋友喝酒聊天。他喜欢一切有趣的事情，在一切事情中看出有趣。他说：“站在马路边看人就很有趣。
对中国社会的进程。他说：“现代化过程是三个层次，一是器物、一是制度、一是文化。由于“器物”层面的超速现代化，制度、文化的滞后日益凸显。”
说到这些，陈丹青的脸色陡然庄重。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2期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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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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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成
何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作为实习记者，何必曾经接触过的新闻和图片，似乎全在述说着一个同样的主题：广东富得流油。可眼前这幢低矮的土砖瓦屋，破旧的门窗，空荡荡的家，却在无言地讲述着另外的故事。
何必脚下踏着的土地属于阳西县，是广东省阳江市所辖。
何必在昏暗的屋子里走了几个来回，看着眼前的一切：一辆破损待修的人力三轮车蹲在屋角，破铜烂铁和废纸张残器具随处可见，一个小女孩低头忙着将各种各样的垃圾分门别类捡好，码整齐，墙壁上贴满奖状。正是墙壁上挤挤密密的奖状引起了何必的注意。每一张奖状，无一例外，全写着两个名字：程思爱、程思晴。似乎，每次表彰都是两个人同时获得。但注意一看，就能发现，并非如此。一张张奖状上，最初只有一个名字，另一个名字，字迹歪歪斜斜，分明是后来添上去的。
小女孩发现何必在打量奖状，主动说话了：“我叫程思晴，我姐姐叫程思爱。”
何必问：“你姐姐呢？”
思晴：“我姐姐去学校读书去了。”
何必找了个小板凳，坐下：“思晴，你的爸爸妈妈呢，你干嘛不去上学？”
思晴的脸瞬间烧红烧红了，她低下头，将脑袋埋进两膝：“我爸爸坐牢去了，我妈妈捡垃圾去了。我明天才去上学，今天该姐姐上学。”
到底是实习记者，真的没见过“世面”，在首都皇城根下出生、长大的22岁的何必，居然当场就将自己那张年轻的嘴惊成了一个合不拢的圆圈：“你们两姊妹轮流去读书？”
比蚊子唱歌还压抑的声音从小女孩两个膝盖间传出：嗯。
何必很快信服了。程家的现状亮地摆在眼前：男主人吸毒，也贩毒，被判了12年，正在监狱服刑。毫无收入的女主人只好去拾荒货捡破烂。只是，拾荒卖破烂的收入，仅够维持全家日常生活，供养子女读书则无异于奢望。这样一来，思爱和思晴这对10岁的双胞胎姐妹，轮流去学校读同一班级，真的不失为一条奇特的“妙计”。
何必沉默了半晌，带着不安问：“学校老师和同学知道你们是两姐妹轮流读书吗？”
思晴的脸越发红了：“起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了……老师没骂我们，有时还给我们补课，还送笔和新本子给我们。同学们也不嘲笑我们，还把旧书包旧文具盒送我们……”墙壁上，果真挂着几个半新的书包。
何必愈听愈清楚了，这对可怜的姐妹，每个白天只有一个人去学校读书，另一个要么陪妈妈去拾荒货捡破烂，要么待家里清理垃圾或为废品进行分类。到晚上，“负责”去学校读书的那个，就当“老师”，将当天学来的知识“教”给另一个。至于考试，赶上哪个姐妹去学校，哪个就当考生……
思晴的话越说越多，兴致也越来越高，到后来，干脆站起，指着密密麻麻的奖状骄傲地说：“叔叔，你看，我和姐姐老考第一。”思晴更自豪地宣布，“我和姐姐都是班上的班干部。同一个学习委员，我和姐姐轮着当，同学们常把我俩当小老师，有不懂的就问我们……”
何必望着思晴那张沾着黑色泥渍却无比明媚的小脸，心里说不上该欣慰还是沉重。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怪怪感觉。何必的手上握着笔，腿上摊着采访本，却始终没有一个字，没一个字落在白白的纸上。思晴的一言一语以及何必亲眼所看到的一切，通通钻进何必脑子里去了，钻得很深很深。
何必掏出200元钱，说：“思晴，这是给你和姐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奖励，你们要再接再励，叔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