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2期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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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另类脸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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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朵渔
19840年6月；英军入侵中国；先是两艘蛮夷舰船驶入沈家港口。官兵慌乱，张朝发不以为然地说：“夷船被风吹来，常有之事无足惊讶。”后来有人报告夷船越来越多了，张朝发急忙找下属商议对策。一个定员恍然大悟地说：“广州禁烟，夷船被迫来此，此处将成贸易大码头，我等将加俸了。”
洪秀全有妻妾88人，加上各类嫔妃、女官、女司等人，总计两千三百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洪秀全因妻妾太多，连姓名都记不住，干脆一概编号。
辜鸿铭曾劝西方人若想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不妨去逛逛八大胡同。因为从那里的歌女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的端庄、羞怯和优美。对此，林语堂说：“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妓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大学女生已经不会了。”
康有为在光绪元年（1875年）曾经嫖过娼，因急于赶往北京，直到搭上招商局的轮船，他的嫖账都没有还上。债主们追到船上来索债，“康圣人”急中生智，躲到了船顶上的救生船里，居然得以赖过债。这段子出自马相伯的《六十年来之上海》，当时马正奉李鸿章之命，在上海轮船招商局查账。
“灯闪着，风吹着，蟋蟀叫着，我坐在床上看书。月亮出了，风息了，我应在院中唱歌。”这是溥仪在17岁时写的一首新诗。他应该是第一个写新诗的皇帝，且还是“口语诗”。
民国成立不久，袁世凯掌握了政权。有一天他对张謇说：“闻江苏有一黄某（炎培），很活跃，我想招他来，政事堂里还缺人。”张謇答：“黄某不宜做官，外边也要留个把人的。”袁曾对人说：“江苏人最不好搞，就是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林语堂憧憬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聚个日本太太……”其理想颇类似我们几年前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鲁迅对京剧一直心存不满。他在自1902年到1922年的20年间，总共看过两次京剧，而给他留下的印象无非是“冬冬喤喤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他甚至不承认京剧是戏，认为它只是“玩把戏”，“毫无美学价值”。
1921年4月21日，来自德国的露娜小姐在洛阳见到了吴佩孚，一见倾情，秋波频传，无奈吴就是不领情，回去之后，露娜小姐对吴大帅下了“最后通牒”——一句话，译成中文就是：“吴大帅，我爱你，你爱我吗？”吴佩孚看后大笑不止，提笔原信批了“老妻尚在”四个大字，命译员将此信送回。
有一天张作霖外出遛早，刚走到一个拐弯处，突然传来一声吆喝：“卖包子了！”张大帅吓了一跳，不禁暴怒：“给我抓起来，毙掉！”大帅亲自执法，砰，一枪射向天上，将小贩吓得几欲瘫掉。大帅很得意：“你吓我一跳，我也吓你一跳。”
一次，梁思成作学术报告，拿自己的假牙现身说法：“我是个‘无齿之徒’，牙齿都没有了，后来在美国装上这副假牙，因为上了年纪，所以不是纯白色的，略带点黄，因此看不出是假牙，这就叫做‘整旧如旧’。我们修理古建筑也要这样不能焕然一新。”
蒋介石会客，客人说话，他不说；汪精卫会客，客人说一半，他说一半；胡汉民会客，客人不说，他说；而孙科以脾气大著称，会客时则两不说话；胡汉民说：“因为他是孙中山的儿子，因此有革命脾气；因为他在国外长大，因此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因此有大少爷脾气。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候两种，有时候三种一起发。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四天后，林语堂写下了这样的文字：“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单据存焉。”真是好雅量，只是鲁迅一个也不原谅。后来陈丹青谈鲁迅之相貌：“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他长得非常像他自己，非常的‘五四’，非常的‘中国’，又其实非常摩登……”“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名声。”
1933年3月10日，蒋介石跟张学良会面。蒋说：“当前的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我俩中间谁离开小船好呢？”为了维护领袖的地位，张学良慨然离去，交出军权，到海外考察，代蒋受过。张学良说过：“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服从统一中国的决心。”
董必武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个军阀，但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关（羽）、岳（飞），他失败时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他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他没有私人积蓄，也没有田产，有清廉名。”
据统计，鲁迅一生共在103家报刊发表过742篇文章（包括《晨报》《京报》《申报》《世界日报》《中华日报》《国民新报》等15家日报，《新青年》《语丝》等78家期刊以及9家外文报刊），其目的就是“利用一切机会，打破包围着我们的黑暗和沉默”。
据说黄炎培珍藏着一幅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曾借去一阅。讲好一个月归还，但仅过一周，黄就打电话问是否看完。毛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答复：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又过了几天，黄再致电，毛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到一个月期满，毛命人小心送还，并对黄的再三催还评价道：“不够朋友够英雄。”
越树理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志愿。”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2期P28（感谢好友‘飘’的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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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跌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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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尤龙
成龙在一篇《我的妻儿》的访谈录里，忆述了一桩耐人咀嚼的往事。
他说：“为了避免儿子受到伤害，我过去一直保护他，担心他被绑架，不准他去这里，不准他去那里，整天把他关在屋内。他于是作了一首歌，拿给我看，歌名叫《人造的墙》。他说，第一道墙是我，第二道是他妈妈，第三道是老师，第四道是他身边所有的人。歌词说，所有的人都需要自由。他说，他要出去闻一下花香，但不知要走多远，不知那墙有多厚。他说他知道当他跌倒时，我们会在他身体下面放个软垫，但是，他哭求：爸爸，让我跌下去吧！”
这首文情并茂的歌，让成龙读后泪流满脸。他于是对妻子说道：“我们保护得太过分了，该让他出去闯闯！”
读了这份报道，我想，成龙所犯的上述“错误”，是全天下父母都会犯的。
我们总自以为是地将自己的经验做成一件厚厚的盔甲，以“爱”为名义，强逼孩子穿上，殊不知这层盔甲恰恰成了他成长的绊脚石。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2期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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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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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达林李强
一个边缘化群体
中国存在一个庞大的同性恋人群。据学者调查，内地15岁到65岁的同性恋人数约在3000万，其中男同性恋和双性恋约为2000万，女同性恋约为1000万，他们广泛存在于城市、农村以及社会的各个阶层。（据《华商报》2005年10月7日）世人的偏见，法定权利的缺失和不明确，使这些人遭受严重的社会歧视，权利难以得到保障。由于生理心理上的差异、交流渠道的闭塞和信息的匮乏，外界对同性恋者容易产生猜测和疑忌，加重了原本处于弱势的同性恋者的心理负担和内心矛盾，严重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和心理健康。有专家曾对生活在大中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相对年轻和“活跃”的男同性恋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因为受歧视，30％至35％的同性恋者曾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9％至13％的人有过自杀行为，67％的人感到“非常孤独”，63％的人感到“相当压抑”；超过半数人由于不被理解，曾感到很痛苦并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80％至90％的人迫于传统和社会的压力，不得不选择名存实亡的异性婚姻、建立家庭。这些都对社会稳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除了饱受生存艰难和心理折磨外，同性恋人群还隐藏着另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艾滋病的困扰。由于无法通过正常的、相对稳定的渠道宣泄自己的感情，频繁更换性伴侣成为“圈内”的普遍现象，使得同性恋者面对着极大的感染艾滋病风险。在我国有些地区，男同性恋艾滋病感染率已高达3％至5％，远高出普通人群0。4％的感染率，同性恋几乎成为艾滋病的代名词。
当“防艾”的社会行动指向同性恋人群的时候，世人对同性恋的关注和宽容程度也在发生改变，同性恋话题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2005年8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播出《以生命的名义》，对话同性恋者；9月29日，《南方周末》发表《两个男人的20年“婚姻”》，以个案解读同性恋的生存困境，引起社会重视；复旦大学从9月开设的《同性恋研究》《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等课程，每节课都爆满。更值得关注的是，2005年10月23日，近百名同性恋者携手深圳东西冲海岸，举行名为“同一首歌”的活动。（据《南方都市报》2005年10月25日）他们以集体方式公开向社会证明同性恋的存在，呼唤社会的理解和关注，表明中国同性恋群体正在努力形成并表达自己的权利诉求。
国外的同性恋权利运动
1948年，美国人金西出版了一本当时震惊世界的书——《男性性行为》。该书通过对男性身体、心理、本能、感情、家庭等方面的研究，以冲破世俗的勇气向世人证明：同性恋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普遍！该书的面世，直接从理论上促进了国外同性恋者权利意识的觉醒。
长期以来，因为处于社会的阴暗角落，寻找安全感和认同感就成为同性恋者的一种自觉。寻找安全感和认同感的最佳途径是自由结社，结果就是各种同性恋团体和组织的产生。1924年美国“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