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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最怕冷拳头
中央专委成立之后，在１８天之内接连召开了三次会议。周恩来对二机部的人说：我们的专门委员会是权力机构。主要是帮助你们运用辩证法，搞好科研工作，支持你们，解决你们解决不了的困难。
原子弹是当时世界上最尖端的浩大工程，往往要倾一国之力才能进行。在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下，原子弹制造所需的投资，无疑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并且，在制造原子弹的过程中，不可预见的因素很多，有些项目事先无法列入计划，常常在事到临头时突然冒了出来。因此，在中央专委的会议上，争论往往在所难免。
刘柏罗说，有一次开会，李先念同志因为是管经济的，对尖端事业老是冷不丁要钱抵挡不住，就提出来，说不要打冷拳头，别打冷拳头。因为他财政上很困难，他提前都部署好了，剩下的经费没多少，你这一下子说要增加经费，好，提上去了，他就措手不及，确实很困难。另外，有的领导讲，当然是专委会成员了，说专委会开的可是有倾向性啊。罗瑞卿就站起来了，他说，专委会就是有倾向性的会议，就是专门支持二机部的。不这样，他怎么能搞起来。就一个二机部，你让刘杰单独搞出原子弹来，那行吗？大家不支持就搞不成。这么一讲，大家也没话说。
中央专委会日常事务的主要负责人，是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他本身也是专委会成员。赵尔陆在建国初期曾担任军事工业的部长，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在中国导弹原子弹研制中，赵尔陆是做得最多说得最少的一位高层领导者。刘柏罗说，赵尔陆工作很认真，很周到细致，作风也很好。他每天都看《毛选》，那么大岁数的人也看《毛选》，而且坚持不懈，天天抽一定的时候看。他不在办公室里看，不是给别人看，而就在自己家里看。对核工业，他对总理的安排是很重视的。为了方便，为了把工作理顺，好多事儿他都叫我直接找总理，总理也经常直接找我。如果总理找我，我马上就给赵尔陆汇报，他说你别找我了，总理怎么说你赶快怎么办吧，免得耽误时间。那时候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两年实现这么大一个任务，确实不简单。有的项目真正要钱，不是每次都到专委会议上要钱，平时一般都在赵尔陆那儿，提上来了，赵尔陆马上就开会，还缺什么东西，就请人家那个单位的领导，把计委的人也请来。赵尔陆主持，跟人家说好话，提这个问题，然后来解决。光靠二机部去跟计委要钱，那也是很困难的。有了赵尔陆了，因为他还代表军委、国务院这个关系，他还是很有威望的一个人，办起事儿来，经过他比较痛快。到一定的时候，要认真检查工作，总理就指定赵尔陆，带上我们出去检查落实。有一次，又是为了钱的事情，他就跟薄一波两个人对着吵。薄一波说你们又要钱又要房子，你们就这么干呀。赵尔陆说那怎么办啊？不要钱不要房子，干不起来啊。两个人在会外争吵，会议上因为总理在那儿，谁也不好说什么。从西华厅出来有个小桥，会外的时候他们走到桥上，薄一波说，你下回不能这样，这样来还行啊，老是临时提问题，又要这么多，钱啊设备啊好多。赵尔陆就说，下回还这样，下回还得干啊，新问题不断。他们两个都是山西老乡，争论几句，后来也就算了。那时候专委会上有时争论也很激烈，主要是钱。开会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总理都不马上拍板，要求大家下去搞清楚，下次会议再讨论。那时候各方面都很困难，开始一上马，核工业没有任何技术，一下子冒出一块儿投资问题，现在看来那些数字并不大，跟国际上比较也是很小的。但对我们国家来讲，特别当时那种情况下，就是相当大的一个数字，多少亿多少亿的，动一个项目就是几个亿，可咱们国家却这么穷。特别是有些东西，没有计划，突然冒出来的，科学家啊，管工业的同志啊，都不知道核工业应该怎么办，有不少项目事先都没有认识到，也没法提出来。所以，在会议上，会前大家一酝酿，就感觉到，这个项目非提不行，这个项目不提这个就办不成了，这样在会上就争论了。比如兰州的铀浓缩厂，项目经费不断地追加，因为那是重点保的关键，没有它就不能实现。专委会非常重视，主要是催他的进度和确保质量。建设要搞好。单纯建这一个厂，其实临时追加的东西总是不多的。但其他为这个厂服务的好多项目，就要搞好多研究，要实验，为工厂的生产服务。比如扩散机，连起来到底是什么效果？因为这是从苏联进口的设备，他们专家一撤，什么资料也没有留下来。所以，就先在坨里的原子能所研究，在天津也搞一个。这些研究单位，叫他研究，他当然要条件了，他又提出意见，这都是临时冒出来的。机器要仿制，仿制了以后，还得自己研制新的更大型的机器。扩散机里头还有分子筛。开始苏联专家在的时候，那个分子筛掉一点儿东西，掉地板上他都赶快把它收集起来，拿纸包上，干干净净的，地上一点儿都不剩，然后，藏起来，他保密啊！对我们只字不讲。这些东西都要研究。钢铁研究院、上海化研所，都分头研究分子筛的问题，那他就不是一个钢铁研究院的问题。他要研究，就要这个原料，要找有色金属，有色金属有好多化工方面的，有制造这个东西的原料，所以，这样有好多项目都出来了，一系列的项目，那钱就多了。研究各种各样的扩散机，哈尔滨啊，北京二重啊等等好几个厂，所以，这新项目就出来了，就向国家要钱啊。这就是一个项目，一下子产生子子孙孙的小厂，研究单位，你就得尽量的保证啊。从我们专委办公室来讲，那时候我们没有经验，不好向国家要钱。那个时候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等于把全国的力量集中起来，围绕这个原子弹爆炸来干。应该说是要什么给什么，所以，我们就不敢轻易提什么问题。因为经过我们嘴里一提，就得当大事儿来办，结果你搞错了，到时候就不行了。所以，我们也很慎重。所以专委在第二次会议上，总理在审查会议纪要的时候，就在这个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事项上，加了一句话：设置专委机动费××××万元，由专委办公室掌握。他后面画了４个×，多少多少万元，加这么一句话，然后要我去填。计委很快知道了，马上就来电话，说给你们两个亿吧。我们一研究，认为两个亿太多了，有三千万就够了，所以就填了一个三千万。计委那当然就很痛快，给了三千万。后来，还确实出现了好多没有预见到的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的问题。有了这个钱，马上就可以开始动作了，这个钱就起了大作用了。有机动费，好多项目都可以及时完成，总理就预见到了，后来果然解决了很多问题。当然，那时候没经验，也走了一些弯路。举个例子，那个化工部搞氟氢酸，那可是好大的项目啊，有的钱是应该花的，新东西难免花冤枉钱，因为是搞尖端嘛，特别强调质量，特别讲要高纯度、高质量。所以，你都不知道提什么指标啊。化工部说，你这质量要求是什么样的标准？核工业部他们就翻书，翻来翻去，就翻到一个可以做到万分之二的含水量，就提了这么一个氟化氢的质量。这是德国的一个教授写的，在杂志上他们看到了，是人家在实验室里做出来的。那就按这个提吧，尖端嘛，这是最高的标准了。最后，化工部可是费了老牛劲儿了，最终把氟氢酸搞出来了，达到这个水平了。这东西不能接触空气，只要有空气一进，马上含水量就升高，升高几倍，只能密封在坛子里。可到了铀浓缩厂里，根本不行，没办法开盖儿，因为一开盖儿，就超过了万分之二。结果他们还是用了，用着用着他地下有了好多排水沟啊，都是水啊，它又是密闭，他这个车间是完全密封的，密封的车间，里边相当潮湿，一下子就到了百分之一，百分之二含水量，甚至还高，超过这个数。没办法控制，但到了扩散厂一用，发现用起来没问题。这样我们就发现这个问题，当初把这个产品的标准提得太高了，提的是万分之二，实际上百分之二就能用，的确高得离谱。化工部背了很大的包袱啊，费了多大的冤枉劲，花了多大的冤枉钱啊！说你为什么提万分之二这么高的标准？他们就讲了，我们找的是科学上最高的。知道这个原因了，化工部也没什么话说了。还有一次，二机部提出一种化工液体产品，要求也提得特别高，人家也是费了不少劲，给整出来了，但后来二机部才发现，用不着了，不要了。赵尔陆听说这个事儿也很着急啊！跟人家部里提出这么严格的要求，你现在不要了，那哪行。赵尔陆就在会议上正式宣布，你不要了，你二机部也要把它收回去。你要倒掉，也要在你二机部倒掉，不能叫人家研制单位承担这个损失。
专委会刚成立，就接二连三研究有关原子弹的一系列事宜，为二机部调集人马，确定协作项目，解决大量的设备设施问题，对刘杰而言，反而感到了一种更沉重的压力。周恩来在专委第四次会议上说：在座各位同志和专委会的委员都负有极大的责任，但主要的责任还在二机部的常组书记、部长和副部长身上。
刘杰说，专委会成立以后呢，整个原子弹大的方针，以及具体的实施，是由专委会来领导的。有许多项目是无法预知的，所以有时在专委会上一提出来，就使主管经费的领导为难。但也没办法，因为我们以前没干过。那时心里也没底，骑驴找马，有时布置的头绪多，提的要求也不明确，所以才会发生像白白费劲研制那种化工液体产品的事情。赵尔陆不是说了嘛，倒也倒到你二机部去。那时还从军工调来一批同志，他们是学苏联那些规矩的，所以到二机部一看，就说二机部的管理太不正规了。包括赵尔陆同志也批评过二机部管理不正规的问题。有的人说我们非驴非马，我开玩笑说，非驴非马是骡子，有杂交的优势。我也知道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当时是特殊情况，正规管办不了事啊。当然，提意见的人事后证明也没什么不对。那个时候，聂总对这个事情也钉得特别紧，我们通过他的秘书，就是范济生啊，刘长明啊，还有一个后来据说是自杀了，叫什么名字我忘了，经常向聂总汇报。那一次北戴河会议上说上马下马，他看起来对二机部建设的具体情况不完全了解。但是呢，他是从整个的战略上来考虑。所以，他不是组织了个专门小组来看，后来不是写了个报告嘛，里边肯定了，说只要是加大了措施，那上面也有句话，争取１９６４年是可能的。那么后来呢，聂总他主要的问题是在确定两年计划之后，他特别提出来一要紧，二要稳。他主要的精力是从科学技术各个方面来进行支持，采取各种措施，调军队来支援工程技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