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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之后，我又和同学们到棉纺厂去劳动了三个月，成了细纱车间的挡车工，学会了纺纱的全部“手艺”。我们还到郊区农村参加了秋收劳动，到制鞋厂去做鞋，到马路上去值勤站岗。总之，工人阶级占领了学校，学生们却几乎退出了学校。
我的生活又一次出现了动荡。先是父亲下放干校，紧接着就是全家人一个个相继离城下乡。
父亲下放是我送他走的，那是1968年的12月，我16岁生日的第二天。前一天，我们已经把他的行李交到机关。那天一早，天还没亮，我送他到机关集合。因为他属于“牛鬼蛇神”，不能与革命干部同行，排到了另一队。这支队伍的成员，每人的背包上都挂着一小块毛主席语录牌。父亲的那块写着“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绝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冬日的清晨，寒风刺骨，他们这批五六十岁的老人，在造反派手执木棍的押解下，默默地走着，渐渐消失在晨雾之中。他们要徒步30里，走到干校去。
姐姐是从北京走的，到山西榆次县一个距县城80里，只有7户人家的村子去插队。她一去就是10年。随后，哥哥、母亲相继离开了北京。哥哥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母亲去了设在江西的外交部干校。
干部下放干校，在北京引起了一场卖家当的热潮。由于国家机关各部委一下子要走几十万人。而且拖家带口，北京的房子全部收回，许多家当又无法带走，只能当作废品处理掉。成捆成捆的书籍都是论斤两秤着卖的，4分钱一斤；大件家具给个十元二十元就算好的了，几元钱一只皮沙发也有。有人卖精致的高脚酒杯，听说一分钱一个，干脆不卖了，“还不如砸了听个响儿呢！”
疯狂的六九年
1969年初，党的“九大”召开前后，文革中兴起的宗教崇拜式的狂热达到了顶峰。最突出、最典型的就是跳“忠字舞”，它把前两年佩戴像章，高举宝书，敬祝仪式等形式主义的玩意儿发展到了极致。
“忠字舞”以“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为舞曲，表演者胸佩像章，手执宝书，边唱边舞，动作完全是程式化的。凡唱到“毛主席”必挺胸抬头，做仰望状，同时双手高举；凡唱到“心中”、“心里”，则必双手捧在胸前，做奉献状。我们在学校里反复演练之后，走上街头，不必与谁联系，也不需要场地，只要能站几个人，就开始连歌带舞。我就曾在天津最繁华的劝业场、和平路的边道上舞过不止一次。
跳“忠字舞”是全民性的，无论男女老幼，人人要跳，随处可跳。可以想象，那是何等“壮观”的场面。简直是精神病集体大发作。如果你走在僻静的小巷，见到那么一位“舞姿”走形的老太太，嘴里念念有词，身体机械扭动，不吓一跳才怪。
“最新最高指示”发表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那时的人们已经习惯了每天晚饭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老百姓们还没有电视——最新最高指示往往就在那时播出。只要一听毛主席又有新的指示了，不必通知，凡有单位的会自动去集合、游行。
庆祝程序是，集合排队，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锣鼓、鞭炮、红旗、标语，加上扩音喇叭，浩浩荡荡上街去游行。很快，市区的主要街道就挤满了人群。大家像比赛似的一个比一个声势宏大，以致领口号的人每每喊哑了嗓子。游行队伍中，高校和工厂的装备最强，高音喇叭令我们的小喇叭黯然失色。在那种场合，男生的乐趣就是敲锣打鼓放鞭炮，恶作剧地吓一吓女生。当然，要悠着点，倘若被“左”派师生发现，搞不好给你戴个“不严肃，不认真，对毛主席不忠”的帽子。
记得最好笑的一次，我们到农村帮助农民收稻子，几天下来，大家累坏了，吃过晚饭就睡下了。半夜，军宣队代表来敲窗户，说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了。因为在农村，就不搞游行了，但“传达最高指示不过夜”，你们听我念一遍。那军代表是山东人，很老实，竟站在窗根下，对着窗户纸给我们念了起来：“一个人有动脉、静脉……”，我们隔着窗户，听他那山东话把“脉”（mai）念作“mi”，心里一个劲地好笑，却不敢出声。念完了，我们才睡觉。真是难为了那位兵哥哥。
1969年初的“珍宝岛事件”，使本来已经恶化的中苏关系愈发紧张起来，给人们的感觉似乎很快就要大规模开战了。毛主席指示“要准备打仗”。因此需要练兵，需要挖洞。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拉练”这个词是怎样简化来的，大约就是“拉出去练练”的意思吧。每逢拉练，事先要准备好背包、水壶之类。那时都是实实在在的棉被，虽说不很重，但路远无轻载呵。因此，大家尽可能找薄棉被。我家有一个二战时美国军用鸭绒睡袋，轻且小，捆起再塞两件衣服，也蛮像回事。我以此充作背包，但绝不敢说出去，那睡袋印有两个大大的字母“US”，已经被一块绿布钉上了“补丁”。睡袋帮了我的大忙。拉练集合都在夜间，一般是10点以后。夜深人静，街道上空空荡荡的，我们无声地行进着，不准大声说话，就像真事一样。渐渐地走出了市区，路灯没有了，黑洞洞，冷嗖嗖，前面忽然传来命令“发现敌情，就地卧倒”。哗啦啦趴下一片，也不管趴的地方有什么，这是“战场”，不允许你选择，趴到泥水里、马粪上的只好自认倒霉。“通过敌人封锁，跑步前进”，于是就跑，脚下磕磕绊绊，有摔倒的，有掉鞋的，均遭到训斥。如此反复折腾一夜，天亮才“收兵回营”。
拉练对“狗崽子”也有“好处”，就是不必带枪——木头枪，也不必带其他“辎重”。大约是怕我们有“不轨行动”吧。我们乐得轻松。
挖防空洞，我们就受到“重点照顾”了。红卫兵骨干都是领班，或者站岗放哨（不知“哨”什么？），我们则要全部进洞里去挖土。我们负责挖的防空洞就在校园里。不知为什么，总是在夜里干，莫非是白天容易暴露目标？我不知道，反正我干的都是夜班。那洞的大小最多容两人侧身而过，高度只能弯腰，若是挖土，则只能跪着。工作面太小，每班下去两个人，一人挖，一人往外运土。点一盏马灯，只能照亮尺把大的地方。我们大约挖了一个星期，深度不过三、四米，掘进也只有十几、二十米，就开始感到湿漉漉的要见水了。而且，前面挖着，后面就不断塌方。学校怕出人命，只好停工。后来几场大雨，那防空洞就全塌了，在校园里形成一个大坑。我们的备战工程就这样半途而废了。
“注销”了城市户口
1969年夏天，我们“毕业”了，去向成了大家关心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些“狗崽子”来说，去向只有一个——到农村去插队，别无选择。当时，为了把孩子留在城里，有许多家长与学校死磨硬泡。但我家没有，很平静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因为父亲还在“接受审查”，我们没有“泡”的资格。
插队已成定局，学校对我们也是“宽厚有加”。行前召开欢送大会，同时送给了我们一件“礼物”——我们都被“光荣地批准加入红卫兵”了。对于这迟到甚至廉价的荣誉，大部分人表现得无动于衷。
我是自己到派出所去办理户口、粮油供应关系迁移手续的。值班民警看了看我的证明，一句话不说，拿过我家的户口簿翻到我的那一页，只一扯，就撕了下来，然后随手盖了一个“注销”章，就扔在一边了。走出派出所，我想：从此刻起，我就算在这个城市里“注销”了，再也不属于天津，而是山西农民了。当然，我也再不是孩子，而是一名“知识”青年了。今后的路是什么样？该怎么走？我不清楚。但有一点我明白：路要自己走，无论前面是什么，都要走。
那年，我刚刚过了十七岁。
（责任编辑 萧徐）
编写“红色文学史”的前后·张毓茂
最近，黄修已先生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红色文学史”五十年祭》。修已是我在北大时同班同学。我们都曾参与编写所谓“红色文学史”。该书当年曾被赞誉为“奇迹”和“创举”。修已的文章重提这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往事，发人深省，感触良多。其实，这个“奇迹”和“创举”，不是孤立发生的事件。我想围绕编书的前前后后，也谈谈我今天对此“奇迹”的认识和反思。
我们于1955年秋初入学。因而我们年级被叫做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我和修已都在这个年级文学专门化2班学习。五年的北大生活，回忆起来，很温馨，也很苦涩。从1955年秋初入学，到1957年“反右”斗争，这两年里，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当时社会上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学校内号召“向科学进军”，到处充满浓郁活跃的文化学术气氛。中文系与其它各系一样，荟萃国内外知名的教授、专家，他们学贯中西，学界泰斗，在我们年轻学子的心目中，是一座座崇高的偶像。教授们的讲授，千姿百态，各领风骚。有的娓娓而谈，如沐春风；有的出神入化，令人陶醉；有的标新立异，骇世惊俗。当然，也有的大学者讲起课来，实在沉闷乏味，催人入睡。那时候，确实有点百家争鸣的气候。
学生中的社团活动也很红火。北大校园内有诗社、戏剧社、美术社……究竟有多少这样的学生社团，我至今也说不清。只记得每到星期六，大饭厅外面的墙壁上，贴满了海报，都是在昭告某社请某某名家前来讲学的。听这种讲座，也要精打细算，因为太多，必须做出选择。我听过曹禺、冰心、艾青、雪峰、赵树理等作家、诗人和文艺批评家的报告。有些报告至今还留有深刻印象。
除了讲座，还有办刊物，也强烈吸引了同学们。好多刊物是学生自己办的，三五好友，志趣相投，就办将起来。全校有名的刊物是《红楼》（北大在沙滩时的校舍名为红楼，据说刊物以此为名，是表示继承“五四”民主传统也）。我也在《红楼》上发表所谓文章。其中一篇是模仿鲁迅《故事新编》体裁的小说《斩蛇》。是写汉高祖刘邦起义时装神弄鬼，以斩蛇制造神化自己的舆论，无非是想表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刘邦之流的政治野心家则是利用人民力量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已。想不到这篇小文章后来竟惹出大祸。“文化大革命”时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我所在单位的造反派居然查出了这篇东西，大喜过望，把我定成现行反革命，是小吴晗，早就以历史小说反党，攻击伟大领袖，替反党分子彭德怀鸣冤叫屈。我提醒他们注意我写作的时间是1956年，那时彭德怀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的倒霉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我替他鸣的哪份冤屈！造反派们没词了，但造反总是有理的，他们就狂呼：“不许反革命分子乱说乱动！”人无先见之明，当年如果知道会惹这么大的祸，说什么也不敢写这东西的。
我和几个同学还办了一份手抄的小壁报一《小火星》。每期刊载的都是同学们写的小诗、小说、散文、短评和漫画。我是编辑之一，但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