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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的思想文化起步于对“文革”的反思否定，他们的创造性也就是他们的批判性，当他们逐步取得权力，批判性彻底丧失，经不得也就容不得别人对他们的批判，他们的生命力也就丧失了。他们推崇文化，将文化神圣，成为唯一的神唯一的主。他们是文化人，文化神化，他们也就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文化人对权力的追逐是与生俱来的，其实并不像猫要把辣椒涂在屁股上才去舔。文明社会，权力需要文化，对文人有吸力，文人更有拥有权力的野心，会排除万难贴上去。在《借我一生》中，便有这种顺应潮流，贴得上去的显摆。十九世纪后期，余先生的曾祖勇敢闯荡上海，赶上了殖民带来的商机，贴上了。新的社会变动前夕，余先生的姑母“当时很可能已经是共产党地下组织中的一员，而且多半还是负责人”也贴上了。而在“文革”、“两个凡是”、思想解放运动等时期，余先生自己贴上了。“贴上去”正是当代思想文化，在新时期短暂的繁荣之后停滞甚至倒退的原因。
秋雨其人，秋雨其文
本文的写作，一直伴随着笔者对自己的追问，是不是过于峻刻。笔者可以声明的一是自己与盗版者的联系仅限于买了一两本盗版书，其中有余先生的《文化苦旅》。二是没有想对余先生好而不得，转而攻忤余先生。三是投有三倍的稿酬等着，能否发表还未可知。四是认为乡愿似贼。我赞同《借我一生》中一些“文革”当事人的观点：余先生这样有才华的作家（理论家）我们国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他有能够将历史清晰的语言与理性，还有人性的温暖，是一个够分量值得批评的文化人。等而下之甚至不入流的，借着文化的名义神气活现欺世盗名的学者文人又何止成千上万。就像我们看得到说得着奥运会上的金牌与失败，而更多的运动员在奥运会之外。上戏“是正局（厅）级单位，当年与我一起开会的干部，后来有很多担任了国家领导人”，而余先生辞职了，毅然决然地断了自己的仕途，令人钦佩。我们依然期待着他更多的新的学术与文学成果。
名利者天下公器，骤得暴有，自然物议及身，秋风秋雨，在所难免。余先生对于“文革”这一段，对于遭到的批评，其实蛮可以学学余先生曾经称引过其诗，最近仍表示敬佩的余姓诗人的做法。近年在余光中热中，有人翻拣故事，指出其在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对文坛论争对手陈映真等罗列联共等罪名，私下或公开告密。对此，余先生（光中）表示有话讲要澄清，却一直光打雷不下雨，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俗话说；屎不挑不臭。说得好。
庾信文章老更成
■ 周 瑾
余敦康先生是著名哲学史家，在易学和玄学两个领域的研究，以功夫深见识高而为学界所重。创办《原道》的陈明，亦出自先生门下。第一次见到这位仰慕已久的长者，是在今年春节前的什刹海湘莱馆岳麓山庄。陈明与老师定期碰头，聚餐、饮酒、闲聊。师徒二人那种直率、真性情，确是让我开了眼。陈明在老师面前没个学生样，争到激动处，扯着嗓子大呼小叫、拍桌子捋袖子。余先生则稳坐一旁，大口吸烟，不为所动，关键之际沉喝一声“陈明”，然后一二三举出几条反面论据。弟子不服，又跳将起来……对陈明，余先生可说是许其识、嘉其气而恨其懒、笑其狂。
那次聚餐时间很长，余先生谈了很多很多，从儒家的核心理念“亲亲”、“尊尊”，到禅宗与庄子的关系，从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格局，到全球化浪潮中的国际政经形势……老人七十四了，谈笑间却无丝毫衰暮之气，忧患意识在他这里，与积极向上的朝气、刚健有为的精神结合在一起。虽然他总是说自己老了，这辈子一事无成，但对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未来，却有一种大无畏的乐观。
印象最深的，是余先生对外来宗教大规模发展的看法。中国会不会基督教化？中华文化会不会被外来文化阻断？这是我一直深忧于衷的问题。没想到，古稀之年的余先生淡然一笑，“没关系”。“如果十三亿中国人都信了基督教，那变的绝对不是中国，而是基督教！”老人的话，让我想起一首著名的歌：“古圣和先贤，在这里建家园，风吹雨打中，耸立五千年。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经得起考验，只要黄河长江的水不干，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千秋万世，直到永远……”
这样一种悲慨从容，刚健沉着的后面应该是自信与担当。
第二次见到余先生，是《原道》几位同仁席间对余先生作了一个访谈。陈明和我去接余先生，途中问老人，现已过了孔子的年纪，对夫子有什么新的理解？余先生认真的说，觉得孔子很亲切，也会犯错，也会生气，是生活中真实的人。释迦和庄子也都很好，但还是觉得孔子最亲。
访谈很随意，拉家常般的对谈。余先生一杯一杯自斟自饮。余先生对心性儒学的反应给人印象很深，他坚决不同意对儒家作泛道德主义、道德形而上学的理解，特别强调儒家价值理想的实践性和操作性。儒学绝不能离开政治，理和势要互相结合，使权力的运作不断地改进，这才是以天下为己任，才合儒学经世济民的宗旨。谈到少儿读经，他说，这是远远不够的，“把振兴儒学的希望寄托在小孩子们身上，行吗？”后来，陈明说，老师并不是反对读经，而是希望我们这些新一代学者眼界要更高，气魄要更大，快点冒出来，希望有高层决策人士接受儒学理念，“以理转势”。
果然，席间余先生又举出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说三代王道的重建，才是北宋五子直到朱熹、陆九渊进行思想学术探讨的起点和目标。我读过余先生研究北宋易学的著作，名字就叫《内圣与外王的贯通》，跟那位钱穆先生门下的余先生一样，他强调儒家的心性学说不是虚的、空的，而是紧扣历史时空、现实世界。他说，新儒家对宋学的那套解读，是从黄宗羲那里来的，而用哲学解读儒学，则是五四以来西方中心论和知识中心论的产物。
在余先生看来，对传统文化的宏扬，必须从文化战略上有个通盘考虑。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琐琐碎碎不是儒者的风气。北宋儒者真正关心的是“国是”——秩序重建，南宋虽然向内转，最终目标仍是指向国与天下，要在社会政治领域见得儒者之效。谈到这儿，余先生提高了嗓门，一字一顿：“文化应该是有力量的！搞儒学不考虑战略的问题，是根本不配搞儒学的！”
面对全球化浪潮，什么是中国的文化战略？余先生认为就是文化本位，真正把文化主体意识确立起来，就能以我为本主动去迎接、拥抱全球化。这需要开放的胸怀和现实感。儒家传统一定不能搞成泛道德主义、复古主义，面对现代化、全球化，儒学绝对是个强大的精神动力，但这需要我们实实在在去做，在做的过程中又要分清主次本末。余先生认为，文化的本质是力量，培固起自身的强健体力，才能够面对苦难。德本身也表现为一种力量。中国文化中儒道结合、刚柔相济的强，可以“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文化不是虚的，可以变为人格，人格也不是虚的，而是一种力量。有了中国文化培育的这种力量和元气，可以走遍世界，有招无招、左右逢源。余先生强调，一定要有这种自信。
要确立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就得对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有一个反思。传统是丰富的，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解读，归根到底是要有利于现代。余先生对陈明近来提出的“即用见体”颇为赞许。“用”，就是要落实到社会政治领域中，落实为战略规划与秩序重建，但这不是个建构的过程，而是与历史文化的自然发生相承续的，是由秩序生出天道来——由用生体。儒学强调政治性的操作，政治性操作一定要有合法性，有政治理念，社会、政治秩序要有根据，这些方面正是儒学优长所在。儒学由用生体，从生活方式和历史积淀中来生发价值理念，这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自生自发所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传统是打不倒的，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中国的文化是不可改变的。因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不是思想，而是生活方式，具有内在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能力。从制度上说，儒学确实是解体了。但儒学的“魂”还在，儒学和中国文化价值本体不会死，它活在中国人的心中，必然要寻找新的落实形态。
针对以专制主义责难中国文化的观点，余先生激动地说，中国文化绝对不是专制主义，儒家一直对专制主义进行批判和调整。任何东西的异化都不可避免，中国儒道被政治所异化是历史的通例，但异化不影响这个文化的超越性、崇高性、永恒性。他笑着对陈明说，你批评刘泽华的王权主义说，招式太笨了，“你要理解人家的用心。我就只是跟他开玩笑，搞解构主义——这叫无招胜有招。”
余先生说他从小就爱看武侠，练铁砂掌，可能酒喝得有几分好了，说到这儿，还煞有介事似的推出一掌。他说：为人在世，我是最欣赏男子汉气概的，对权威的东西敢于反抗。不管女人男人，做为一个中国人来说，就是活一股气。气的底蕴在文化。中国人没法学习西方人的文化，也没法学习印度人的文化，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必须从自身文化的良性资源中转化出新的道路来。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脊梁骨，不举农民的例子，就说打工的人们在城市里，受尽了气，但他们坚强地活下去。活下去，这本身就是力量，这个力量可以应付一切。
余先生信守儒家的立场，认为儒家与生活相通相俱，是深深含藏在民族土壤和民族生命中的。“这不是我个人的，是中国老百姓的，我和他们是共命运、共呼吸；这个我深有体会，我在底层生活多少年了，我知道。我的立场就是儒学。”有了这样的气度，才能挺立起主体性，勇于接纳、融汇各种思想学说，找到儒学和它们的结合点。不争论、不对立，重要的是因应，从实实在在的层面证明儒学对于树立中国人的文化主体意识的作用。这才叫文化上站起来了。余先生认为，新左派在中国的表现实际上是个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