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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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群书2005年第11期- 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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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转变,也可以成个作家,或者学习文科方面其它学科,如新闻外语等。因为在此阶段,课程与一般初中距离不远,仅仅加强了古典文学和外语,所以困难不大。(2)在高中阶段也是三年。由于经过初中阶段的一番训练一番淘汰,可以专重在古典文学的训练,所以我们要求这阶段的学生,能有大学中文系三四年级同等学力。如能达到这样标准,那么成绩既已显著,出路也有把握,可能不会对学位名义,作过多的考虑了。即使有部分学生兴趣转变,但是也还是可以成为作家,所以初中的基础还是很重要的。(3)至于大学阶段,暂定四年。在此阶段,我们有同等学力的人参加研究院的考试,那么名义问题也就不成问题了。
  总之这个班的要求,是六年小成,十年大成。能不能达到这个要求呢?我想由于下列措施,是可能达到的。
  由小学应届毕业生中预先调查,及早选择,注意他理解力记忆力表达力等各方面,(当然政治是更重要的)第一步看他有没有才。第二步在入班以后看他肯不肯学,以成绩好不好作为此后逐步淘汰的根据。这样通过各方面的严格选择,我想是可以达到又红又专的标准的。
  教材的编写,略照学文示例的办法,尽可能把同性质同类型的教材汇集在一起,多方面的启发思想,使他们习惯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专修班的成功与否,全看这一类教材编得好不好,所以没有合适的人一同合作,就不可能进行这一工作。
  特别加强写作,重视表达能力,所以这一班的人数不应过多。因为要求改卷仔细就不能过多。尽管这个班为了节省经费,可以附设在某中学中,但是教师的选择和工作的进行,要照我们的计划。尤其是在初中阶段,写作更应特别注意。
  配备大学的教师教高中,高中的教师教初中,甚至有时以大学的教师教初中,同时再改进教学方法。我们想要求初中达到高中程度,高中达到大学程度,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大学阶段也就容易达到研究院程度了。所谓多快好省,是从这种措施来实现的。
  我兄如亦赞同这样办法,最好和周扬同志商量一下。因为我看到文科教材编选工作通讯中,俞铭璜同志向周扬同志的汇报中,提到过了组织专业队伍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意见很重要,而这个专修班的计划正是组织专业队伍的具体措施。所以认为时机成熟,特把当时想办专修班的意见,缕一陈如上,请审核。
  专此  并致
  敬礼
  弟郭绍虞
  八月十五日
  
  郭绍虞写这封长信的背景
  
  郭绍虞的信,只具月日而无年份,从行文来推测,应在1962年。其时,郭绍虞任复旦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叶圣陶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
  从历史资料来看,郭绍虞和叶圣陶有很深的交往,而这交往是因为有共同的倡导国学的志向。早在1921年1月4日,叶圣陶和郭绍虞就在北京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其他参与者有郑振铎、沈雁冰、许地山、王统照、周作人、孙伏园、耿济之等)。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文学社团。其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1947年3月2日,两人又在上海参与成立旨在支持新文字运动的中国语言学会(其他参与者有陈望道、章锡琛、周予同、方光焘、魏建功,郭沫若、郑振铎、马叙伦等)。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两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北京,但倡导国学的共同愿望并没有改变。郭绍虞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并兼任文学研究所所长,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和人才的培养;叶圣陶在北京主持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在教材选编中对国学给予高度的重视。
  从郭绍虞的信中看,在此前,为了培养中文(主要是古典文学专业)方面的人才,郭绍虞曾有过计划,叶圣陶也有所耳闻,只是因为或时机或能力有限而无法扶持而已。到了1962年,叶圣陶认为,郭绍虞的计划似乎有了实现的条件,故发电报催促郭将详细计划寄来。
  为何到了这一年叶圣陶认为郭绍虞的计划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从信中“我兄如亦赞同这样办法,最好和周扬同志商量一下。因为我看到文科教材编选工作通讯中……”之语,可得到解释。
  郭绍虞和叶圣陶均属教育系统,而周扬是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按常理来说,并无工作上的往来。郭绍虞何以要在信中说让叶与周扬商量一下呢?其中的原因,当时周扬正主持全国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而郭绍虞是当时文科教材编审委员的成员之一,并担任《中国历代文论选》的编选任务;而叶圣陶作为教育部副部长协同周扬一起来抓这项工作。
  编选文科教材的任务是1960年九十月间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确定的。会后,书记处书记彭真受总书记邓小平的委托向周扬下达了这一任务,并要周扬立下军令状,限期解决文科教材。当时的情况是,1959年到1961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曾经发生过严重困难。1960年八九月间,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措施,在农业、工业、科学、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政策调整。这是在当时那个历史阶段中党的指导方针的重要转变。重新编选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
  1961年4月12日,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扬宏大的建设工程。包括文科七个领域“文、史、哲、经、政、教(育)、外(语文)”,艺术七类专业“戏剧、音乐、戏曲、电影、美术、工艺美术、舞蹈”,几百部教科书或其他形式的教材,网罗了几乎所有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名专家参加。郭绍虞当然是其中的成员之一。周扬在许多场合阐述了编著文科教材的一系列指导方针。提出和确认了一系列合乎学术工作规律的工作方法,主要是主编负责制。所选定的主编,都是饱学之士。主编负责制的含义是,学术问题,参加写作的学者共同研究,但由主编最后拿主意,按主编的意见写。可以同一课程几种教材(如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分别由几位学者任主编,以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此后,在周扬主持下,这项泽被后世的宏大工程在全国教育界进行了5年时间,直到“文革”爆发。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因为深谙教材的编写与人才的培养是相互唇齿的教育理念,因感于国学式微的现实,叶圣陶涌起了借此东风培养中文方面专门人才的
想法,因而想到了老友郭绍虞曾有过的设想,这才致电(在那个年代,只有急事才发电报的)老友,让其速速将计划寄上。
  而对郭绍虞来说,有身为教育部副部长的老友的电文,加之“看到文科教材编选工作通讯中”,“俞铭璜”也“提到过了组织专业队伍的问题”。因而不但“觉得这个意见很重要”,而且认为“这个专修班的计划正是组织专业队伍的具体措施”,感觉到“时机成熟”了,才抱着热望,“顷接来电”就动笔写下这封长长的信。
  
  叶圣陶致信周扬,郑重推荐郭绍虞的设想
  
  接到郭绍虞的长信后,叶圣陶当然会细细阅读——信上留下多处他用红笔勾画的痕迹。8月23日上午,叶即致信周扬,郑重推荐。信(信以旧式写法,以空格格式示尊重,照录)全文如下:
  周扬同志惠鉴:
  闻  尊体违和,近方休养,惟珍卫得宜,早臻康复为颂。
  老友郭绍虞有创办中文专修班之拟议,以长函详述其宗旨与办法。我以为培植中文方面之基本队伍,今时诚有必要。从幼年打基础,较之半途钻研,功力自更深至。特重作品之诵习与理解,而辅之以史与理论之研究,尤为避免时弊之要着。郭君甚希得  高明之赞许与支持,俾得竟成其事。今以其来书附呈,幸  赐察览。倘承  大力相助,岂惟郭君私慰而已乎。敬礼
  叶圣陶  八月二十三日上午
  周扬读到信后,给秘书写下了“送教育部叶圣陶同志,原信保存”的便条,可见他是给叶圣陶复信了。至于复信的内容,因没有底稿留存,难知其详。撰写本文时,我曾电话请教《叶圣陶年谱长编》撰著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商金林教授,是否看到过周扬的回信。商教授的答复是否定的。所以,关于周扬是否支持这项动议,也没有答案。
  从我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郭绍虞这一倡议似乎并没有实行。设有实行的原因,也许从周扬这里就否定了,大概周扬只主抓教材建设而人才培养计划则超出了自己的工作范围。金教授的解释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根弦又绷紧了,即使周扬同意了,还怎么能有实行这样计划的环境呢?
  我赞同这一解释。因为任何一门专业人才的培养,不但需要经济作后盾,更需要宽松的学术气氛。具体到眼下媒体热炒的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一事,也是如此。撇开成立国学院的庄严意义不谈,但就国学院能够成立一事来说,事实上也是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才得以实现的。条件具备以后,怎样培养专业人才才是“硬道理”。从这点上来说,以愚之见,郭绍虞写于43年前的这份很完备的设想,比人大国学院所公布的培养计划可能更好一些,其借鉴意义不容忽视!
  另外,还需要提到的是,从叶圣陶郑重推荐郭的设想来看,他是非常赞同中文、或者说是国学要从娃娃抓起的。因为上述环境的影响,他的这一愿望没有实现。不过36年后的1998年,叶老的愿望终于得到部分的实现。
  1995年,叶老的公子叶至善与赵朴初、冰心、曹禺、夏衍、启功、吴冷西、陈荒煤、张志公九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在政协第八届会议上递交了一份《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的提案。《呼吁》开篇就振聋发聩:“我国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成一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长河,但时至今日,这条长河却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他们认为,避免这一危险的办法是尽快建立幼年古典学校。《呼吁》得到国家教委的重视和批复。1998年北京圣陶实验学校在政府的支持下正式成立。如今,这所学校已经办了7年了,成绩斐然。想来,若叶老地下有知,在感到欣慰的同时,也会再次郑重推荐老友这份计划书的。


李泽厚先生访谈
■ 李泽厚 陈 明 贺更行 王心竹
  陈明:看来状态还满好嘛,跟过年时电话里的多愁善感完全不一样。
  李泽厚:神气不错,我从不多愁善感。
  陈明:人都是安泰似的,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就会好一些。思想家就更这样了。
  李泽厚:《原道》怎么样啊,到底发行多少份,有五千份吗?卖得掉吗?
  陈明:现在都是出版社张罗。你要这样想,在很难出现民间刊物的年代,一个讲儒学的学术刊物能够坚持这么多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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