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就曾遭过可怕的雷击。后来，母亲就最厌恶雷电。哪怕有一点雷呜电闪，便心情抑郁，即刻大被蒙头，卧床不起。就这样，连饮食也受了影响，饭菜咽不下口。母亲生我的时候，营养不足，身体十分虚弱。更有甚者，据说那时正值闽江泛滥，洪水淹了无数的房屋、土地。大水不断地流进房屋里，母亲是在并排一起的几张大八仙桌上铺垫着被褥生下我的。据母亲说，当时我被哄睡的房间里还不时地有游鱼蹦跳进来呢。，正因为如此，我名泉字清源，都是与水深深有缘的名字。我亦时常觉得，我的性格像水而不像火，可能就是有此经历的缘故吧。
母亲厌雷，终生未渝，即使是后来到了日本，一有雷呜仍旧心情抑郁，只得卧床不起。也许我就是在那种环境中出生的缘故，幼时身体十分虚弱，养成了一副比两个哥哥都少言寡语、乖顺老实的性格。
在我父亲成年时候，以鸦片战争为开端，欧洲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瓜分更加变本加厉了。由于清朝政府腐败无能，社会陷入了动乱，盐商这一家业也无法正常地维持下去。因此，祖父死后，父亲他们几位兄弟会聚一堂，商量的结果是：将家产平分，各奔前程。
不久，我们一家也分得了一些财产，于是，全家离开生我的故乡——福州，踏上了去往北京的旅途。
北京
我父亲在二十二岁时，依靠母亲亲戚的照顾曾去过北京。在我出生前的一段时期，父亲曾经留学日本。留学为二年，毕业刚回国时，父亲看来像是什么大学预科出身的人。不过，留学的目的和学的什么全不知晓，也许父亲只是为了使自己加深阅历。总之，说来有趣，父亲从日本带回来的书，尽是些有关围棋的书刊和棋谱，而有关学问的书籍却几乎全无，看来父亲留学日本的时期，比起学问来，对围棋的热情似乎更大。而且，据说他还经常出入本因坊村懒秀甫创立的方圆社。
当时，中国虽说已经由于辛亥革命而成立了中华民国的政治体制，但实际状况离实现全国统一还相差甚远。那时我们一家徒居到的北京，就处在与革命政权完全相悖的行政管辖之下——即当时已经形成的所谓“北洋政府”。这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洋政府”，虽说是拥戴黎元洪为大总统，但实权都操纵在包括袁世凯派在内的军阀们的手中。其实际状态是以段棋瑞为首的安福派（亲日派系）和以冯国漳为首的直隶派（亲英美派系）的官僚及奉系军阀的大杂烩。这个大杂烩的实质与革命之前的陈腐状态毫无区别。父亲对此干知百晓，然而为了寻找在北京安居乐业的落脚点，只好决定先设法在平政院（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的机构）里谋一公职。
我们一家在北京城内民宅街的一角租住了一个宅院。这个宅院颇大，堂屋、厢房俱全。正房中间夹有一个大厅，两边各有二室，因而作为全家的起居室。厢房是东、西各三间，西面三间是书库、书斋和会客室；东面三间是佣人室、麻将室和食堂。佣人中有看门的、厨子、车夫、奶妈、女仆等十多个，他们在院内都各有自己的小屋栖身。我们一家的生活状况，当时在北京属中产阶级的一般生活水平，并非特别奢侈。那时物价低廉，每月给佣人的工钱除了奶妈最高为四元外，其余的都是二元左右。总之，据说若有二百元，就足够维持我们全家一个月的生活了。可是，当时父亲的薪金总是推迟发放，最甚之时半年内仅发一次。因而我们实际上是靠一点一点地典当家产度日。
那时，父亲才二十多岁，非常年轻，生来就是一个耿直单纯、不爱拐弯抹角和兜圈子的人。一次，不知怎的，说是车夫要求的车费超过了当初的约定，于是真的动了气，与车夫大吵大闹了一场。那时，在我孩提的心里，曾这样想过：别吵啦！多给一两个铜板不就完了吗？当时的官署是十分腐败无能的机构，若是在官署内没有本族的庞大势力，或是不拿出相当的贿赂买通各种渠道，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官升一级。由于父亲的性格与行贿之事格格不入，外公张元奇也已引退，后台势力变得
荡然无存，所以，指望父亲在官署中出入头地，简直是无稽之谈。
父亲的教导
父亲为了让我们三个男孩接受文官考试，很早就为我们聘请了家庭教师，不让我们上小学，对我们施行了严格的单独教育。学习的内容与过去只为进京赶考的科举考试的内容完全相同。从最初步开始，尽是些三字经、于字文、大学、中庸、唐诗选、古文选、左传这样的书，都是必须死记硬背的。
到四岁，我也与二位兄长一起被按在书桌前坐下，从早到晚，每天勤学苦读。父亲对我们的教育非常严厉，若是每天叫背的书背不下来，手就会挨板子打。到了深夜，书背不下来不让睡觉。记得母亲为此常常心疼地劝父亲说：“已经晚了，别让他们背了行不行？”可是，父亲还是不肯罢休。甚至本应是休息的星期日，由于父亲布置的课程有耽误的部分，必须补课，因而实际上我们连星期日都不得休息。不管怎样说，我最年幼，可是读书的份量与二兄毫无两样，何况我身体虚弱，可真是岁月难熬。那阵子，我胸肺有疾，每日都吐痰不止，不过好歹自然地全愈了。父亲这种刻板的教育方法，日复一日地持续到我七岁半为止。
我七岁时，不知刮的是哪阵风，父亲信了道教。于是，只见他每日往来悟善社，盘腿打坐。看来父亲像是对尽职官署感到绝望，经亲戚的入教劝说而动了真心。父亲生就是个好着迷的性格，热衷于书法时，立即买来千大堆字贴摹本；迷上了小说时，书库里顿时增添了一大批小说。这次也同样，没多久就成为道教的虔诚信徒。
后来，父亲终于觉察到在这种前途难测的混乱时代里，强制地对孩子们施行仿古式教育恐怕是毫无意义了。于是，辞去了汉学教师，给我的长兄聘请了英语、数学家庭教师，责令他为考中学做好准备。至于我，即便什么也不学，父亲也不管不问了。这件事可以说是父亲性好着迷的缘故，才造成了如此突然的大转变。现在回想起来，若无父亲的这次大转变，我肯定不会作为棋士来到日本的。
父亲自从往来悟善社后，每天回到家也要在下午三点和晚十点，各盘腿打坐一小时，另外，从那时开始，时常与孩子们一起玩军棋。官署那里，即便去上班也无甚要紧的工作，所以父亲那阵子想去就去，想不去就在家里玩。特别是父亲钻研起军棋来，并且编排出许多新的玩法。当时他编的新玩法曾照成相片登载在《北京晨报》的画报刊物上，因而博得了许多读者的喜爱。后来不知不觉中，父亲也教孩子们玩起围棋来了。并且，当父亲了解到兄弟当中我学棋最快，便渐渐地着重对我一个人用力施教。
父亲首先教我们掌握了围棋规则，然后将收藏已久的围棋书翻腾出来，让我们每天摆棋书中的棋谱。当我觉得围棋非常有趣的时候，自己便主动地想学棋了。那时，父亲腾出更多的时间在我身边寸步不离地守着，指点我研究棋谱。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恩议，我对于围棋的记性特别好，只要是摆过一次的定式，再复杂也能记住不忘。那阵子，我每天从早上九点起开始摆棋谱，直摆到夜里十二点左右。由于学棋过于着迷，惹得母亲心疼起来，有几次竟狠心地把棋盘藏了起来。
父亲起初既让我看中国的对局谱，同时还让我学他从日本带回来的日本棋谱。后来，又为我订购了由日本方圆社发行的月刊杂志《围棋新报》的合订本。那书一到手，我便如饥似渴地捧住不放了。《围棋新报》合订本分为三册，合计有六百局的对局谱，并附带有村懒秀甫的简单评论。合订本是相当沉重的书，尤其是第二册、第三册最重。因为我每天只手擎书学摆棋谱，所以，左右两手支撑重量最吃力的中指，现在仍然是弯曲着的。
然而，父亲仅仅是将大量的棋谱给我看，并未像现在的先生那样热心细致地教过我。只是有时他自己先看看棋谱的解释，然后让我猜测下一手走在哪。或在学摆日本的棋谱时，将日文的解释译成易懂的语言来教我；再就是实战对局时，除了父亲自己作我的对手外，还让他的棋友也来当我的对手。
也不知是什么缘故，我只要一学起棋来，从来都是忘我痴迷、不知疲倦。从学棋开始到第二年我九岁时，便可与父亲势均力敌地平摆了。父亲的棋并不那么高超，可能比过去的业余初段还稍微弱些。
到我十岁时，父亲为了让我们见见世面，开始带我们兄弟三人到当时北京唯一的“棋会所”——“海丰轩”去下棋。其实那里与日本的“棋会所”不同，问面上是个小吃店，店的里面才是个下棋的场所。当时北京的围棋迷们云集那里，并时常下赌博棋。客人从赌金中抽出一成作为入席费付与店家。父亲好像也是那里的常客之一。另外，当时北京有名的棋手如顾水如、汗云峰、刘隶怀等常常出入于此，父亲请他们与我弈棋，记得首次对局好像是让五子左右，不过当时的胜败都已忘记。
顺便一提，中国的棋盘与日本的不同，大都是用布制做，比日本的稍微大一点儿，另外，棋子的底部是平的，形状像是将一个小球切去三分之一，可以想象成一个小馒头的样子。因此，说起下棋时的“投子”，实际上是将棋子摆于盘上，或是将棋子推放到某一点上，并不像日本的棋石落盘时能发出“啪”、“啪”的那种惬意的声音。另外，中国最上等的棋子是云南石，棋盒属紫檀木的最为珍贵。
父亲之死
1925年，父亲不幸患了开放性肺结核病，由于病情急剧恶化、吐血不止，两个月后便成为不归之人了。死时年仅三十三岁，我当时只有十一岁。
父亲临终的前几天，将我们三个男孩召集至病榻前，吩咐将遗物分赠给我们——给长子浣以习字用的拓本；给次子炎以小说；给三子我以围棋棋谱。这些都是父亲遗言的代替物。特别是习字的拓本与小说，全都是父亲生前非常喜爱的东西，曾经满满地收藏在很大的行李箱中。后来，大哥作了官，二哥成了文学家，我跻身棋士。所以，我们兄弟三人都是遵循父亲期待过的道路而笃行进益的。
父亲弥留之际，还发生了一些事，其中我至今还清楚地记着，母亲为了使父亲免遭一死，曾经向神乞求并许过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因父亲刚刚三十三岁，正是年轻有为之年，而且，上有老母、下有妻小，若撇下全家而去的话，对母亲来说日子可太难熬了。于是，母亲为了使父亲多活几年，向神乞求并许．愿道：“让三个男孩的寿命各缩减五年，将那十几年赐给他爹吧！”接着，母亲为了请神能“听”到她的祈祷，向诸神苦苦地哀求过、然而，得到的神谕却是“前世因缘，无可奈何”。
结果，母亲白白地祈祷了许久也未能如愿以偿。却说父亲死后，母亲对神许下的“孩子们的寿命各缩减五年”之约言，又必须要解除、撤回，因此，按照道教的方法，在黄纸上写好”解愿书”，由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