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鲍罗廷共向商议，计划在这次大会上，通过对西山会议派的批判，狠狠打击右派，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国民党党籍，以进一步巩固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同时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选举中，多选左派，争取共产党员占1A3，使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占优势。 但是，这个正确的计划却遭到了陈独秀的坚决反对。这时陈独秀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他曾义正词严地批驳右派，而内心世界相当复杂。他对右派攻击党团活动感到极其为难，认为这都是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所引起的难题。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这无异是熔化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但要国民党员默认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事。这种困惑的心情迫使他在与国民党右派更为复杂严峻的斗争中作出选择，或者努力争夺对国民党的领导权，或者是主张退出国民党。 1925年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当选为新一届的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为宣传部主任，瞿秋白、蔡和森为宣传部委员、张国焘为工农部主任，并由这5人组成中央局。当选为中央委员的还有李大钊、项英、谭平山、李维汉。这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 共产党人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就立即付诸实践。于5月1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166个工会的281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有组织的工人54万余人。大会选出林伟民、刘少奇为全国总工会正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大会闭幕后不久，便掀起了全国大风暴的五卅运动。 5月7日，上海日本资本家联合组织的日本纺织同业会开会，以工会系共产主义指挥下为由，悍然决定不承认工会，扬言工会如组织工人罢工，就采取强硬态度关闭工厂。5月10日之后的几天内，日本资本家无故开除工人代表几十人，日本人还蛮不讲理，手持铁棍乱打工人。5月15日下午5时，内外棉七厂夜班工人五六百名工人照常上班，日本厂主不准工人进厂，工人群起质问日本厂主：我们并未参加罢工，岂有拒绝工作之理。 日本领班和包打听一见工人进厂，就举木棍铁棒对手无寸铁的工人行凶，好几个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站在队伍前面的青年工人顾正红看见已有好几个工人被打伤，他满腔怒火，高喊：“东洋人打人啦！”并带领众人冲入物料间，每人持一根“打梭棒”，作为反击的武器。 内外棉厂副总大班元木和七厂大班川村，带着手枪，率领一群流氓打手，杀气腾腾来到门口，对准顾正红开了一枪，他毫不畏怯，忍着疼痛，高呼：“工友们，团结起来，斗争到底！” 川村又接连向他的腹部、头部放了两枪，并以腰中的毒刀猛刺顾正红头部。顾正红终于卧倒在血泊之中，虽经工友们送医院抢救，但由于伤势过重，壮烈牺牲，年仅20岁。这次血案还有11人受重伤，几十人受轻伤。 陈独秀以总书记名义多次签发中共中央通告，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各社会团体发表宣言和通电，反对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同胞，募集捐款，支援罢工工人。5月24日，上海工人8000多人在闸北潭子湾工人俱乐部举行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但是，上海工人、学生因为募捐活动和参加公祭顾正红大会，被巡捕房捕去几十人。学生们闻此消息，义愤填膺，结队去会审公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遭到无理拒绝。 5月28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地委举行联席会议，陈独秀、恽代英、李立三、蔡和森等参加了会议，决定分头向各学校负责人谈话，向学生进行宣传，动员和组织学生于5月30日到租界进行反帝大宣传，声援工人，营救被捕学生。 30日，约有3000学生上街演讲，听众十分激愤。下午，身高虬髯的巡捕前来驱赶群众，学生与之冲突，马路上一时人声嘈杂，反帝呼声更趋高涨，捕房捕头慑于群众声势，疯狂地下令逮捕学生。学生和听众睹此惨状，个个义愤填膺。 老闸捕房前已是群众云集，水泄不通，口号雄壮，声震屋瓦，传单飘飞，满蔽天日，群众的激昂情绪达到沸点。捕头和副捕带领巡捕22人，排列在捕房门口，捕头下令巡捕向示威群众开枪，副捕头首先向人丛射击，发出一弹，于是全体巡捕连开两排枪，南京路上顿时血流遍地，死伤狼籍，酿成震惊中外的五卅血案，被杀害的革命群众13人，重伤数十人。 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陈独秀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决定宣布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建立反帝联合战线组织，领导上海人民掀起罢工、罢课、罢市三罢斗争。中央领导进行了分工，由陈独秀居中指挥。 戴季陶在五卅运动中看到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日益增强，忧心忡忡，觉得再也不能沉默，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一方面斥责国民党右派“腐败卑劣”，不干实事，到了用“反共产”的口号来掩护自己不能信仰三民主义、不能革命的罪恶；另一方面着重攻击共产党，在高谈“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的同时，诋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共产党。他说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只能是三民主义，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采用“寄生政策”，极力主张将共产党员从国民党里驱逐出去。 陈独秀立即在《向导周报》发表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批判了朋友戴季陶，说戴在对于共产派的态度，与右派谢持、马素等人无甚出入。陈独秀对戴季陶的批判是及时的，立论也是正确的，但没击中要害。对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上缺乏认识，批判不力，斗争不坚决。他把戴季陶排除共产党，夺取领导权的斗争，皮相地看作为政党的阶级属性问题，他们争论的论点似乎是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时间早晚问题。因此，陈独秀在批判戴季陶的同时，便准备退出国民党。
第四十一章 中山舰阴谋
陈独秀在1925年10月，共产党北京第二次中央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共产党员应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陈独秀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事，自始就缺乏信心，一直以客卿自居，国民党内一有风吹草动，他总不免有悔不当初之感，嚷嚷着要退出国民党，他和戴季陶的出发点不同，但殊途同归。
陈独秀的意见受到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委员们的一致反对，使他未能坚持自己的主张。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其精神是积极的，但并非是完满无缺的，其中规定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这个规定当然不利于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
北方政治形势的恶化，使陈独秀的思想又发生了变化，他片面地认为郭松龄倒戈失败，奉系军阀气焰复张，并与吴佩孚勾结起来，冯玉祥的国民军正处于四面受敌的情况下，表明革命低潮到来了，一味主张在革命统一战线方面要执行让步的策略。
于是，陈独秀同张国焘一起代表中共中央，约请参与过西山会议派活动的叶楚伧、邵元冲、孙科在上海，就国共关系问题举行会谈，向他们表示：“中共并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俄国的发展，主张不要无产阶级，只通过农民革命推翻专制，而且反对这种企图。中共中央已通知各地党部，多推选国民党人士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亦不希望在大会的中央委员改选中，增加中共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人数。”还邀请他们回广东参加国民党“二大”。会谈中双方就继续合作达成了几点协议。
陈独秀又急不可耐地给中共广东党组织写信，要他们欢迎这些右派回广东参加大会，选举国民党中央委员时，要尽可能地把各方面的人物都包罗进去，说这样可以团结国民党。陈独秀提出的国民党中委候选人名单，有很多人是国民党右派分子，陈独秀还把完全附和他的张国焘派到广州，担任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中共党团书记，指导中共在大会的活动。
张国焘到广州后，立即召集中共广东区委负责同志和鲍罗廷开会，要求贯彻执行陈独秀的退让政策，鲍罗廷说：“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仍应向右派势力进攻，以期广东局面获得进一步的巩固，此时决不应退让，因为退让政策会助长右派的气焰。”
广东区委赞成鲍罗廷的意见，反对同孙科、邹鲁、叶楚伧等人的协议。鲍罗廷气愤地质问张国焘：“为甚么广东方面将那些阴谋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右派分子驱逐出去了，现在你们却又要将他们请回来？”张国焘回答说：“孙科等人是中派，中央既已与他们有协议，自不能中途变更。这不是退让政策，这是中共自谋独立发展和巩固国民革命阵线所必要的措施，不应要求修改，而应切实执行。开除西山会议派和使中共党员增加在国民党中央的比重，并不算是甚么真正的革命进攻。”
张国焘还向汪精卫表示，在选举国民党中委时，可以减少中共的名额。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共278人，其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代表168人，中派代表65人，右派代表45人。大会主席团由汪精卫、谭延辏А⒌嗽笕纭⑻菲缴健⒍骺税屯肌⒍∥┓凇⑺吻炝涞�7人组成，秘书长是共产党员吴玉章。
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代表中占多数，他们参加了大会的各个主要机构。在大会上，汪精卫作了政治报告，林伯渠作了代表大会筹备经过报告，谭平山作了党务和代表资格审查报告，毛泽东作了宣传工作报告，邓颖超受何香凝委托作了妇女运动报告，蒋介石作了军事报告，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作了大会发言。 大会对西山会议派表示强烈愤慨，但蒋介石和孙科却秘密策划阻挠大会对西山会议派的处理。他们看到这个企图不能得逞时，就把出席大会的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部分代表召集起来，让汪精卫出面以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代表名义，向大会提出，对西山派尽量从宽处理，但却遭到多数代表的反对和批判。
大会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决定永远开除谢持、邹鲁的党籍，给予居正、石青阳、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叶楚伧、邵元冲、林森、张继、张知本等12人警告处分，责其改正错误，限其两个月内，具复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若有不接受大会警告，是甘心背叛本党，即开除其党籍。唯念戴季陶为党奋斗有年，翊赞总理，改组本党，颇有勋劳，大会促其猛省，不可再误。
大会还通过决议，继续聘请鲍罗廷为国民政府顾问。并赠送鲍罗廷银鼎一座，上镌刻“共同奋斗”4字。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时，由于张国焘坚持对右派的妥协退让，新当选的36名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员只有7人，即林伯渠、李大钊、于树德、杨匏安、恽代英、吴玉章、朱季恂，加上国民党左派朱培德、谭延辏У热嗽谀冢挥�14人；国民党右派、中派则有15人，孙科、戴季陶、胡汉民、伍朝枢等右派都当选了。12个中央监察委员中，右派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