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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委又同意了毛泽东的提议：让他暂时离开军队工作到闽西养病和指导地方的工作。7月8日，毛泽东偕妻子贺子珍以及蔡协民、江华、曾志等同往闽西特委所在地蛟洋。朱德惦记着毛泽东的安全，调了1个连的士兵担任毛泽东的警卫。
第十二章 诱敌深入
红四军前委向中央上报了“七大”决议案及其文件；毛泽东也给中央写了几封重要信件。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对红四军党的“七大”提出批评，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负责任绝不是家长制，主张事事都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是极端民主化。中央要求红四军派领导干部去上海汇报情况。陈毅便经上杭、龙岩、厦门、香港赴上海。朱德代理前委书记。陈毅在上海很快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接上头。李立三同陈毅曾一同赴法国勤工俭学，一同被押送回国，他听了老同学关于红四军“七大”的情况汇报，表示尽快向政治局报告，并要求陈毅尽快写5个书面材料：《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德、毛泽东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德、毛泽东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举行秘密会议，听取陈毅的汇报，出席会议的有总书记向忠发及政治局成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陈毅作了全面而详细的报告后，政治局决定以李立三、周恩来、陈毅3人组成委员会，起草对红四军的指示文件，交政治局通过。
李立三、周恩来、陈毅多次交谈和讨论后，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委托陈毅执笔起草《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政治局于9月28日讨论通过了《指示信》，陈毅便受中央的委托，回红四军去向有关同志做好解释说服工作。陈毅于10月中旬回到红四军，立即同朱德见面，首先询问毛泽东的近况，朱德告诉他毛泽东养病尚未回来。10月初，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有许多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彭祜、郭化若起草了一信请毛回来。毛回信说不能回来，他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回来。这些话对陈毅震动很大。陈毅在上海期间，在同周恩来、李立三的交谈中，已认识到自己有调和折中的错误，他主观愿望虽然是为了维护党内团结，但没有支持正确的主张，实际上是压抑了正确主张。他这次回来，就是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倾向。因此，陈毅说：“毛泽东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自己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陈毅详尽地向朱德介绍了党中央对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并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指战员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当天夜里，前委召集会议，由陈毅正式传达中央的指示信。会后，陈毅派专人把中央的指示信送去蛟洋给毛泽东，并附自己一信，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
毛泽东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陪同下，心情舒畅地从蛟洋到达汀州。毛泽东表示愿意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陈毅诚恳地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详细介绍了上海之行，并转达了李立三对毛泽东的问候。毛泽东说：“‘八大’时我因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
毛泽东同陈毅的感情已经和好如初。毛泽东开始作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他深入部队调查了解情况，倾听战士们的意见，从一个部队到另一个部队，召开战士座谈会，分批会见红四军的各级指挥员，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诚恳地同他们交谈，启发他们的觉悟，他还走访了一些农村，征求农民对红军的意见，听取他们的批评。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准备了文件。12月下旬，红四军在闽西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
会上，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诀议，即《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在这里把主观主义同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等错误思想一并提出，加以分析和纠正。指出这些错误思想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散漫性，它的结果将会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位一体的任务，必须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
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罗荣桓等为前委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会后，红六军成立，黄公略为军长，陈毅为政委。1930年2月7日，毛泽东在吉安东固的陂头村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前委、红五军军委、红六军军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称为“二七会议”），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4、5、6军共同的前委。选举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黄公略、陈毅、邓子恢、滕代远、郭贞、曾山、王怀、方志敏、潘心源、刘士奇、谭震林、张鼎丞、袁国平、李文林等为前委委员，毛泽东、朱德、曾山、刘士奇、潘心源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毛泽东为书记。
“二七”会议后，又成立了红十二军，伍中豪为军长，邓子恢为政委。1930年3—8月，在中共中央常委、组织部长、军事部长周恩来去莫斯科期间，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工作落到李立三肩上，李立三便在全国推行了他的暴动计划和“左”倾理论。是时，中国共产党仍处在幼年时期，苏共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又干涉过多。
1928年6—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苏共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一种错误倾向：由反对机会主义而变成反对知识分子。布哈林在报告中责备了张国焘和瞿秋白，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六大”选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5人和候补委员3人，他们是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李立三、徐锡根、杨殷。由于过分强调领导层的工人成份，做过船工和码头工人、大革命时期担任过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被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向忠发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能胜任，无法起决策作用，党的实际领导工作由周恩来担任。由于政治局常委蔡和森很快被撤了政治局委员和常委职务，苏兆征于1929年2月病逝，李立三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候补常委，被补为政治局委员和常委。
1929年8月下旬，不幸的事件发生：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候补常委、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因叛徒告密被捕牺牲。
中共中央立即采取措施。周恩来接任了中央军事部长。他为了准确及时地掌握敌人的情报，要求陈赓负责，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打入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务机关，及时了解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共产党秘密机关准备进行破坏的各种动向。共产党在早些时候已建立了第一个反间谍关系：陈立夫的亲信、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杨登瀛（鲍君甫），提供了不少情报。1929年末，又派遣了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打入国民党的高级特务机关，钱壮飞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对保卫党中央作出了巨大贡献。
周恩来去莫斯科，是因为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矛盾已发展到十分尖锐的地步。共产国际在1929年初夏派了1个德国人和1个波兰人到中国来，组成远东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常委开会，会前或会后都要由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同他们商议。是时，蒋桂战争后刚掌握广西军政大权的俞作柏、李明瑞酝酿反对蒋介石，寻求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中共中央派邓小平以中央代表身份前往广西，同俞作柏、李明瑞接洽，领导当地党的工作，准备武装起义，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动了左、右江起义，建立了红七军和红八军。远东局指责中共中央“勾结军阀”。在富农政策问题、游击战问题上，双方发生争论。远东局主张一定要把反富农问题写上党纲，又认为游击战争一定会失败。周恩来等不同意这些意见。远东局没有同中共中央商量，便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断言中共中央犯了右倾错误，即：一是富农问题，二是“勾结”俞作柏问题，三是在赤色工会问题上动摇。这对中共中央震动很大，政治局派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同远东局讨论这些问题，连续开了两天会议，不但没解决任何问题，反而谈得很僵。政治局决定派周恩来去莫期科，直接向共产国际反映中共中央的意见。周恩来一走，向忠发便依靠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李立三又因周恩来离国，代表周参加组织局的工作，这样，李立三便成为中共中央的决策人物。
李立三本有“左”倾急性病，他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认为全国范围内的直接革命形势已经到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的长篇报告，说：“有首先在这一省或那一省爆发革命高潮而马上普遍到全国的可能。”政治局根据李立三的报告，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随后，党内“左”倾错误继续发展，并部署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
李立三此时还抛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夺取一省或几省革命胜利的全国总暴动计划。在这一计划下，红军的编制一再扩大。
朱德、毛泽东的部队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总参谋长朱云卿，总政治部主任杨岳彬。下设第一、三军团，每个军团下辖3个军：第一军团总指挥 朱 德，政委 毛泽东 参谋长 朱云卿政治部主任 杨岳彬 红三军 军长黄公略，政委蔡会文 参谋长 周子昆 红四军 军长，林 彪，政委 彭清泉（后为罗荣桓），参谋长 陈奇涵，政治部主任 李 涛，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 ，参谋长 林 野，政治部主任 谭 政，红二十二军，军长陈 毅，政委邱达三；第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政委滕代远 参谋长，邓 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红五军 军长彭德怀政委张纯清，政治部主任吴溉之。红八军 军长何长工（前为李灿）政委 邓乾元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红十六军军长 孙荷宠，政委 黄志敬，政治部主任吴天翼；贺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