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公布了蒋介石允诺的6项条件，并以不客气的口气说：“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蒋氏在此种情况下，不敢贸然轻举妄动。正当中共努力转变形势的时候，不料东北军少壮派团以上军官60余人带着100余名团级以上军官签名的文件，来到杨公馆来见杨虎城，孙铭九首先说：“副司令临走时手令东北军听杨主任指挥，现在中央不讲信义，扣留了副司令。我们东北军的头头无动于衷，置之不问，我们大家签名，请杨主任指挥我们作战，我们只要求中央放副司令回来，别无其他目的！”
他边说边哭，60余人也跟着放声大哭。还有人说：“副司令回来之后，命令我们缴枪，我们也心甘情愿！”
杨虎城流着眼泪说：“张将军被扣，我心里非常难过。我俩人共同搞了这件大事，现在要我一个人来支撑这个局面，我实在是力不从心啊！”
原来张学良离开西安后，东北军很快分化为新旧两派。老派以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荃、高崇民为首，认为为避免内战，应采用和平方法营救张学良。他们在王以哲的病榻前开会，王以哲说：“副司令虽然不在，东北军还有我们嘛。既然顾祝同他们提出要我们从渭南前线撤兵，为了避免冲突，那就先撤兵罢。”
这话传到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为首的“抗日同志会”的少壮派那里，认为老派这样做是取媚南京，投靠老蒋，企图取张副司令而代之，以换取升官发财的机会，对他们很不满。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等从杨公馆出来，便到中共中央代表团住所。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刘鼎等正在开会，少壮派闯了进来，孙铭九抢先说：“我们坚持先让张将军回来，尔后从渭南撤兵，你们代表团是否同意？”
应德田接着说：“东北军不同于红军，它是以少帅个人为唯一中心的团体，有副司令在，这个团体能够维持；副司令不回来，这个团体失去中心，可能很快走向分歧、涣散、崩裂、瓦解。在这危难关头，为东北军前途计，必须先把副司令营救回来。”
周恩来站起来回答说：“东北军的情况，我们十分了解，我们极愿把副司令营救出来，但不撤兵很易引起战争。战局一开，你死我活，他们更不会放副司令回来。共产党与蒋介石是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关系，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但现在以战争方式要求副司令回来，没有什么好处。” 苗剑秋立时恼了：“既然不帮助我们打仗，你们红军开到关中干什么来了？你们不帮，我们也要打，难道说你们就袖手旁观，看着蒋介石消灭我们？！”
孙铭九跪在周恩来面前，哭着说：“你们不同我们合作，咱们岂不是破裂了吗？我们这样各顾各，张副司令就完了！”周恩来只好说：“别吵别闹！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明天答复你们。”周恩来、叶剑英连忙去渭北云阳镜红军司令部驻地，与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等一起研究。翌日清晨赶回西安，通知杨虎城和少壮派：“只要你们团结一体，意见一致，中共绝不会对不起两家朋友。包括打仗在内，红军愿意联合东北军、西北军，同中央军决一雌雄。”
第三十五章 卢沟狮怒
周恩来、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等，在王以哲住所召开三位一体会议。于学忠是张学良手谕里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王以哲、何柱国派人把他从兰州接来。他在1月31日晚上来到西安，便参加了这次会议。少壮派急于知道会议结果，便坐在隔壁堂屋里旁听。
王以哲道：“和也好，打也好，要快快决定。和平撤退的条件已经与顾祝同谈妥了，这样犹犹豫豫僵持着是有危险的，是军事上最忌讳的。”于学忠接着说：“我看还是根据鼎芳（王以哲）的意见，和就和了罢。要打，我的队伍在兰州一下子拉不过来。”何柱国表示同意王以哲、于学忠的意见。杨虎城道：“从道义上讲，应当主战，我们十七路军是不打算撤退的。现在张副司令不回西安，我是压不住阵的。我们十七路军在捉蒋、放蒋以至释放军政大员、放走飞机等一系列问题上，都跟东北军兄弟采取一致行动，现在又怎么能例外呢！既然你们现在坚持撤兵，我们就听从你们的意见，和平解决罢。”
周恩来很为难地说：“我们以你们两方的意见为意见。不过我想提请你们双方都要高度注意自己内部的团结，耐心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恐怕还会生出枝节，形成想不到的风波。”
少壮派群情激愤，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何镜华、刘启文、邓玉琢、于文俊、商亚东、文英奇、杜维纲，王协一等等36人于2月1日晚聚会。他们认为不救张学良的不是杨虎城，也不是中共代表团，而是东北军的将领王以哲、何柱国。于是他们遂作出决定：于文俊带一排人枪杀王以哲，商亚东、王协一带一排人枪杀何柱国，派人杀害宋学礼、徐方、蒋斌等，派人看守住于学忠，阻止他飞返兰州，同时在街道贴出除奸标语。
2月2日凌晨，于文俊带领一排人奇袭王以哲住所，于文俊带着排长闯进王以哲卧室。病在床上的王以哲听见枪声，手枪又不在身边，情知不妙，索性坐起来。于文俊对王以哲拱拱手：“军长，学生对不起你了！”
举枪对王以哲连发十几枪，王以哲身中9枪而亡。商亚东、王协一带人去何柱国住所，结果扑了个空。原来何柱国见局势严重，怕被少壮派暗杀，便躲在杨公馆内，请杨虎城保护。少壮派数人又冲进周恩来的办公室。
周恩来见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便明白了来意。他霍地站起来严厉训斥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们是在犯罪！”这几个青年军官气焰顿敛，低头不语。周恩来又进一步开导他们认错。他们自觉惭愧，流着泪跪下认错请罪。王以哲被杀，谣言蜂起。国民党特务恶意挑拨，说少壮派杀王是受共产党指使的，共产党要杀一批军长、师长，打出红旗。
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带着李克农、刘鼎来到王以哲的家里，这时离王以哲被害只有一个小时，他们是最早赶到的，家中乱成一团。周恩来安慰王夫人说：“王将军是东北军的元老功臣，也是我们党和红军忠诚的朋友。是他最早沟通了我们和张将军的关系，亲自参加我们和张将军的延安会谈，在这次兵谏中，他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友情我们党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的功劳，中国人民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不幸被杀，这不仅是东北军的损失，也是全国老百姓的损失！”
周恩来边说边流眼泪。说完便迅速帮助搭起灵堂，料理后事。这消息传出后，东北军高级将领深受感动，解除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会。王以哲被害激起东北军官兵的愤慨，驻防在渭南的东北军立刻调转枪口向西安开拔，前锋到达临潼。他们提出：孙铭九等必须离开西安。
杨虎城同周恩来派人找孙铭九等，问他们何以自处。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经过彻夜商量，提出3个方案：第一，他们3人引咎自戕；第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第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周恩来考虑到少壮派在发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他们错杀王以哲的动机还是想拯救张学良，不能随便牺牲他们，毅然地决定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把他们送到红军驻地。周恩来遂派刘鼎护送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文英奇以及同志会的几个人去云阳镇。何柱国密令缪澄流、刘多荃分头对少壮派进行严格搜捕。于文俊被剖腹挖心，已晋升为少将旅长的高福源与枪杀王以哲之事毫无关系，刘多荃却认定他是少壮派，即派人将他暗杀。这位有胆有识的爱国将军，不明不白地牺牲了。蒋介石很快将东北军的几个军调往豫南、皖北、苏北地区，驻地分散，不相统属，均直接归军政部管辖，从而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蒋介石因兵谏刚刚过去，不便立即公开地对杨虎城下毒手，他一方面差顾祝同对杨甜言蜜语，拉拢言欢、缓和对抗情绪；另方面以极其隐秘的方式布置特务，寻找第三者暗杀杨虎城。陈立夫找到曾被杨虎城枪毙的西安大绅褚小毖之子褚龙吟谈话，极力鼓动他为父报仇：“具体事情有人替你干，只要你出面承认你是为父报仇就行。”不料褚龙吟颇有正义感，一口回绝了。特务对他恫吓，他便从南京逃回陕西富平乡村牺身。特务又策动被杨虎城处决的地方武装头子甄士仁之女甄芝彦，为父报仇。甄芝彦潜至潼关，进步学生彭毓泰偶然得知此事，良言规劝，晓以大义，甄芝彦迷途省悟，特务的阴谋又一次破产。
3月底，蒋介石命杨虎城出国考察。蒋介石对付有才干的地方将领，第一步是调离部队，削其兵权。没有了兵权，第二步便可以任意处置了。杨虎城在蒋介石的逼迫下于6月29日前往欧美考察，11月回国，他途经香港时，周恩来派张云逸去看他，建议他直赴延安，免遭蒋氏暗算。杨虎城婉拒，执意要去南昌见蒋。杨虎城到了南昌，即被特务逮捕，1949年被杀害。张学良被蒋押送到台湾监禁，此是后话。
汪精卫于1937年1月21日抵达香港，受到国民党中央所派的代表邵力子、周佛海、周启刚等人的迎接。邵力子和周佛海原都是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邵力子在加入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之前，就是国民党员，因此，他在1926年脱离了共产党，1931年任陕西省主席，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派蒋鼎文接替了他的职务。
周佛海曾是中共“一大”代表，1924年他接受了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之约，任宣传部秘书，不久便脱离共产党。1926年之后，周佛海反共投蒋，并成为蒋氏的智囊团人物和国民党的“理论权威”之一。汪精卫在邵力子、周佛海等人陪同下，来到南京。1937年1月20日，汪精卫就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并主持会议，决定2月15日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中共得知国民党即将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便于1937年2月10日发出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著名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5项要求和4点保证，促使国民党改变政策。
2月15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幕，汪精卫在开幕词中不再提“消灭中共”和“抗日必须统一”的滥调，而提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收回已失的领土”。但蒋介石又提出“根绝赤祸案”，这使大部分与会者不知所以然，他们不知蒋介石到底玩什么花样，他一会儿讲再也不打内战了，一会儿又“讨赤”。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不敢吭声，但一些爱国元老却仗义执言了。
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同亲日派展开激烈的争论。宋庆龄领衔，和何香凝、冯玉祥、张人杰（张静江）、李石曾、孙科、鹿钟麟、李烈钧、梁寒操、经亨颐等13人联名提出“恢复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宋庆龄又发表了《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