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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语词“票房”紧邻，“班房”主题一经吴思潜心打捞，也顿时变得光怪陆离，博大精深。权威词典《辞海》1979版关于“班房”的解释为“看押犯人场所的俗称，指看守所、监狱等”。这种解释其实正是大部分人对“班房”概念的印象式理解。可其实，“班房”一词的初始义项是指官衙或私人府第差役值班休憩之地，“班房”专指监狱，是后来的事。并且，在不同的地理文化中，“班房”称谓五花八门。在四川，班房叫“卡房”，而在其他一些地区，班房则被称之为“官店”、“差馆”、“押馆”，或干脆称之为“洗心迁善局”。令人喜出望外的是，沿着这条语词义项或加或减或宽或窄的小径，吴思逐一考证出近现代诸如“牛棚”、“学习班”、“小黑屋”、“整风班”、“黑干学习班”、“可教育子女学习班”等繁多语词与“班房”概念间的微妙之差以及奇妙之同。吴思的发掘让人忽然明白，有史以来的所有语词其实正如一座迷宫般的大厦——在那里面，很多看似风马牛的语词间，其实暗道相通，暗窗明灭。而吴思所为，正在于打通暗道，开启暗窗……最终，吴思化简为繁，以一个简单到家的“灰”字作结。比如，上述那一间间名目繁多的“监狱”，即被吴思统一命名为“灰牢”。
如你所知，此时此刻，那个被吴思挑选出来的简简单单的“灰”宇，与生活中吴思个人的色彩经验、美学偏好等等，已全无关系——那个原本简简单单的“灰”宇，已成为吴思观察视角中最重要也最恰切的一种颜色。除了他在本书中批量杜撰而出的诸如“灰钱”、“灰帮化”、“灰帮分子”、“灰帮身份”、“灰帮优势”、“灰色税费”、“灰色时段”、“灰帮化机制”等庞大“灰系列”语词外，书中几乎所有与“潜规则”相关的语词，无不与“灰”里外相关；不仅“潜规则”本身也是“灰规则”，所谓“元规则”即所谓规定“潜规则”的规则，又有哪条哪款可能光天化日公之于众？还不都是掖着藏着躲躲闪闪地“灰”着？于是，也就知道，正是通过对这个“灰”字的挖掘，吴思在将原本一个皮相单薄、抽象空洞的“颜色”激活之外，还用它连缀起了被我们称之为历史的那个无垠混沌空间——是映射当下，也是辐射古今，直至扫射被遮蔽、被掩盖乃至被遗忘的无数历史死角……巧思巧智，举重若轻。吴思令人赞叹。
在《血酬定律》篇首，吴思开宗明义：“近一两年，母语中的自我表达和自我命名，多次给予我巨大的启发，在先民智慧的引导和帮助下，我借用或改造了一些来自民间的词汇，还杜撰了一些词汇，称呼那些未经正式命名的山川雪原。祖国的语言是一座宝库，先行者要在雪中觅食，不得不去细看，不能不去强说，不得不努力理解那些事物之间的关系，看、说和理解的成果，积淀为母语的词汇和叙事，其中凝结了中国人民的智慧”（8页）……从这段坦陈中可以发现，吴思对语词的“细看”也好，“强说”也罢，绝非被动或盲从。直接说，关于这一切，他不仅蓄谋在先，而且蓄谋已久因此，他的《血酬定律》固然可称一本振聋发聩的读史专著，但其副产品——那个被他一砖一石搭建而成的“灰色词库”，对于读者的重要与宝贵，并不在其正文之下。我甚至遗憾地看到，吴思忽略了在该书正文之后单独开列出一个“本书关键词表”……我甚至希望《血酬定律》再版时采纳我的这个建议。支持我如此建议的理由是；我一直相信，那一个个看似羸弱的语词其实亦有其生命。为什么不让它更独立地在我们的想象中生长得更为茁壮？
当然，事实上那些“语词”已在我们的阅读过程中变形、扭曲，百转千回地不断生长——从他的“低成本伤害”（1页），我想到写字楼间那些无休无止日复一日的“无报酬加班”；从他的“压缩性认可”（114页），我又想到平头百姓对居心叵测的房地产开发商满心怨毒的愤怒乃至匍匐抗议、下跪造反；从他的“抽水机规则”（61页），我想到的，是变幻无常的物业费、维修费、草地费、装修费、电梯费、垃圾费等一长串费用清单，而从他的“县官—驿丞—招待所所长”（89页），我则得以足不出户、再三把玩、揣摩当下各类大小官员间年旷日持久的“讨好竞争”（89页）……
言及乌合之众生存现实中最为普遍的心理感受之一“迫害感”，卡内提说：“群众总像一座围城，而且是受双重包围的：城墙外面有敌人；地下室里也有敌人……群众的迫害感无非就是这种双重威胁感。外面的城墙越缩越紧，里面的地下室越来越受到破坏。敌人在破坏城墙时的举动是公开的、可以看得见的，而地下室里敌人的破坏活动则是隐秘的、看不见的。（《群众与权力》8页）读完卡内提此语，我的感受怪异复杂，说也说不清……我从卡内提的形象比拟中读出的悲哀远在现实情景无穷悲哀故事所给予我的无穷刺痛之上。好在随后我读到了吴思的《血酬定律》以及掩蔽其中的那个庞大“灰色词库”——以我之见，仅那个“灰色词库”本身，即为一种朝向“地下室”的描述努力，它有助于我们逃离那番绝望黑暗，走到阳光里去；看清身后的一些或一切。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吴思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8月版，23．80元）
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
■ 张国刚
文化是一个很实在又很空灵的东西。自从人猿相揖别，一切经过人类加工改造过的物件，是文化，人们创造这些物质文化的思路、意识和精神，更是文化。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构成了姹紫嫣红的世界文化百花园。
在大航海时代以前，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儒家文化，与欧洲基督教文化、南亚佛教文化、西亚北非伊斯兰文化，是世界文明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明形态。其中，后面几种文明在政治、宗教、语言等方面都曾经有比较密切的关联，唯独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具有相对独特的文化品格，因此，以大航海时代为契机的中西初识，才具有如此波澜壮阔的历史内容。礼仪之争的事实告诉我们，传教士们在远东从事的工作，并不是使“异端”或那些还处在泛灵主义或图腾崇拜的“野蛮人”皈依，而是要面对一个高度发达的古老文明，她迫使天主教不得不进行自我文化反思。，无论是利玛窦的调和策略，还是索隐派对中，国经典密码的解读，或者是耶稣会士反对派的攻讦，都折射出西方文明面对传统中国的独特文化韵味所发生的认同危机。这个问题的本身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中国礼仪（术语问题、祭祀问题）的范畴。
我们可以随便举两个例子。比如中国语言问题。《圣经，创世记》第十一章说：上帝造人时，人类都讲同一种语盲。后来人们通力协作在巴比伦平原（其遗址据说在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附近）建造城塔，以显示人类的力量，所建造的塔直指云霄，被称为通天塔。上帝发现人类联合起来的力量十分可怕，于是使用法力把人类分散在世界各地，并且让他们讲不同的语言，以阻止其互相沟通o《创世记》属于《摩西五书》之一，是犹太教最早确立的圣书正典，一般认为是公元前四世纪由四种不同的底本资料缀合而成。大约比希罗多德的《历史》要晚一百年左右。其实寻找初民语言的故事比《圣经》的历史还要早。希罗多德就讲过古代埃及法老寻找初民语言的一个实验。一位名字叫撒姆提齐（Psammetich）的古埃及后期的一位法老相信，新生婴儿之间如果不受当代人的语言影响而互相说话，那么他们嘴里讲出来的一定是上帝所教给的初民语言。于是，法老下令把一对刚出生的孪生婴儿与其母亲隔离开来，交由牧羊人独自护养，任何人不得与婴儿说话，否则被处以极刑。两年以后，到了孩子该说话的年龄，法老下令停止给孪生婴儿喂食，他相信饥饿将迫使婴儿开口，说出来的就将是人类最初的语言。结果，观察者向法老报告说，婴儿说出的词汇很像斯科特语中的“面包”。法老大喜，宣布斯科特语就是人类最初的语言。十三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也做过类似的实验，结果被试婴孩不幸死去。在《圣经》知识主宰的世界里，寻找初民语言长期以来是人们的热门话题。十六世纪以后的一们艮长的时间里，当欧洲人接触到中文的时候，关于中文起源于什么，是否上帝所造的初民语言，是否具有理性的逻辑语言、哲学语言这些问题曾经是欧洲知识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又比如中国历史纪牢问题。从门多萨、曾德昭，到卫匡国、柏应理，中国编年史知识陆续传播到欧洲。十七世纪欧洲学者对此的最大困惑是，它居然比《圣经》里的历史还要古老！于是，围绕着中国上古历史是否有悖于《圣经》的编年学问题便闹得沸沸扬扬。耶稣会士们向欧洲介绍的中国古史体系引起了西方教俗世界对自己所熟悉的这个世界的认同危机，其震动可想而知。有人怀疑它，有人拒绝它，也有人接受它。当时已经有学者勇敢地利用中华民族的历史纪年提出“亚当之前人类说”的假设。当然主要的观点还是在调和中国古史与《圣经》体系的矛盾。有学者采用《七十子译本圣经》来讨论诸如“世界的寿命”这样的问题。因为《七十子译本》可以将迦勒底人、埃及人和中华民族的历史纪年与《圣经》的年代体系调和起来。此外，还有孔子道德哲学的问题，在十七~十八世纪急剧变化的欧洲社会，中国道德哲学也引起莱布尼茨、伏尔泰这样的启蒙时代旗手的纵情欢呼。
总之，通过晚明到清前期三百年间（1500…1800）中国与欧洲的文化接触和交往，传统中国作为一个辅助因素动摇了西方以《圣经》为代表的世界体系，在这里，“传统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实在参与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构建过程。在后来的岁月里，中国因素虽然逐渐退潮乃至烟消云散，但是，“初识”时代的印记总是如此地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