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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知识分子主导的乡村自治？今人常说他们失败了。其实失或有之，败则来必，因为他们的实践是被知识分子自己无法逆料的政治动荡所切断的，本不应由他们负责。当前，我们又在进行新的一轮村民自治，梁漱溟们可还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否？应该可以的，比如可以提醒我们重新审视士绅阶层在“中国问题”这一语境中的地位和功用。
在传统社会，具有功名身份的绅士充当着政府与农民的中介，是乡村实际的统治者，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主导者与组织者，同时也维系着道德教化的责任。关于绅士的这种作用，张仲礼先生在他的《中国绅士》一书中曾经指出：“绅士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也承担了若干社会职责。他们视自己的家乡福利增产以及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组织修路筑桥、开河修堤等公共工程，此外，还组织地方治安、征税、弘扬儒学、兴建学校等农村社会生活的各项工作。”绅士的威信建立在他的家世、功名、知识、家产、资历尤其是道德感召力上，只有这样，他才会有对上和对下说话都有效用的资格。一方面，他代替政府实际管理乡村社会，另一方面，也在抵制国家权力对社会底层的无限扩张。一个稳定的士绅阶层是维持乡土中国社会生态环境平衡的调节器。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使这一调节器倏然消失，由于城市集中着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城乡社会日益疏离，农村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向城市单向流动，乡村社会的文化生态严重恶化，不再有一个具备足够威信，对上和对下说话都有效用的士绅阶层。当此之际，实际管理乡土中国的是些什么人呢？美国学者杜赞奇在汉学名著《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曾有分析，“村政权落人另一类型的人物之手。他们大多希望从政治和村公职中捞到物质利益，村公职不再是赢得公众尊敬的场所而追求。”“传统村庄领袖不断被赢利型经纪人所取代，村民们称其为‘土豪”无赖’或‘恶霸’……随着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土豪劣绅乘机窃取各种公职，成为乡村政治的主流。”今天我们常说的“流氓治村”就肇始于民国建立之初。1915年，徐世昌曾奉袁世凯面谕，以民国成立以来，各省地方庶政日坏、土匪遍地充斥、土棍串通官长衙役鱼肉乡民为由，通饬各省“诚恳敦聘”地方公正绅耆“出山襄理政务”，企图恢复乡绅制度，但整个社会结构已变，只能徒呼奈何了。近人论及绅士、绅权时往往侧重于其剥削性，这当然不错，可传统士绅阶层在农村文化生态平衡、社会秩序稳定和伦理道德教化上的功能不容一笔抹杀。
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治知识分子不能不让人联想起传统士绅阶层，这不仅是梁漱溟有“中国最后一个大儒”之称，更因其乡治理念带有浓厚的儒家“教养”色彩。近代以降，随着士绅阶层的崩解，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国家权力渗透到乡土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梁漱溟对此十分反感，他决心以自己和同道者之力，和农民打成一片，教之养之，恢复他心目中理想的礼治秩序和社会文化传统，并希望推而广之，直至完全取代世俗的国家权力。梁漱溟的魄力让人惊讶，他不仅是要解决农村问题中国问题，而更要解决一般性的人生问题。你可以说梁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绅治余绪，是贤人政治，是政教合一，过于理想主义，但你能说在当下解决农村问题的过程中，这种理论和思路就一定没有可取的地方，就不需要像梁先生这样充满道德激情的传统绅士型的知识分子？
绅士、乡村、农民，这是传统乡土中国的图景。时代的演进是要注定使这三者中减掉一环的，感伤、怀旧毫无用处，但我们可以通过回溯，弄明白新一轮村民自治中主其事者应该具有怎样的素质，做到杜绝流氓治村，反对权钱联姻。然而手边就有一则新闻，说的是某地村民海选，当地政府硬性规定候选人必须拥有十万元以上的身家才能参选。不禁废书浩叹。
（《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李德芳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1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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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悠久的教育历史中，古代私学和近代私立学校占有重要的地位。与古代官学相比，私学扩大了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更接近社会中下阶层，承担了大部分的基础教育的任务，弥补了官学教学内容单一的缺陷。而近代私立学校则在引进国外先进教育理论、教学内容、教育管理制度和传播近代科学技术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民办教育勃兴，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古代私学、近代私立学校，到当代民办教育，虽然随着时代的推移，学校形式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由私人或私人团体包括社会机构创办、主持、经营管理的学校，有其共性和相近的办学经验，值得认真总结。然而，长期以来，教育研究者多偏重于官办或国家办的教育发展，古代私学、近代私立学校研究还比较少，近年来对民办教育的研究则集中于现实问题的探讨，对其历史发展的研究仍未多见，系统深入地研究古代私学、近代私立学校和当代民办教育发展历史的著作一直阙如。
现在这一现象终于有了改观。我国著名教育史学家王炳照教授主编，叶齐炼、苏渭昌、吴霓、胡艳撰写的《中国私学、私立学校、民办教育研究》一书开创了系统研究从古代私学到当代民办教育经验的新途径，填补了教育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在中国教育史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开创意义。
全书按照时代顺序，分为《中国古代私学编》、《中国近代私立学校编》和《中国当代民办教育编》，全景式地展现从先秦私学到当代民办教育的私立学校教育发展全过程，较全面地反映其中制度的变革，和产生变革的历史原因及其结果，为当前及今后民办教育的发展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
该书并不仅限于叙述历史发展过程，而是多视角多侧面地揭示历史事实和规律。书中综合运用纵向历史进程与横向比较分析结合、微观的个案或专题研究与宏观的总体研究结合、定量的统计分析与定性研究结合等方法，对私学、私立学校和民、办教育的基本发展、其发展的外部条件与内部各有关环节进行细致的分析。如《中国古代私学编》分别探讨私学的产生和发展历史、私学的教学和管理、私学与选士制度的关系；《中国近代私立学校编》则分别研究私立学校发展过程、课程、教学、管理和经费、校风建设等专题，并以南开学校和燕京大学为案例，探索其校风建设的经验；在《中国当代民办教育编》中，探讨我国民办教育研究的理论、民办学校的基本模式和类型。作者从地域、办学主体和管理机构、资金来源三个方面划分我国民办教育的基本模式和类型，在每个方面中，又细分为若干种模式和类型。如按管理机构划分的类型有：民办自主型、国有民办型、承办型，以及几个特殊的办学模式，如教育集团办学、股份制学校、公立转制型学校。作者具体地分析了各种模式和类型的利弊和办学经验，以及民办教育存在的问题、发展趋势与对策，等等。作者还详细介绍当代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荷兰、意大利的私立学校教育，外国私立教育法，作为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比较和借鉴。这种多视角、多侧面的研究，使该书内容丰富而具体，所总结的经验和提出的问题、对策具有可操作性。
该书内容的广博，得力于史料的丰富和运用的严谨。书末列出的主要参考文献已有347种，这还不包括书中引用的许多史料。从所引的书看，基本上为第一手资料。书中还吸收了近年来出现的民办学校章程，生动反映了我国民办教育新动态。
以史鉴今是该书的又一个特点。在该书的前言中，王炳照教授说，对中国古代私学、近代私立学校和当代民办教育的研究“试图将中国教育史研究和对现实教育问题的关注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充实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另一方面更好地发挥中国教育史以史鉴今的作用，以期使历史研究富有现实感，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增强历史的厚度。”全书的撰写就是遵循这一思路进行的。
如《中国古代私学编》通过私学发展的漫长历程说明，国家办学固然是整个教育事业的主体，但限于社会发展水平，国家所办的学校实难以完全满足多种多样的社会需求，大量的教育任务仍需要由私学来承担。所以私学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国家办学的必要补充和辅助形式，保持着很强的生命力。历史上实现国家办学与私学的协调发展时，往往能较好地满足社会的多方需求，促进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书中还论述了明清蓬勃发展的私学与人才培养、科举考试制度的关系，说明私学既为国家培养人才，又以其教学内容的多样性，特别是科学技术教育和蒙学教育，弥补了科举考试单一性的缺陷。
《中国近代私立学校编》在深入研究近代私立学校课程、教学、管理和经费等问题的同时，着重进行私立学校校风建设、私立学校特色培养等问题的探索，指出；面向社会需求，保证教学质量，是私立学校发展的基础，建立风格，形成特色，是私立学校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内容。私立学校要能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不能没有自己的晶牌。
《中国当代民办教育编》在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阶段、办学类型和模式、民办教育政策法规进行深入探讨中，作者结合参加民办教育立法研讨会所得，和考察国外先进的私立学校办学经验，提出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对策，女口加快民办教育立法，制定民办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发展政策，规范完善民办学校内部管理体制，落实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积极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参与民办教育管理，由社会中介组织承担教育行政部门和行业协会所不必或不便于管理的事务，沟通民办学校和社会的联系，为民办学校提供信息服务，等等。这些观点对当前和今后民办教育发展